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關注一起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一位北京大學的醫學教授,因為種種蹊蹺的原因,最后竟然死在了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的手術室里。
死者就是照片上這位女士,她叫熊卓為,是北京大學的一位醫學教授,在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心血管研究所任研究員,她關于脂蛋白的研究,獲得了2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這位研究成果豐碩的北大醫學教授,可能從來不會想到,她的生命竟然因為許多人為原因終結在北大第一醫院,而這里正是她生前從事研究和工作的地方。
一位北京大學的醫學教授,因為種種蹊蹺的原因,最后竟然死在了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的手術室里
在衛生部公布的執業注冊醫師查詢系統查詢后并沒有任何關于劉希高的注冊信息
北京市律師協會醫療法律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孫萬軍告訴記者,他代理的3個案件當中有兩個已結案,一個案子中涉及北大第一醫院8個醫生無證行醫,另外一個案子,涉及北大第一醫院12個醫生無證行醫。
北大醫學教授離奇死亡
北大教授熊卓為丈夫王建國:“想起了我太太當時死亡的那種慘景,就是像五雷轟頂那種感覺。”
王建國,熊卓為的丈夫,他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教授。據他回憶,2005年12月,熊卓為正在申請第三個自然科學研究基金,因長期伏案工作,她有些腰疼,到北大第一醫院拍片之后發現腰椎出現輕度滑脫,北大第一醫院的骨科主任李淳德診斷需要盡快手術。
王建國:“他(李淳德)跟她講四天就可以下床,一下就可以恢復,他(李淳德)說沒有問題。”
王建國回憶,住院后的第二天一早,骨科主任李淳德就給熊卓為做了骨科手術。不過手術后,熊卓為并沒有像醫生說的那樣很快恢復,病情反而突然嚴重起來。
王建國:“她就扶著這個床邊就走,大概還只走了一分鐘左右,‘嘩’的一下就上來了,就說建國,我不行了,然后就倒在這個地下。”
1月31日,手術后的第7天,北大第一醫院宣布,熊卓為因發生術后并發癥肺栓塞,搶救無效死亡。
王建國:“我一直跪在搶救室的門口,我在那求上帝,我一直都是在求,我已經當時沒有一滴眼淚。”
妻子只不過是做了一個小小的骨科手術,怎么就會意外死亡了,妻子的離去,讓王建國悲痛難抑。
王建國:“因為我們也沒有小孩,一直我們都在,一起相依為命20來年,我太太在的時候,她叫我爹,我叫他娘,因為我們沒有孩子,當時她死的時候,我給她寫的挽聯,我都講,我說你,你是妻、是母、是女兒、是親人、是寶貝。”
但是一位朋友的話,讓王建國的悲痛變成了無比震驚。這位朋友叫胡盛壽,他是王建國妻子熊卓為的同學,現任北京阜外心血管醫院院長。在熊卓為陷入昏迷的最后階段,心急如焚的王建國找來了胡盛壽參與搶救,這位國內知名的心腦血管專家在北大第一醫院的手術室里見證了熊卓為生命中最后的時刻。
王建國:“他出來就告訴我,他說建國她(熊卓為)說沒有救了,他說太晚了,他說救得太晚,他說沒有救了,他說有幾道關卡,他說任何一道如果堵住了都不會死,都不會死掉。”
在校學生無證行醫導致死亡事故
這真是讓人非常非常惋惜,熊卓為教授去世的時候只有49歲,這個年齡正是一個學者最黃金的時期,如果她還在世,一定可以在醫學領域取得更多的成果,造福更多的患者。
但悲痛中的王建國教授卻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讓自己的妻子離開了這個世界?他難以理解北京阜外心血管醫院院長胡勝訴所說的幾道關卡,道道失控的含義。他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妻子作為北大的醫學教授,就在北大第一醫院工作,而北大第一醫院怎么會不盡心盡力?隨后的調查,不僅讓他震驚,更讓他憤怒。
北大教授熊卓為丈夫王建國:“斷了三根肋骨,心臟也破了,肝臟也破了,我在病例看到的時候,我自己就差一點就暈倒在這個地方。”
對于熊卓為的死亡,北大第一醫院的結論是,手術后并發癥肺栓塞,搶救無效死亡。而王建國在妻子的病例記錄上看到,妻子的肋骨折斷了,心臟、肝臟竟然全都破了。
王建國:“肝臟破成什么程度?肝臟破成一個三厘米寬八厘米寬的一個口子。”
熊卓為只是做了一個骨科手術,為什么肋骨斷了,心臟破了,肝臟也破了呢?從手術記錄中,王建國發現,是醫生在搶救的時候按壓造成的。
訴訟代理人卓小勤:“搶救過程當中是非常非常地一個粗暴的一個搶救,然后造成肋骨胸骨骨折,然后刺破心包,刺破心臟,同時又造成肝臟破裂,最終還是由于肝臟破裂大出血無法止血而放棄搶救。”
王建國:“三厘米寬、八厘米長是個什么口子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樣冒血那時候人還有救嗎?”
