諾獎得主：城鎮化是支持中國經濟結構變革的力量

　　專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彭斯：

　　隨著城鎮化的發展，中國最終要建立一個功能齊全的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確保當土地的使用權發生轉化的時候人們可以得到合理的市場化的價格賠償。

　　——邁克爾·斯彭斯

　　“如果下一個10年中國經濟還能繼續高速增長，城鎮化必將是其重要的引擎。”2001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紐約大學教授邁克爾·斯彭斯(Michael Spence)對《中國經濟周刊》總結道。2014年4月8日，就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頒布后不久，斯彭斯來京出席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主辦的第四屆中美經濟學家頤和園對話會。

　　盡管對話會的主題被定為：“中美作為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挑戰與機會”，作為以研究勞動力市場見長的經濟學家，斯彭斯更關注中國人口紅利的衰減以及快速的城鎮化步伐。

　　斯彭斯認為，城鎮化是現代經濟的根基，對一國的經濟發展來說至關重要。如何讓城鎮化持續推動經濟發展，是當前新興經濟體所面臨的挑戰。

　　2001年，邁克爾·斯彭斯、喬治·阿克爾洛夫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以“不對稱信息市場理論”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長期致力于勞動力市場的探究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有著很大的啟發。據媒體報道，他曾受中央高層邀請，負責對“十二五”規劃研究課題的成果進行匯總評估。

　　在參加頤和園對話會間隙，斯彭斯接受《中國經濟周刊》獨家專訪，就中國在城鎮化方面遭遇的挑戰，給出了自己的藥方：城鎮化必須通過帶動就業增長，才能推動經濟增長。

　　“城鎮化不應被視為一個獨立的過程，而應把它視為支持經濟結構變革的一種力量。一些經濟體經歷‘壞的城鎮化’，是因為人們在沒有就業的情況下涌入城區。要避免這種不良后果，城市須有公開透明的土地產權交易市場和完備的基礎設施。” 斯彭斯說。

　　中國已過劉易斯拐點

　　“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即勞動力由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由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劉易斯認為，在工業化過程中， 農村富余勞動力將向非農產業逐步轉移，農村過剩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與“劉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由于年輕人口數量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從而具備低成本的生產優勢。關于中國的人口紅利是否消除這一點，一直在經濟界存在爭議。而斯彭斯認為，中國已經過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將消失。

　　記者：隨著中國城鎮化步伐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中國經濟界關于劉易斯拐點是否已到和人口紅利是否消失的爭論也日益激烈，您怎么看待中國現在所處的階段?

　　斯彭斯：過去幾十年的城鎮化進程，依靠從傳統行業通常是農業中轉移出來的巨大的勞動力供應，保證了勞動力工資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當你想提高勞動力工資的時候，總有新的競爭者來填補你的位置，所以工資總是上不去。劉易斯拐點就意味著這種情況停止了，勞動力工資開始上升了。

　　這樣的話會提高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上的作用力，使得GDP中投資和消費的占比更為合理。如果中國經濟想由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的話，出現這樣的現象是非常好的事。

　　我認為中國年輕勞動力所帶來的人口紅利已經沒有了，不像印度、拉美、非洲，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年輕的國家。但是中國可以通過修改政策來改變情況，比如單獨家庭可以生二胎政策的放開等都會使得人口生育率上升。只要中國的人口不因此“爆炸”，這些政策調整都會有利于經濟發展。

　　在新興經濟體中，人口紅利確實是經常出現，但人口紅利是否存在也取決于經濟發展模式。如果只是人口眾多，但是經濟發展模式無法創造或新增就業崗位的話，那也不會有人口紅利反而會令人頭疼。

　　中國正經歷人口老齡化，已經過了劉易斯拐點。改革開放30多年的城鎮化進程已經吸引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大約82%是農村人口，現在大約50%。當然這一數據仍有爭議，因為這取決于農民工身份的界定。但我認為當中國成為完全現代化的國家的時候，中國可能只有10%甚至更少的人口在農村從事農業，所以劉易斯拐點在中國已經發生過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已不再有那么多了。

　　記者：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您認為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將面臨什么挑戰和機遇?

