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首屆中國卓越研究獎暨科學引文中國論文在北京舉行。會議前夕，金碧輝接受了《科學時報》記者專訪，談了她所關注的文獻計量指標與評價、中國科學的數量與質量等問題。
文獻計量學專家金碧輝。
數字背后有陷阱 金碧輝說，論文數量只是科學產出能力的一個方面，可以用來表征科學研究的規模。這是因為每個科研人員每年產出的論文是有限的。科研人員越多，科學論文也越多。兩者應該是正相關關系。 金碧輝是《科學觀察》主編、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科學前沿分析中心的負責人，該中心利用湯姆森科技集團公司的“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中的6項指標，在19個學科的范圍內測評了各國的科學地位。結果發現，在1992～2003年的時間窗，中國位于世界第15位，在1995～2006年的時間窗，中國上升到世界第8位。在1996～2007年的時間窗，中國駐足在第8位。“下一個時間窗，中國在世界科學中的地位能否提升，很難預測。因為它取決于中國高質量的成果有無增加。” 具體分析還顯示，我國19個學科在世界科學中的地位有前有后，數學、化學、材料和物理學是我國的優勢學科，工程技術和計算機也有較好的顯示度，但包括生物學和醫學在內的生命科學相對比較落后。“雖然我國的生命科學在6項指標上的絕對值均有明顯提升，但是，提升的速度尚不敵其他發達國家的發展速度。” 金碧輝強調，在微觀層面上，當定量數據被用來作為評價指標時，具有很多的局限性，如果對這些局限性認識不足，就會落入數字背后的陷阱中。“當我們簡單地用定量數據直接作決策時，就必然會出現玩弄數據游戲的現象，比如，合理的自引是學術繼承性的表現，但為了獲得更多的‘業績’，就會產生惡意自引，科研人員的行為被扭曲，學術原生態環境被破壞，在這樣一種數據環境下統計出來的指標，其指征性和合理性要大打折扣。” 被扭曲的行為 在中國，對研究人員進行定量評價的一個顯著例子就是用影響因子來計算業績，其公式為“期刊影響因子×論文數量=獎金”。金碧輝說：“這是典型的中國式‘創舉’，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討論。” 一是期刊影響因子與論文質量的關系，期刊影響因子是衡量期刊學術影響力的一個指標。對絕大多數期刊而言，對期刊影響因子作出貢獻的論文只是很少一部分。上述公式的做法實際上是將少數重要研究成果的學術影響很不合理地均攤到全部的論文，結果是人為降低了重要成果的學術價值，又不恰當地抬高了平庸之作。就論文而言，在某期刊上發表論文只能說明經過同行評審，該論文的作者具備了在該刊發表論文的能力；至于這篇論文的研究成果究竟有多大的學術影響和學術價值，還需要經過世界范圍內同行的“評議”，這種評議形式就是“引文”。 二是將影響因子和SCI論文與獎金掛鉤的做法，這種做法在不經意間將“功利”引入了科學。如果科學是為了功利，科學就不成其為科學了。 她認為，科研管理部門在用影響因子和論文數測評科研人員的績效時，初衷是為了鼓勵大家提高論文水平，但這種做法恰恰是在評價的價值取向和價值導向上發生了錯位。“希望激勵科研人員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的初衷無可非議。但從實際結果來說，這種做法是在引導科研人員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發表到高影響力的期刊上。”她強調，數據是一種剛性指標，“剛性指標很可能會挫傷科學家的創造力，甚至會扭曲科研人員的科研行為，將科學問題驅動的科研動機扭曲成追求文章數量的科研動機。這是很危險的，對于中國科學的長遠發展和提升中國科學的質量有百害而無一益”。 “愚蠢的中國指數”？ 自從SCI數據被作為一種“客觀評價”標準以后，科學家們一直在譴責這種做法，中國的科學家們甚至將這種做法稱為“愚蠢的中國指數”（Stupid Chinese Index，SCI）。 所謂“愚蠢的中國指數”不是指SCI本身的愚蠢，問題在于在它的使用中加入了中國人的不當行為。“在中國，SCI基本上是被本末倒置地使用了。”金碧輝說。 1964年，當美國文獻情報學家尤金·加菲爾德博士首次提出“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的概念時，他的本意是希望通過跨學科的檢索方法，將數據整合起來，這樣，一個領域的研究人員往往可以為另一領域的相關研究者帶來科學發現的新機會。今天，利用SCI數據，研究人員還可以追蹤所在領域的前沿以及自己論文被引用的情況，從而發現同行的、自己的研究的新價值、發現新的前沿等。 但在中國，SCI卻更多地被用于評價。“我們有相當一部分科研人員，包括博士研究生，在科學研究的初始階段并沒有利用SCI強大的檢索功能（或其他的數據庫）去獲得前人的重要研究成果，于是就進入了起點不高的自娛自樂的科研過程。只是當科研成果發表后才來利用SCI檢索一下自己論文的被引用情況。有些人很奇怪，為什么我的論文沒有人引用？對此，我一點都不詫異。起點不高的平庸之作當然無人問津。” “在Stupid Chinese Index一詞中，我更愿意把Chinese翻譯成‘中國人’。因為SCI作為全球的大型數據庫，從來沒有獲得過Stupid SCI Index的稱號，相反，它以獨特的引文檢索功能和強大的分析功能而譽滿全球。Stupid Chinese Index正是對目前濫用定量評價指標做法的批評和嘲諷。面對這樣的批評，需要反省的是我們自己，不應將濫用的負面結果強加于SCI或定量評價指標。”她說。 堅持同行評議 大約在十幾年前的中國，由于同行評議過程牽扯進太多的“關系”，同行評議體制失信。于是，引入了文獻計量指標。為了提高論文發表水平，南京大學率先鼓勵研究人員在SCI期刊上發表論文。 