熊桌為到底是因為什么原因死亡的呢?王建國和律師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件讓他們難以置信的事。
訴訟代理人卓小勤:“凡是病例當中出現的醫生和護士我們都去上網去查他的資質,這樣我們發現,段鴻洲、于崢嶸和肖建濤是沒有資質的。”
記者在熊卓為的病歷記錄上看到,負責觀察,診療,搶救的主治醫生叫段鴻洲、于崢嶸和肖建濤,最后的死亡證明,也是于崢嶸開的。而王建國告訴記者,這三個人,竟然都是沒有行醫資格的北大醫學院的在校學生。記者隨后查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第十四條規定:未經醫師注冊取得執業證書,不得從事醫師執業活動。記者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北大第一醫院是全國知名的好醫院,其技術水準和規范管理一直是國內醫院的榜樣,這樣公然違法而且置患者權益于不顧的行為,怎么可能發生在這里呢,更何況,病人還是本醫院的一位知名教授?
王建國:“這種大醫院,這是全國最好的醫院之一,怎么可以出,出這種ABC,這是犯的一種最低級最ABC的一種錯誤,你去想,一個人的生命去交給一個沒有資質的人這是什么意思?這就好比我把我自己交給街上一個人要他給我開刀是一樣的,隨時都可能損失生命。”
王建國告訴記者,對于于崢嶸等三名沒有醫師資格的學生行醫的事實,北大第一醫院并沒有否認,但是院方強調,病人死于術后并發癥肺栓塞,跟學生行醫沒有直接關系,醫院對此無需承擔責任。為了搞清妻子的死因,王建國在妻子剛去世不久,就從北大第一醫院復印了病例,當他準備和北大第一醫院對簿公堂的時候,他發現病例當中多處都被修改了。妻子的肋骨斷了三根,這一點竟然在病例中消失了,而且院方還把熊卓為當初自己走著進醫院的情況改寫成了坐輪椅入院。
王建國:“我們有很多人一起,包括她的學生還有同事,提著袋子說說笑笑走到醫院去,她這個誣蔑說,我太太是坐著輪椅推過去的,還威脅她的學生,要學生和他們的職員造假,說她是坐輪椅去的。”
王建國和律師統計,病例中被修改的地方不下10處。
訴訟代理人卓小勤:“惡意的一個篡改病例,這是醫生做的手術記錄,他是把一度滑脫改為二度滑脫,而且修改的痕跡是非常明顯的。”
王建國發現,病例中多處修改涉及專業醫療知識,他們反復請多名醫學界的朋友幫助分析查找,才得以發現其中的玄機。
訴訟代理人卓小勤:“那么為什么要改這個,如果是一度滑脫是沒有手術適應癥也就不應該做這個手術的,所以我們認為,是醫生認為就是術后發現出了問題了,怕擔責任,就試圖把術前診斷由一度改為二度。”
術后第六天,熊卓為陷入昏迷,搶救過程中,北大第一醫院從她的體內取出了血栓,,王建國當時就在現場,他看到取出的血栓是白色的,但是后來北大第一醫院所出具的血栓化驗單上寫的卻是紅色血栓。
王建國:“說她是紅色血栓,因為沒有抗凝導致的血栓,一般來說它是混合血栓,如果是紅色血栓的話,那就說你即使不抗凝也沒有問題。”
王建國發現,北大醫院試圖擺脫責任的這張血栓化驗單,在時間上根本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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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國:“因為我的太太是1月31號凌晨取的血栓,它的化驗單是1月29號。”
在被修改的面目全非的病例中,王建國他們發現了很多前后矛盾的疑點,比如,死者的死亡時間竟然有三個。臨時醫囑單上記錄, 1月31號的上午3點30分,尸體處理一次,顯示病人已經死亡,但是在死亡志里邊記錄的則是上午4點50分,搶救無效呼吸心跳停止,而在證明熊卓為死亡的心電圖上,心跳呼吸停止的時間則是6點53分。
王建國:“這叫什么事,這都是奇聞了,這么好的醫院,你怎么會高出這種事來。”
