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病毒學家:在自然界尋找打敗埃博拉的靈丹妙藥

以色列病毒學家萊斯利·洛貝爾博士。

　　在西非肆虐的埃博拉疫情發展至今，世衛組織已宣布“全球警戒”，人類與這一致命病毒的抗爭進入關鍵階段。危機面前，世界驚慌，人們把希望寄托在科技上，期待著科學家們創造奇跡，用人類的智慧打敗埃博拉。

　　隨著美國、加拿大、英國、中國等推出一系列埃博拉診斷方法、防控手段、新藥等，戰勝埃博拉的曙光初現。身處地緣沖突暴風眼的以色列近段時間幾乎搶了埃博拉的世界頭條，但在其安靜的內蓋夫沙漠，有一群人在本古里安大學蘇若卡校區忙碌，默默追蹤著致命的埃博拉的前世今生。他們是怎樣研究這種致命病毒的？他們何時也能上頭條？帶著這些疑問，科技日報記者專訪了以色列病毒學家萊斯利·洛貝爾博士。

　　曾經的孤獨旅行

　　洛貝爾的故事開始于10年前。這位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醫學博士、病毒學家，2002年時因再也無法忍受紐約的喧囂而選擇移居安靜的以色列內蓋夫城市貝爾謝巴，并開創了本古里安大學傳染病研究先河，“我從2003年開始在烏干達追蹤埃博拉疫情的幸存者”。他每年去非洲4、5次，每次數星期，幾乎走遍了曾經的埃博拉疫區，追蹤這種間歇性發作的可怕病毒和它的近親馬爾堡病毒。“沒有人理解我的工作，很難得到資助，我周邊的人對傳染病知道的并不多。”他說。幸虧一家以色列生物科技基金給他最初的研究提供了難得的資助，但洛貝爾仍然感到孤單，他和他少得可憐的團隊成員在非洲幾乎孤獨地穿行了10年，他們持續跟蹤埃博拉疫情的幸存者，與當地醫院合作、拜訪幸存者家庭、聯合當地學者開展調查，遴選了幾百個病例，追蹤帶有抗體的樣本。

　　“我服用抗瘧疾藥、抗生素保護自己，和至少有3個月感染史的健康幸存者見面。我研究他們的免疫系統，找出他們活下來的原因，答案可能是遺傳或表觀遺傳。”洛貝爾說。為了贏得信任，洛貝爾與幸存者見面時并不穿戴防護服，“我不是一個進門就抽血取走樣品馬上離開的陌生人。”由于非洲深受傳染病之苦，更多的病人和當地機構、專家與洛貝爾建立了合作關系。

　　洛貝爾的研究在2011年發生了根本轉機，他的非洲之旅不再孤單。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美國軍方這一年認同了洛貝爾的研究思路，開始為其提供資助，并聯合烏干達病毒研究所成立了三方合作研究小組，同時在恩德培設立了實驗室。之所以選擇烏干達，除了這里有較豐富的研究資源外，最重要的是當地政局穩定，深受病毒之苦的烏干達人有防治傳染病的良好意識和配合精神，“在這里不感到孤單，我是合作協議的起草者之一。”洛貝爾說，“我強調所有基于從烏干達來的樣本的科研成果，烏干達合作方和烏干達人民享有完全的權利。”他見到過太多只從非洲索取各種研究樣本然后一走了之的例子，“那不公平”。

　　來自大自然的是最好的

　　洛貝爾說，他追蹤埃博拉病毒10多年，研究幸存者的免疫反應，發現有些人有抗體，有特殊蛋白質，對埃博拉病毒免疫。他對烏干達2000年以來暴發埃博拉疫情的5個地區進行跟蹤研究，發現有些幸存者沒有抗體，有些有但沒有免疫能力，僅有少數人具有免疫能力的抗體。他們開始確定這些血樣，從中分離抗體，研究病毒蛋白質特性，以期最終找出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疫苗。

　　“我的研究思路在2011年訪問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時得到證實。”洛貝爾說。那里的病毒學家與其交流時稱，他們從猴子精子提取抗體并制成疫苗，然后注射到其他猴子體內觀察是否對埃博拉病毒免疫，試驗取得了成功。“這首次證明了從動物體內分離埃博拉抗體然后研究病毒蛋白質、再制造疫苗的研究思路是正確的。我告訴他們我跟蹤研究了10年埃博拉幸存者，知道哪些人身上可以分離出抗體，我們取得了共識，我們變成了好朋友，我們現在烏干達一起工作。”洛貝爾高興地說。

　　“我認為來自自然界的抗體是最好的，雖然很多人堅持在實驗室合成藥物。”洛貝爾說，就像正在試用的美國馬普生物制藥公司生產的ZMapp，雖然很有效，但只能針對特殊群體，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和大多數生物制劑一樣，抗體首先從小鼠體內培養，這樣做必須針對特定的靶標。藥廠通常追逐最好的靶標，找到病毒蛋白，制造對應的抗體，然后做藥物雞尾酒療法，所有的抗體都將指向特定靶標，疫苗只對特殊人群起作用。“而我們的思路與之相反。”洛貝爾說，“我們沒有針對任何靶標，我們找最自然的抗體，研究抗體對病毒的反應，然后在此基礎上制備疫苗并進行雞尾酒療法試驗。”由于全球變暖，病毒的暴發周期加快，變異活躍，耐藥性增強，針對特定群體的疫苗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就像埃博拉病毒，已知有5個以上的變種，如果研究出了針對扎伊爾性病毒的疫苗，下一次暴發的是新變種又該怎么辦？”

　　洛貝爾認為，基于幸存者血液研制出相應的藥物是針對埃博拉病毒最有效的免疫學研究方法，但是，這種疫苗至少需要5年才能研制出早期劑型，“但我對此充滿信心”。

　　人才和國際合作最重要

　　洛貝爾對目前以色列乃至國際上病毒學和傳染病學人才缺乏憂心忡忡。他說，包括美國在內，病毒學專家后繼乏人，青黃不接，更沒有人愿意到非洲、到疫區去工作。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制藥巨頭對研發防控傳染病毒并不熱心。頻發傳染病的地區和國家大多貧窮落后，唯利是圖的藥廠不會做虧本的買賣，而且發達國家的醫療服務更加個性化，公共健康的投入和維護逐漸減少，人才培養和需求正在下降；二是很多國家缺乏防治傳染病的意識，對大規模疫情暴發準備不足。他說：“人類文明受到的最嚴重威脅莫過于烈性傳染病，但現在人們似乎變得麻木和遲鈍。”

　　他對中國抗擊“非典”取得的成就和經驗很佩服，認為對付埃博拉這樣的高危傳染病必須通過國際合作，一方面通過聯合科研，共享成果，少走彎路，加快推進研制廣譜的抗病毒疫苗；另一方面協調各國立場，共享信息，控制高危人群流動，加大國際援助。“只有這樣，這次埃博拉疫情才可以在一年內得到控制。”他說，他期待著與中國同行進行交流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