　　斯彭斯：我想近些年來，在勞動力市場方面有很大的變化，主要是積極的方面，雖然工資上漲，給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利潤上漲帶來了壓力，但是這是好事，因為收入上漲是經濟發展的需求，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基本處于比較好的形態。

　　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不是這樣，有些國家的勞動力市場比較僵化，進而影響了經濟結構，使得產業的適應性、靈活性不夠。各國的勞動力市場都有不平衡的情況，中低端勞動力市場工資上漲得比較快，但是高端勞動力市場比如大學生工資上漲比較慢甚至還出現了就業難的問題，但這種不平衡是常見的現象，因為這種不平衡可能是由于其他經濟問題引起的，比如金融領域的問題，未來這些問題能否被解決，取決于中國現正在進行的深入改革的方案什么時候能夠貫徹完成。

　　記者：您長期研究收入分配問題，您怎么看待近期中國的城鎮化在改善國民收入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

　　斯彭斯：實際上中美兩國都有收入不平等的問題，但是從最近的數據來看，中國的這個問題正在好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工資上漲，此外本屆政府的改革注重民生。在中國新出臺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就有推動城鄉一體化的改革，就是要讓農民工和城市居民，無論收入水平高低和所處的地域在哪里都能享有最基本的社會服務，包括醫療、教育等，當然這不可能是朝夕之間就做完的事情，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改革內容。

　　另外需要注意的問題，比如腐敗、濫用權力，特別是涉及到土地問題，我知道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中也要解決這些問題。隨著城鎮化的發展，中國最終要建立一個功能齊全的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確保當土地的使用權發生轉化的時候人們可以得到合理的市場化的價格賠償。

　　中國應吸取俄羅斯的國企私有化教訓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有企業改革做出全面部署，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今年2月，中石化宣布引入社會和民營資本實現銷售業務混合所有制經營。此后中冶集團、上海國際集團等大國企也相繼宣布啟動混合所有制改革。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成為新一輪國企改革的核心。斯彭斯認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要防止國企全面私有化。

　　記者：國企近期啟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為近期國企改革的一個重要議題，您對這一改革有什么看法?

　　斯彭斯：國企改革需要很長時間，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從中央到地方的國有企業規模如此巨大，致使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地完成。中國的國企不能全盤私有化。中國政府、決策者希望以大規模的投資和比較好的收支平衡來抵御可能遭受的經濟沖擊，而這就需要中國國企的幫助。

　　憑借這種模式，中國經濟發展能保持平穩發展，而一旦國企私有化，就失去經濟的“維穩力量”，這很有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比如俄羅斯的私有化就沒有搞好。

　　與此同時，國有企業擁有巨大的資產，民營企業沒必要全部進入控股。國資委可以減少對每個公司的控股，但是可以保持對多個公司的控股，我稱之為多樣化戰略。這樣國資委實際控制的資產還是那么多，但是你可以控股的公司數量卻很多。然后政府可以利用部分國有資產來支持社保養老體系，可以做好多事。啟動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中國政府可以認真考慮怎么來盤活手中的國有資產。

　　除少數特殊領域外，總的來說保持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間相互有競爭是好事。政府管理好國有企業，并保證民營經濟合理進入，從而產生競爭、推進創新，這對中國經濟健康發展非常重要。

　　斯彭斯的學術貢獻：如何解決信息不對稱

　　斯彭斯研究發現，有時候市場上的買賣雙方對商品掌握信息不一致，即信息不對稱，可能導致市場資源無法均衡配置。要解決這一難題，市場上掌握信息更多的一方需主動發出信號。

　　比如在勞動力市場上：為了謀到一個較好的工作，應聘者往往從服裝到畢業文憑挖空心思層層包裝，使用人單位良莠難辨。斯彭斯提出了一個所謂的“獲得成本”概念，他舉例說，對于用人單位而言，應聘者如果出示具有越難獲得的能力證明就越表明其具備可信賴的能力。比如求職者提供哈佛畢業文憑，就比一般學校的畢業文憑更有可信度，以此證明其能勝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