沒有行醫資格的學生給病人看病,病人死亡后,修改病例,這樣的情況發生三級甲等醫院,聽起來確實像奇聞。
王建國認為,這些沒有行醫資格的學生缺少從醫經驗,在許多環節上處置不當,人為事故層出不窮,院方為了隱瞞真相,不得不事后修改病例。
比如說熊卓為是一位高血凝患者,手術過程中容易引發血栓,術后需要服用抗凝藥物加以預防,但王建國發現,北大第一醫院的學生醫生們并沒有給熊桌為采取任何抗凝措施。
北大教授熊卓為丈夫王建國:“(手術后)兩天內,我的太太這個腳就開始脹,這個底腳就開始疼,如果按照現在看,她實際上當時已經在發生血凝,她是栓在(神)靜脈血栓了,已經在,已經在腳上了,但是當時我們問這個醫生,他說這個那個傷口神經痛。”
王建國回憶,做完手術后的第三天,熊卓為腿部腫脹的厲害。
王建國:“他們不僅僅沒有給她檢測,還給她吃大量的大止痛藥,這個止痛藥可以掩蓋,掩蓋這個血栓疼痛的這個表征,栓了還不知道疼。”
手術后的第五天,熊卓為開始呼吸困難,當天不得不吸氧六小時。
王建國:“后來才知道,這時候已經血栓已經很嚴重了,它說不一定已經跑到肺里邊這些地方來了,因為她呼吸不暢,那肺肯定受到影響,但他們還是沒采取措施。”
2008年年底,律師的一個偶然發現,讓王建國發現了妻子死亡背后這些不為人知的秘密。北大醫院麻醉科主任公開發表了一篇文章,分析忽略抗凝導致死亡的嚴重性,作者引用的這起死亡事故的主人公,碰巧就是熊卓為。
王建國:“這篇文章里邊清清楚楚地講了,她的肺栓塞的發生,講的這是高危病人,容易發生肺栓塞,他們沒有采取任何抗凝的措施,第二他這個里面也證明了一點,這個肺,兩個肺動脈并沒有完全栓死,只栓了一個,另外一個還可以流通,那時候搶救是可以搶救得了的,如果當時不把心臟按破,不把肝臟按破,把那個肺栓一取掉她根本不會死。”
北京阜外心血管醫院院長胡盛壽參與了熊卓為最后的搶救,王建國在妻子去世后,和胡盛壽通了一個電話,把胡盛壽對于妻子死亡原因的判斷錄在了手機上。
阜外心血管病醫院院長胡盛壽:“這個整個給她做完手術以后,術后的處理常規有問題,他沒有給她抗凝治療,明明一個高凝狀態,做骨科手術長期臥床,不給她吃抗凝藥,這是直接導致她肺栓塞形成的原因,搶救的過程當中,又使用非醫療人員進行搶救,導致搶救失敗。”
2009年7月1日,在熊卓為死亡3年7個月之后,北京西城區人民法院一審作出了判決,北大第一醫院的診療跟熊卓為的死亡有因果關系。拿到判決書后,王建國號啕大哭。妻子離世后,他一邊忙著處理后事,搜集證據,一邊來往于北京和妻子在新加坡的家,安撫年事已高的岳母。對于妻子離奇的死亡內情,至今他都不敢告訴老人。
王建國:“她現在的骨灰還放在這個上面,我不敢去埋,我把它放在八寶山,我做一個夢,她說她要回來,我就給她從八寶山把她接回來了,有的一些時間沒做夢,我就去磕頭,去求她。”
北大醫院無證行醫屢傷人命
沒有醫師資格的學生非法行醫,由于經驗不足導致了醫療事故層出不窮,這樣的事情居然發生在全國知名的北大第一醫院,這確實令人震驚。
是的,我們的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熊卓為教授在北大第一醫院所遭遇的這一切,并不是個例,北京一位律師就告訴我們,他手里就有3起案子都涉及非法行醫和修改病例,被告方都是北京大學第一醫院。
北京市律師協會醫療法律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孫萬軍:“我在代理這些案子前,我也沒有想到就是這個案子當中在北大醫院,這么大的國家的醫院會出現這么嚴重非法行醫的行為。”
孫萬軍,北京市律師協會的秘書長,他告訴記者,他代理的3個案件當中有兩個已經結案,一個案子中涉及北大第一醫院8個醫生無證行醫,另外一個案子,涉及北大第一醫院12個醫生無證行醫,最近他剛接手的一個新案子,非法行醫情況更加嚴重。
孫萬軍:“我竟然發現有34個醫生沒有證,給同一個病人來看病,能想象到這個情況有多嚴重嗎?”
