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一輪海歸潮來臨呼喚“人才認識革命”

中關村創業講壇第4期上，北極光創投董事鄧峰在演講。

　　最近在美國硅谷的一次宣講會，被中關村管委會留學人員創業服務總部主任顏梅津津樂道。

　　中關村管委會副主任周云帆率隊遠赴東京、多倫多等多地進行政策宣講，對接海歸。在美國硅谷的宣講會，一下子來了近百人。出人意料的是，這些出國人員都已經多次回國考察了，對中關村都相當了解，對創新項目、開辦公司的過程考慮得已經非常成熟。

　　新一輪海歸熱潮正在涌動，而“回歸本土，中國機會”，已成為這一輪歸國潮中的兩個關鍵詞。

　　教育部一組最新的統計數字顯示：2009年全年留學回國人數10.8萬人，同比增長56.2%，“近幾年，我國留學歸國人數幾乎每三年翻一番”。

　　新一輪海歸潮來臨，我們準備好了嗎？海歸們需要什么樣的機制、怎樣的環境能讓他們安心在中國發展？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曉東博士一直在“販賣”一個觀點——吸引海歸的關鍵是如何區分篩選真正需要的人才，付出與之匹配的國際市場的價格和后續發展的價格。

　　讓這位美國科學院最年輕的院士感到遺憾的是，幾年過去了，“42號的腳還是穿著37號的鞋”。

　　在美國求學、任教20載，王曉東博士對于科學研究關鍵一環——國內的課題經費管理體制難以理解：目前的國內科研經費都是按項目發下來的，項目的審核細致到每個實驗里需要用幾瓶試劑，并且明確要求“打醬油的錢不能去買鹽”。

　　由此出現的一個怪現狀是：有的科研院所賬上的錢上億元，但就是沒錢發工資、聘助手。

　　事實上，科學有其自身的規律，很多因素難以預見，事先的各種設想最后都會出現偏離，而什么都管得死死的，一個再優秀的科學家渾身是力也使不出。

　　一位在美國求學任教多年的教授介紹，回國后自己的實驗室水電費每年就要30萬元，按照目前國內高校規定，學校不僅不會出這個錢，而且還要對實驗室收費。但是申請國家項目基金中也沒有這一項內容，科研人員只好花去大量精力，想辦法在每個課題經費中找空間，還不得不考慮到處申請課題的可能性——“不出去申請課題，明年在哪里辦公？”

　　有意思的是，一些填進表格明顯超支的預算，學校明明一眼就能看穿也會理解和默許這一做法，“這在國外多么荒謬，但就真實地出現在我們面前，沒有一個人愿意做那個指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小孩。”

　　同樣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課題經費下撥的延后性：年初的預算項目，該用錢時沒錢；快到年末時錢終于來了，但規定必須在年末花完，否則就被收回去，有些教授為此不得不滿街找發票。

　　王曉東認為，這樣的經費管理模式無疑是為了“防賊的”，這是社會誠信喪失的代價，但是由此帶來的惡果則是“優秀的人才和成果冒出來的幾率少了很多”。

　　王曉東在國外大學每年的經費也有數百萬元，但從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科學家對于經費處理的自由度有限，但是畢竟有些自由度。”而且這并不意味著可以亂花錢，會計會一筆一筆地算賬，而且還會有審計。

　　王曉東說，事實上，在美國的科研院所，一個普適的規則就是，“要留住最好的科學家，就要給他自由支配的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歸人士指出，其中最關鍵的原因就是，“現在的科研管理經費，都是從官員的角度出發，缺乏科學家的參與，很多指標變成了數數，方便了管理，卻抹殺了科學的規律。”

　　位于北京的中科院眾多研究所，不少辦公樓對面就是外企的研究院。優秀的研究人員從這扇門走向另一扇門，僅僅是幾步之遙。

　　如何留住人才？

　　中科院黨組副書記方新認為，需要從科研經費管理制度上反思，在英美等國的科研經費支出中，科研人工成本超過50%，而我國政府科研計劃經費卻不能用于人員的支出，這不利于科技人才的國際競爭，也難以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

　　以當前科研院所青年科技人員面臨的最大生活困難住房為例，方新看到，即使從國外引進的人才，給什么樣的優惠待遇也趕不上房價的上漲，“安居才能樂業，沒房住讓他們怎么辦？”

　　“人工成本偏低不是我國經費不足。”千人計劃入選者、中科院陳杰研究員介紹，早在2006年，中國的科研經費甚至已經超過屢屢摘取諾貝爾獎的日本，近年來更是每年都在大幅增長。

　　但投入和產出比如何？陳杰認為，一些見諸報端的情況反映是不理想，從“錢學森之問”在社會上引起的強烈反響可見一斑，“這正說明錢沒用到刀刃上。”

　　一大關鍵就是國內看重的是投向物而不是投向人。

　　陳杰以自己熟知的芯片研發舉例，總體的投資是500萬元，但國內可能不到5%%，即不到25萬元用在科技人員上，剩下的錢按規定買設備去了。陳杰憑經驗估計，“在芯片設計相關的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至少60%%以上科研經費流入國外幾家測試公司。”

　　陳杰注意到，這其中很多設備是重復投資。在國外，設備是國家財產。比如東京大學的設備，其他大學也可以用。我們國家設備很多成了一個單位的私有財產，一臺上百萬元的儀器，一個城市里可能每個學校都有，其實大部分時間是閑置，科研儀器有一個更新換代的周期，時間一長只會成為一堆破銅爛鐵。

　　陳杰認為，由此帶來的問題是，現有收入無法保證科研人員安心做學問，需要聘用的合適人才只能以廉價研究生勞動力替代，研究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日本國立大學教授的年薪大約是100萬到200萬人民幣，研究經費只有20多萬人民幣，但是從2004年至2009年，在應用基礎科學領域的綜合實力排名一直處于世界第一位，擁有幾十位可能隨時拿諾貝爾獎的科研人員。其中的奧秘不是日本人比中國人聰明，而是日本的教授可以安閑自在地從事自己所喜歡的科研工作，不受干擾長期潛心研究。這種科研氛圍，不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才算奇怪。”

　　“但在國內，一個教授不僅要為維持實驗室的運營費用、人員工資、各種考評檢查犯愁，而且自己的那點工資也不能保證一家人生活無憂。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國家投入更多的科研經費（大部分用于買設備和材料了），也很難出現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創新成果。”

　　“設備也需要，但關鍵還是人”，陳杰在日本做副教授時，一年工資是七八十萬元人民幣，科研經費只有15萬元人民幣，也做出了不少在國際上很好的成果。

　　而國內有些教授拿數百萬元的經費，個人收入只有10萬元左右，其他全部買設備了。

　　“在國外，一流的人才，即使使用二流、三流的設備，也能做出一流的成果；反過來，如果人才是二流、三流的，即使讓他使用一流的設備，也很難取得一流的成果。國內本來就缺乏一流人才，如果讓僅有的那些一流人才，整天為養活實驗室的工作人員、為養家糊口分心，不能潛心從事科研工作，你能期待他出一流的成果嗎？”陳杰對此充滿疑慮。

　　一位業內專家則介紹，由此出現的怪圈就是，國家給教授的月工資是七八千元左右，社會上傳出則是一些教授年年買套房，“863、973項目不讓用在全資工作人員身上，一些人只好拼命的搞項目，而一旦在灰色地帶長期行走，利益的誘惑自然讓一些人走向歪門邪道，最終國家投入越多收獲可能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