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明：科學的“無私利性”與“獨創性”獎勵

近年來，對學術違規、學術腐敗的揭批多聚焦于學人的急功近利。對科研評價尤其是以論文或成果評獎為核心的量化評價方法的詬病，也多認為是因論文或成果量化的評價指標與科研人員的職級晉升、學位申請、榮譽地位、獎金待遇等掛鉤，刺激了科研人員急功近利、學術浮躁，致使與論文發表或項目評獎相關的各種學術不端行為，如“一稿多投”、“抄襲剽竊”、“粗制濫造”、“弄虛作假”等普遍存在。其言外之意似乎是科研人員一旦超然名利，學術不軌行為或學術腐敗現象就會銷聲匿跡；“淡泊名利”仿佛是整治學術腐敗的關鍵。
 
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曾在《科學的規范結構》中提出“無私利性”概念，將其作為實現科學建制目標的制度性要求的一個方面。默頓認為，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科學家是從那些具有不尋常的完美道德的人中招募的，作為一種制度而不是道德要求，無私利性規范可以防止科學家為追逐私利作出欺騙、違規或不正當競爭行為而辱沒了其職業使命，失去政府和社會對科學共同體的信賴和支持；而科學成果的公開發表和可驗證性，以及科學共同體中科學家的互相監督，為這種無私利性的制度安排提供了基礎。但默頓也意識到，在職業化的科學知識生產活動中，科學家同樣有個人的正當利益追求，同樣需要激勵，其在《科學發現的優先權》的著名論文中進一步提出了“獨創性”的制度規范，并認為“獨創性是現代科學研究的一個主要的制度化目標，甚至是至高無上的目標”，“科學的獎勵系統進一步在制度上強調了獨創性”。可見，淡泊名利固然是美德，但科學共同體并未明確要求每一位成員必須具備超乎常人的美德，而是要從制度上控制其過分追求私利，同時基于對獨創性、優先權的確認，通過科學的獎勵系統保證其個人正當利益的獲取。
 
總體而言，現代科學獎勵制度基本是按這一理論實施的，從職位的晉升、待遇的改善，到科研資源的分配都是與其創造性工作的質量水平分不開的。不同層次的各種科學獎項更體現了對科學家獨創性工作的獎勵，如，享譽全球的諾貝爾獎及其百萬美元的獎金，我國國家自然科學獎特等獎、一等獎百萬元人民幣的獎金等等，都突出體現了對科學家重大獨創性工作的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獎勵。時下，我國許多高校和科研機構還制定了一系列對創新性科研成果獎勵的土政策，如，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或專業“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可獲得若干獎金。應該說，就其鼓勵科研人員力爭上游取得高質量的創新成果這一初衷而言無可厚非。
 
然而，學術界現實的情形之所以差強人意，存在種種學術不端行為或學術腐敗現象。其原因并非在于科研人員正當的功利意識，而是一些人急功近利或名利物欲的惡性膨脹，道德誠信缺失或喪失，甚至把科研只是作為撈取個人名利、地位的幌子或跳板，以投機取巧謀取不正當利益，用弄虛作假換取一時名利。其行為或違反了學術規范，或超出了道德底線，甚至觸犯了法律；同時，也說明我們的科研體制和管理制度尚存在諸多缺陷甚至嚴重的問題，亟待改進和完善。
 
誠然，從事科研的直接目的絕不是一心為了獲取個人名利，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物理學家丁肇中先生所說“為拿諾貝爾獎而搞科研是很危險的”。我們崇尚并贊揚“淡泊名利”的美德，但這并不意味著科學工作者不應有名利意識，關鍵是要樹立正確的名利觀和職業價值觀；更重要的是應改進科研體制，通過科研績效評價制度、學術批評制度、科研獎勵制度和基金項目評審制度以及管理監督機制的健全和落實，確保科研人員的開創性、原創性或獨創性的科研工作和成果得到恰如其分的評定，并獲得應有的物質、精神獎勵和社會待遇，使“鼓勵創新、尊重創造、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真正制度化。正如全社會倡導勤勞致富一樣，真正的“創新致富”也理應得到科學界乃至全社會的充分肯定。
 
（作者為總參工程兵科研三所高級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