照片上的女孩叫劉莉,2006年11月,19歲的劉莉因牙齦出血,拉肚子嘔吐,到北大第一醫院急診室求診。四天后,劉莉死亡。
劉莉母親周鳳英:“越來越血抽不出來,人越來越弱,越來越白,臉上有青春痘,慢慢地都看不見了,變白了。”
劉莉的母親周女士回憶,劉莉入院后,病情迅速惡化,但是對于他的情況,醫生們似乎并沒有十分重視。
周鳳英:“孩子都跑步的速度了,這心速,你怎么還不著急,我說我一問那大夫,一問那護士,他告訴我正常,我們24小時監護呢。”
尸檢報告顯示,劉莉的死因是血栓性血小板減少癥。法院調查發現,在四天的治療中,醫生錯誤地診斷了病情,而當時給劉莉診治的10名醫生,竟然有8名沒有醫師資格。
周鳳英:“我真的很想把她撫養成人,看著她幸福,我說我老了也有個依靠,我說你說你怎么走了,你讓我怎么活下去。”
照片上的男士叫王磊,2007年4月,王磊因感冒到北大第一醫院急診室求診,三天后,王磊死亡。王磊的妻子劉女士回憶,入院的當天,醫生在給王磊輸液后,他就出現了抽搐癥狀。
王磊妻子:“輸上這個藥就開始哆嗦就難受,在這種情況下我找了他們醫生找了四次,就在那坐著都不帶動的。”
醫生開的藥物是一種抗菌素拜服樂,劉女士仔細看了一下藥物說明書,發現丈夫的癥狀跟說明書中描述的的過敏不良反應非常相似。
王磊妻子:“我就跟他講一下,我說他用這個藥可能有一定的問題,這個醫生陳夏歡,把手插著這個兜,完了靠在那個桌子上就一副那種傲視一切,結果他們給他推走以后,打了強鎮靜劑。”
在整理交費清單時,劉女士發現,王磊從入院到死亡只有50個小時,醫生竟然開出了54支強鎮靜劑,綜合其他用藥量高達47730毫升,相當于47公斤的水。而且從后來的遺囑中,劉女士看到,其實在第二天巡診的時候,就有醫生已經注意到了王磊對藥物的不良反映,并留了醫囑。
王磊妻子:“我們看到他病例上記錄說是,患者發作抽搐就是停用(拜弗樂),完了輸(普森),這不是寫得很清楚了嗎?第三天陳夏歡,他又給開了,輸完這個藥就開始高燒了。”
劉女士查詢以后發現,對王磊診治的醫生護士中,有12人沒有執業資格。主治醫生陳夏歡,竟然是北大醫學院差三年才畢業的在校學生。
王磊妻子:“我沒有想到就是國家的三甲醫院能夠出現這種問題,紅帽子下開黑店。”
孫律師告訴我們,他代理的北大醫院的這幾起醫療糾紛案子,調查取證都極為艱難,病人的病例被大量修改。
北京市律師協會醫療法律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孫萬軍:“這個病情本來不發燒改成發燒了,這些用藥本來是零點用的藥,改到四點改到七點,數量也是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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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妻子:“我們這個案件就在審理過程當中,整個看,它的所有的全部都重新做了,整個改了一遍。”
記者:“有沒有做過統計,修改過多少處?”
王磊妻子:“136處。”
記者親歷北大醫院非法行醫
以前我們聽說過黑診所里的非法行醫,但是發生在公立醫院,尤其是北大第一醫院這樣全國都有名的三級甲等醫院,確實讓人想不到。
我們的記者多次要求采訪北大第一醫院,都被拒絕了。那么非法行醫這種情況是否真的存在呢?我們的記者以患者的身份前往北大第一醫院進行了暗訪。
北大醫院辦公室主任:“不會,絕不會,因為他們沒有處方權。”
北大醫院辦公室拒絕了我們的采訪,不過對于見習醫生開處方的情況,醫院辦公室的龍主任表示絕無此事。
記者:“實習醫生您確定不會開方子,不會參與診療活動。”
北大醫院辦公室主任:“肯定不會。”
這位龍主任表示,按照北大第一醫院的規定,見習醫生都是跟著上級醫生觀摩學習,絕對不會獨立看病。事實是不是這樣?記者隨后以患者身份在北大醫院急診掛了一個外科號。
醫生簡單問了一下病情之后,給記者開了一些消炎藥。記者注意到,這位在門診看病的醫生名字叫做劉希高。那么劉希高是不是已經取得醫師執業資格的醫生呢?記者在衛生部公布的執業注冊醫師查詢系統進行了查詢。發現,系統里面沒有任何關于劉希高的注冊信息。
記者:“您現在在這里工作?”
