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院所成反腐新領域涉案人員多為精英

精英碩鼠 張浩/漫畫

北京海淀檢察院調查表明：科研經費使用、后勤服務、圖書資料購置是科研院所職務犯罪滋生三大“病灶”

　　大學已經成為世人關注的職務犯罪高發區，而科研院所里的腐敗，人們了解的并不多。

　　據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統計，2005年至2009年，該院反貪局共立案偵查發生在海淀區科研院所的職務犯罪案件12件12人，涉案金額共計279萬余元。與其他領域的職務犯罪相比，這12起案件，多數案件涉案金額并不巨大，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也不復雜，但是，案發范圍之廣、涉案人員學歷之高，以及案件本身暴露出的科研項目經費管理混亂等現象，是科研院所職務犯罪呈現出的鮮明特點。

　　1　涉案人員多為業務精英

　　案發前一個月，34歲的何音剛剛在教堂舉辦完婚禮;此前不久，他剛收到了中國科學院某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錄取通知書。然而，洞房花燭和金榜題名的喜悅還未散去，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的辦案人員就敲開了他的家門。

　　在海淀區檢察院查辦的12起科研院所職務犯罪案件中，涉案人員文化程度普遍較高，除1人為高中文化程度外，其他都是大專以上學歷，6人為本科，2人為碩士。他們都是高學歷人才，年富力強，案發時處于事業黃金期。在12起科研院所職務犯罪案件中，中國科學院某研究所生物特征認證與測評中心原主任助理兼中國信息安全產品測評認證中心原副主任何音的故事十分典型。

　　該研究所是中科院下屬的骨干研究所，主要負責智能識別系統、人臉識別技術、虹膜識別技術等，均屬尖端高科技。何音負責管理該研究所生物特征認證與測評中心行政事務，經手課題經費的申請和報銷。

　　“何音的導師們均為相關領域的權威。但是，業務上的專家，在科研經費的管理方面卻不一定內行。”據辦案檢察官張小兵介紹，每次何音申請經費的支取，導師往往只管簽字，此后并不過問經費的去向。何音覺得有機可乘，便于2004年注冊成立北京藍盾信安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他以該研究所的名義，與藍盾公司簽訂兩份虛假合作協議，用藍盾公司出具的發票分別于2005年2月2日和6月3日在該研究所報銷領走31萬元和40萬元的支票兩張，入到藍盾公司，分17次將這兩筆款項提現據為己有。2005年至2006年，何音還多次截留客戶單位給付的測試認證費共計6萬元。

　　“何音編造需向某公司或培訓機構支付材料費、培訓費等理由，拿著偽造的合同內容讓導師簽字，導師簽字后，他便更換合同正文文本，將付款方向改成該研究所支付給藍盾公司。”張小兵介紹說，有一次，何音請導師簽字的報銷單數額僅為20元，拿到財務支取錢款時，他在20元前面加上“3100”，輕松支取出31萬元。

　　2008年9月19日，何音因犯貪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

　　據辦案檢察官介紹，12起科研院所職務犯罪案件中，涉案人員年齡集中在30歲至45歲之間。這些人中的很大部分處在中層或中層以上領導崗位，或正面臨不同晉升機會。何音在12人中學歷最高，案發前，他剛剛考取了中國科學院某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

　　“全所上下對何音的科研能力都非常認可。如果沒有這個事情，單憑何音的業務能力，將來提拔為副所長的可能也是有的。”案發后，何音的導師表示，像何音這樣的業務精英犯罪，他既感到惋惜，又覺得心有余悸，“現在看來，如果何音這種人真到了一定的領導崗位上，那就不是幾萬元、幾十萬元的損失了。”

　　2　科研院所腐敗多發于三個領域

　　從海淀區檢察院近年來查辦的科研院所職務犯罪案件來看，發案單位涉及中國科學院、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海淀區科委等國家級、省級及區級科研機構，涉及面較為廣泛。其中，行政后勤服務、圖書資料購置和科研經費使用三個重點“病灶”引人關注。

　　12起案件中，涉及行政管理、物業公司工程部、車隊以及薪酬福利等行政后勤服務環節的案件5件5人，涉及購置圖書資料環節的4件4人，涉及科研經費使用的3件3人。

　　杜海益，中國某技術研究院人力資源部薪酬福利處原處長。2007年7月，他利用職務便利，在為員工購買健身卡的過程中，將某飯店健身中心以現金形式返還的辦卡折扣21萬余元私自截留并占為己有。2009年11月4日，海淀區檢察院以杜海益涉嫌貪污罪向法院提起公訴。

　　某聲學研究所車隊原負責人張續利，利用職務之便，違背車隊關于績效工資分配原則的規定，擅自提高自己的績效工資標準，采用虛做績效工資核發表的手段，于2001年12月至2004年4月多領績效工資27萬余元(實際占有18萬余元)。2007年12月13日，張續利被法院以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

　　貪污作為傳統型職務犯罪案由，在科研院所職務犯罪中十分常見。此外，科研院所職務犯罪案由還集中在受賄、挪用公款等犯罪類型上。在這12起科研院所職務犯罪案件中，除4件4人為貪污犯罪外，5件5人為受賄犯罪，3件3人為挪用公款犯罪。

　　某部五院圖書館原館長李子明，利用負責圖書館全面工作的職務便利，于2003年6月至2005年2月，伙同圖書館館員靳欣(另案處理)收取圖書供應商給予的購書回扣款8.3萬余元。其中，李子明個人實得購書回扣款1.2萬余元。

