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定了在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的目標。實現這一目標面臨一系列挑戰，諸如真正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國家創新系統、合理使用日益增加但仍然有限的研究開發經費、完善知識產權體系等。但是，最大的挑戰無疑是人才的挑戰，而應對人才的挑戰將有助于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真正從注重投資、過度依賴出口、資源利用效率低、對環境不友好向創新的轉型。
筆者及同事斯丹凝(Denis Fred Simon)認為，四個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中國面臨著嚴峻的人才挑戰。首先，盡管有人聲稱十年“文革”造成的56歲到60歲這個年齡段的斷層，已被45歲左右的年輕一代彌補，所以人才的年齡斷層已經不復存在，但是，斷言高層次人才的斷層已經解決為時尚早。
其次，高層次人才的斷層又由于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的留學熱而加劇。在過去30年間，中國先后派遣了139萬留學生出國，但是，到目前為止，僅大約28%學成海歸，人才外流(brain drain)不可謂不嚴重。
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互聯網泡沫的破裂、高技術產業的蕭條、加之“9·11”后美國加緊了對高技術專業留學生和專業人員簽證的管制，中國留學生“海歸”人數急劇上升，出現了人才回流(brain gain)。當前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也將導致更多的留學生海歸。同時，在海外的留學生也通過各種方式環流(brain circulation)，報效祖國。
但是，至少是近期的許多“海歸”并沒有在海外的工作經驗。如果他們不能在海外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并積累一定的工作經驗，回國后成為“海待”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另一方面，高層次留學生滯留海外不歸是不爭的事實。另外，“海歸”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為跨國公司在中國的企業工作，由于跨國公司在薪酬、工作環境、職業發展等方面遠優于國內院校和企業，又造成一流人才的國內流失(internal brain drain)。
近十多年來國家推出的一系列人才工程，從中國科學院的“百人計劃”、教育部的“長江學者計劃”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等，旨在解決高層次人才的問題。最近國家又推出“千人計劃”，就是正視這個問題的再好不過的表現，而這一斷層還表現在高層次企業人才上。
創新中國面臨的人才挑戰的第三個原因，在于中國社會日趨老齡化。筆者的研究表明，在2015年前后，中國將出現退休的專業技術人員超過達到接受高等教育年齡的學生的人數，這無疑將使中國面臨人才培養和使用更為嚴峻的問題。相比之下，印度的人口年齡結構遠優于中國，從而有可能使中國在吸引外資，尤其是高層服務業方面處于劣勢。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中國大學擴招是為了增加內需，但似乎也起到了未雨綢繆的作用。
最后，創新中國面臨的人才挑戰還由于如下現狀：總體來說，現有的科學、工程和其他專業人員及大專院校畢業生水平不高。人才的水平問題不僅具體表現在不同院校培養出的學生的質量參差不齊，一流院校的畢業生可與世界上任何院校的學生的水平媲美，但是剛剛升格為大學的院校的水平令人不安。大學教授不但人數緊缺，而且知識更新迫在眉睫，否則，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高校擴招，使得人才的質量問題雪上加霜。雇主都希望畢業生馬上能使用，但又不愿向大學生提供實習機會;而員工頻繁跳槽也使得雇主對在職培訓心有疑慮。
由于上述四個原因，導致盡管中國科技人力資源人數為世界第一，從事研發的科學家工程師人數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高等院校的在校和畢業生人數同樣舉世矚目，但從政府、科研院所到內、外資企業，都在大聲疾呼人才尤其是高質量人才短缺，人才的地區和層次結構分布不合理，優秀人才難于管理和保留。
為了應對人才的挑戰，200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人才工作會議，會上胡錦濤總書記高瞻遠矚地指出，未來國際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5年多過去了，對人才的重要性是否真正形成共識?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切實可行、對癥下藥?人才“工程”、“計劃”是否解決了人才問題?也許到了認真審視這些問題的時候了。
(作者為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萊文國際關系和商務研究生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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