北大第一醫院急診醫生劉希高:“我在這里讀博,在北大醫院讀搏,還在博士階段,畢也不一定留下來。”
記者:“還沒畢業,哪年畢業?”
劉希高:“還有兩三年。”
記者得知,按照執業醫師法的規定,醫生必須要取得執業注冊資格才能行醫。而急診科通常接診的是急重病人,所以對的醫生要求更高,一般要求在臨床工作5年以上才可以到急診科看病。而劉希高只是一名差三年才畢業的在校博士生,為什么就可以來急診科給病人看病呢?
劉希高:“平時在病房里,只是3個月的急診,急診結束了就回病房了,培養模式就是讓你當住院醫,這是給你的待遇。”
劉希高說,只要考入北大醫院研究生,就可以享受住院醫待遇,每月1000多元工資,醫院管吃住,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參與臨床實踐。
記者:“回病房還有機會接觸臨床?”
劉希高:“對阿,每天都要放病人,上手術,每天都有手術,我們所有的時間都在醫院,上課就是周末。”
記者:“你做過多少手術了?”
劉希高:“我做過小的,闌尾炎什么。”
記者注意到,急診辦公室的桌子上有一張值班醫生表,記者隨后把相關醫生名字輸入衛生部執業醫生查詢系統進行了查詢,發現除了劉希高以外,李少雷,周怡君,也同樣沒有任何注冊信息。記者隨后來到了熊卓為曾經動手術的北大第一醫院骨科。在值班醫生名字里面,記者意外地的看到了于崢嶸的名字。他正是當初給熊卓為看病的在校學生。我們了解到,按照刑法336條規定,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非法行醫,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的,住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就診人死亡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于崢嶸非法行醫早已經法院認定,不過記者從值班護士那里了解到,于崢嶸似乎沒有受到這件事情的影響,現在他已經是北大醫院骨科的主治大夫,這一周跟隨主任到泰國學習去了。
記者:“你們說的是于崢嶸大夫是吧。”
北大醫院骨科護士:“對,他現在是我們科的大夫了,就是主治大夫。”
護士告訴我們,現在住院處的主力醫生,有不少就是在校的學生。在醫生值班室,我們遇到了一位正準備上手術臺給病人做手術的北大醫學院的學生。
記者:“剛才那小伙子考執業資格證嗎?”
北大醫院骨科實習生:“他應該是明年就可以考。”
記者:“但他今年就已經在做臨床的工作了。”
北大醫院骨科實習生:“對。”
記者:“醫院允許這么做?”
北大醫院骨科實習生:“對,在這兒實際上可以,就是收收門診過來的住院病人,看病例,開遺囑,上手術。”
半小時觀察:誰來保護我們的看病權?
看到我們記者的暗訪,尤其是最后看到那位還沒有考取醫師資格的學生正在準備去做手術,我實在不知道該說什么了,我真是很擔心那位躺在手術臺的患者。
今天,我也特意上了一下北大第一醫學院的官方網站,北大第一醫院創建于1915年,是我國最早創辦的國立醫院,網站自稱該院學科齊全,綜合診療水平高,承擔著北京全市6萬多人的公費醫療,以及占北京八分之一的干部保健任務。就診患者中,有1/3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疑難病患者。北大第一醫院自稱其醫院文化是厚德尚道,但國家的法律法規清清楚楚,沒有職業資格不得行醫,我不明白像北大第一醫院這樣歷史悠久、國內外知名的醫療機構為何敢公然違法,而且在事故屢屢發生之后依然不改?國家和北京市的衛生監管部門為何在這里失控?這樣一家知名的醫院都不遵守國家法律、不尊重患者生命權利,不僅讓人震驚,更讓人寒心,全國到底還有多少類似的醫院在草菅人命?我們期待盡快得到答案,究竟誰在保護我們的看病權?(記者:莊嚴 攝像:貢存、景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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