　　王博在擔任海淀區某委員會出納員期間，利用職務便利，通過私自領用單位支票提取現金或轉賬購物的手段，于2004年2月至2006年3月共計挪用公款90余萬元。2008年7月18日，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處王博有期徒刑三年。

　　據海淀區檢察院檢察官介紹，以上幾種類型的涉案人員犯罪后贓款的用途，或用于家庭消費，或存入銀行，或進行營利活動。到案后，經辦案檢察官教育，多數科研院所職務犯罪人員認罪態度較好，都能及時意識到并反省自己的錯誤，較為清楚地交代贓款的去向，多數人能夠主動退贓，從而避免了發案單位的損失。

　　3　高學歷高智商低“法商”

　　海淀區檢察院檢察官在辦理這12起科研院所職務犯罪案件時發現，“何音現象”在科研院所人員職務犯罪中普遍存在，即智商高、業務精，但卻表現出低“法商”，甚至是法盲。

　　“何音這種類型的涉案人員屬于貪心不足、蔑視法律型，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騙取單位公款，而還有一部分涉案人員屬于渾然不覺型，自己的行為觸犯了刑律仍不知所以然。”辦案檢察官介紹說，“在我們辦理的幾起挪用公款犯罪案件中，大部分犯罪行為人挪用公款時認為僅僅是借用一下，終歸是要還的，算不上犯罪，待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時才后悔莫及。我們在辦理李子明、靳欣受賄案時還發現，在圖書采購過程中，涉案人員竟無一例外地認為將購書返還款用于發放員工福利是無可厚非的事情。”

　　動用公款給領導辦事，錢雖沒落入自己腰包，但照樣構成貪污罪。現實生活中的這一教訓，給北京市某研究院原辦公室主任兼行管處處長沈平文上了一堂法律課，令他終生難忘。

　　“那些錢給領導的兒子交了擇校費，我一分沒貪，憑啥定我貪污罪?”2005年8月，沈平文因涉嫌貪污被海淀區檢察院查辦，到案后他大呼冤枉。1995年8月，沈平文的領導武某請沈平文幫助聯系辦理其子在北大附中上學事宜。沈平文很快將武某兒子入學事宜聯系妥當，但需向學校交納擇校費。于是，沈平文私自決定從其管理的該院八里莊房管所公款中支出4萬元為武某的兒子交納擇校費。

　　“從表面看，4萬元公款并沒有被沈平文個人占有，但這僅僅是對公款的一種處置方式。”辦案檢察官郝長勝向記者解釋說，“非法占有財物的歸屬，不僅包括將財物占為己有，還包括行為人將非法取得的財物轉為第三人持有、交給集體、毀棄等處理方式。這些方式，都是屬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侵犯了財產的所有權。因此，沈平文的行為符合貪污罪的構成要件。”后海淀區檢察院經審查認為，沈平文涉嫌貪污罪，但鑒于其犯罪情節輕微，認罪態度較好，涉案金額較少，且能夠積極退回贓款，遂對其作出不起訴決定。

　　4　加強經費管理完善用人機制

　　海淀區檢察院結合每一起案件暴露出的問題，向發案單位提出了檢察建議。強化權力監督制約機制、規范財務管理等作為一般性預防對策，同樣是科研院所預防職務犯罪繞不開的重要一環。

　　“以杜海益貪污案為例，杜海益轉業后到某技術研究院工作。2006年底，他受單位委托給職工辦理健身卡，跟某飯店健身中心簽約、付款、折扣商定，全是他一人在操作，沒有任何監管，他要想拿錢太容易了。”據辦案檢察官史銳介紹，“杜海益作案手段十分簡單，雖然他剛到案時拒不供述，但是某飯店的財務對他的折扣都有相關記錄，出賬和入賬的證據很清楚。當我們把起獲的證據向他出示時，他后悔地落下了眼淚。”

　　史銳認為，科研院所在注重員工業務技能的同時，不能忽視對他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

　　除了一般性預防對策之外，針對科研院所職務犯罪的特點，海淀區檢察院檢察官還指出，加強對科研課題組項目的管理，完善科研院所的用人機制，是科研院所防范職務犯罪的重要課題。

　　“某些科研院所成立對外開展業務的下屬部門，但是對其又沒有監督，致使其管理失控。”張小兵介紹說，在何音案中，中國科學院某研究所對其下屬部門的業務開展情況基本不掌握，直至案發前一直認為中國信息安全產品測評認證中心身份認證產品與技術測評中心從未開展過業務工作。實際上中心測評業務的聯系、洽談，合同的簽訂、蓋章審核、費用收取均由何音一人說了算。這就造成部門是否開展業務、如何開展業務、開展了哪些業務、如何收費、測試認證委托情況，沒有人進行核實，處于無人監管狀態，給何音支取科研經費據為己有創造了機會。張小兵指出:“科研院所應定期對課題組各研發項目進行核查，了解各項目立項、進展、經費情況，并實行動態跟蹤管理。”

　　“科研院所在選人用人時，不能一味追求高學歷。”海淀區檢察院反貪局負責人指出，“在選擇人才時應更多考慮其道德水平及政治覺悟，同時加強對人員的管理考核;還應加大對高學歷者的法制教育力度，幫助他們提高法律意識，用法律指導、約束其行為，做到知法、守法、懂法、用法，使他們自覺依法行使手中的權力。” (涉案人員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