金碧輝認為，鼓勵發表SCI論文和以SCI數據作為評價指標，在中國科學發展的特定時期還是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實現了論文數量的指數型增長，比如，1997年，美國SCI論文數是中國的40.6倍，到2007年，這一差距已經縮小到10.9倍。 “經歷了15年的發展和積累后，中國科學在今天和今后應走向成熟期，實現質量上的突破，鼓勵更多高水平、高影響力的論文。從低量級起步，我們可以實現大跨度的發展。而今天，中國科學已經處在高位上向前推進的現實中，可以說，每前進一步都必須依靠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鋪墊。這就需要中國科學家們高度關注世界同行的科研動態，更要在世界先進成果的起點上進行原始性創新。現在是提高中國論文質量的關鍵時刻了。” 實現質量上的突破，需要有一套與之相適應的評價方法。“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同行評議制度，建立起能夠解決和協調科學共同體內部問題的科學自組織機制，是中國科學家和科技管理工作者共同面對和共同解決的一個復雜而又艱巨的問題。” 她建議完善并堅持中國科學界的同行評議制度。“現代科學在中國落地的時間不長，因而中國的科學民主還在培育之中，學術經驗和科學傳統還在積累之中。在這樣的階段，中國科學界的同行評議難免有失信之處，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全然摒棄同行評議。美國發達的科技水平背后有一個成熟的科學技術體系，其中也包括了經過300年錘煉的成熟的同行評議制度。1993年美國頒布的《政府績效法》（GPRA）中就明確指出，為確保世界級研究水平而對科學事業進行管理，同行評議是基礎。研究項目要由科學專家來評定其價值，資金的配置也須以研究項目的科學價值為依據。時至今日，美國的同行評議制度仍然還在不斷的完善之中。” “盡管同行評議有自身的問題，對于大多數問題應該通過科學的自組織系統，由科學家自己來解決。這樣就能夠在充分暴露問題的基礎上，形成科學自組織系統的自身免疫力，建立其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政府的政策或科技管理部門的主要角色是改善科學研究的環境，應該為建立這樣一種科學自治能力創造條件支持，應該讓中國科學界在評價中把握科學家自己的話語權。” 她強調，文獻計量數據不能替代任何決策，而是為同行專家作出更加公正判斷提供參考信息，應合理利用而不是盲目濫用文獻計量指標。“盲目濫用文獻計量指標就等于剝奪了中國專家在科研成果質量評價以及科研人員科研績效評價的話語權。這樣做的結果是，我們在不經意間將質量評價的話語權拱手讓給了有關的數據庫。這顯然也不利于中國科學發展。” “科學的科學發展觀” 無論是在國家還是在個人層面，對科學能力進行評估的目的是為了衡量表現并發現潛力。 上面提到的美國《政府績效法》（GPRA）中還對美國各部門如何確保美國科學的卓越地位作出了各種規定，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聯邦科學機構必須明確各自在科學發展中的定位與性質，制定實現國家目標的最佳的可行性角色的評估戰略。適當的評估戰略應當鼓勵美國科學能力的最有效的使用，保持和提高研究系統的優越性和響應性；一些被采用的評估方法應該精確地反映出被評估項目的優先權。造成那些引起負面動機的績效指標必須被消除，因為它們比根本沒有指標更糟糕。” 金碧輝認為，美國《政府績效法》中的有些法理和規定恰恰是目前中國的科研評價實踐中感到困惑的問題。這一點也正好說明科學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也一定要遵循科學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我們需要以科學的科學發展觀來統領中國科學的發展。中國科學的發展應從“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的發展模式轉變。 “到2020年，全社會的研發投入將會提高到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并力爭科學技術的貢獻率達到60%以上。胡錦濤總書記也在不久前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重申了‘用15年時間使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的目標。”國家已經在宏觀戰略層面為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給出了更高水平上的保障條件和具體的目標。這就意味著現有的一系列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均將面臨重大挑戰，需要前瞻性地研究并形成一套與新的發展環境相適應的科研管理理念和方法。“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中，中國是在著力進行科學技術體制改革和基礎結構的調整與布局；第二個階段，中國科學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通道。這一階段是以規模激增和數量擴張為主要特征。那么今后的15年，應該是中國科學技術乘勢而上的戰略機遇期和黃金發展期。在這樣一個關鍵時期，中國科學能否在一定數量的基礎上實現質的飛躍，取決于“提升質量”的理念能否成為每個科研人員的科研意識，取決于科研人員的科研動機能否回歸到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的軌道上來。質量是中國科學的永恒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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