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煙者回避面對成癮風險的所有策略，跟我們回應氣候變化的方式完全類似。
[馬歇爾將吸煙者的這些策略羅列如下：健康出問題“還遠著呢”;“不會在我身上發生”;“我不想失去我的一項樂趣”，這是他們對煙癮的解釋;“我是吸煙者”，這是他們對自己根深蒂固的看法;“可以給我來一支嗎?”——滿足內心的渴求而不必承認上癮了。]
首先，我們傾向于將氣候變化界定為未來其他人的問題。在民意調查中，更多的人稱，氣候變化是對后人或其他國家的威脅，而非當前對他們自己的威脅。我們想象中(而且鼓勵想象)的受害者是在窮國，或是北極熊，而非我們因中暑死亡的老人。
由于氣候變化的影響分散，而且難以想象，與那些更為凸顯的威脅相比，例如恐怖主義，我們往往會大大地低估氣候變化的嚴重程度。有趣的是，卡特麗娜颶風災難發生之后，美國民眾對氣候變化的關注大幅提高，通過一次顯著的和可知的事件，人們第一次能夠對氣候變化的風險進行評估。
當有人說，我們需要改變生活方式，我們通常視其為要放棄某些東西，而不是獲得更好的東西。而且，跟吸煙者一樣，我們擔心失去的很多東西，尤其是汽車和航空旅行，在我們的心目中就是根深蒂固的“快樂”，即使我們發現，這些都是令人不滿的或者不快的。
跟吸煙者一樣，我們圍繞著高碳習慣來界定我們自己。我們的生活方式就是界定我們自身的有力表述，若有人建議換一種活法，很多人就會覺得受到了很大的威脅。他們認為這是對他們的批評，在迫使他們成為另一類人。告訴一個購物狂，她可以少買一點兒，相當于告訴在腳踏車棚后面吞云吐霧的叛逆者，應該更像學校的班級長那樣遵紀守法。這可不是很有效的溝通。
最終，當我們認識到問題的全部卻拒絕承認上癮的時候，我們便尋找種種偷偷摸摸的方式向別人轉移責任，就像向別人討煙抽的人一樣。如果我們對假期航空旅行有負疚感卻仍然想去，我們可以向在棚戶區安裝低能耗燈泡的公司付錢，予以碳補償。他們減少排放，我們則繼續飛行。
在國際上，現在有一個龐大的、新興的碳交易市場，大型污染企業可以買賣“碳信用額”。英國航空公司辯稱，沒有必要減少我們飛行的次數，因為可以從減少排放的公司購買“碳信用額”。這個方案需要聚集更多的吸引力，非英國航空所能做到。
然而，比較之下，也有好的一面，戒碳應該比戒煙容易得多，尼古丁是我們所知的最容易成癮的化學物質之一，上癮后要不斷地補充。
處理氣候變化幾乎不在同一個類別。你不會半夜醒來，不顧一切地要打開屋子里的暖氣和每一盞燈——除非你是一個失眠癥患者。
導致我們選擇高排放生活方式的是習慣，而不是上癮。習慣可以在我們的行為和自我形象中根深蒂固，但是，一旦受到質疑，他們就不能左右我們了。
抑制你的懷疑心態
如果我在四十年前寫了前一章(即“煙幕”)，在吸煙者回避上癮問題的策略中 ，我會再添加一條：“危險還只是一種推測。”
吸煙者知道，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表明，吸煙會導致危及生命的疾病，但是，他們寧愿相信，這還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科學還未給出定論。這種看法得到了煙草業的強烈鼓勵，煙草公司傾入巨資，用于資助半帶科學性的前沿組織和旨在削弱醫學界共識的研究。
1954年，當吸煙與肺癌有聯系的首個強有力的證據出現的時候，美國煙草公司在448家報紙上刊載了整版的廣告，聲稱“沒有證據證明，吸煙是引起肺癌的原因之一。”為了支持這一聲明， 他們成立了看似獨立的“煙草研究委員會”，雇傭科學家和醫生，針對吸煙造成健康影響的科學證據予以辯駁。
他們的策略不是贏得爭論，而是給人制造一種印象，科學還沒有定論。布朗威廉森煙草公司在一份備忘錄中指出：“懷疑是我們的產品，因為這是與存在于普通大眾頭腦中‘大量事實’競爭的最佳手段。”
四十年后，氣候變化正形成越來越多的科學共識，美國的石油和煤炭公司感到了威脅，于是他們同樣采取了這一屢試不爽的策略。在1998至2005年間，僅埃克森美孚一家公司，就投入了1,600萬美元資助智庫和偽研究團體，辯稱氣候變化不嚴重，沒有得到證實，或者不是由人類活動引起的。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一小撮職業評論家開始頻頻現身于英國媒體，通常是與真正的科學家進行同臺辯論。在他們當中，不是所有人都是由石油和煤炭公司直接資助的。一些人是出于對環保主義深惡痛絕;一些人是不成功的學界人士，頭一次享受聚光燈下的滿足;一些人則事業停滯不前，又想回到聚光燈下。
然而，不管他們的個人動機和虛假獨立性如何，他們相互勾結成一張網絡。他們共同寫書，相互在對方的前沿組織里擔任理事，相互授權，出現在同一會議講壇或同一網站，相互借用觀點，并引用彼此的“研究”。他們喜歡稱自己為“懷疑論者”，以此顯示自由思想者和局外人獨立的批判性分析。更為準確的描述應該是“機會主義的、自我推銷的氣候變化否認者”，盡管不那么精練。我曾遇見或與他們的大多數辯論過，而且，你也知道，他們不是我特別喜歡的人。
不過，他們通常很有說服力，因為他們是職業的溝通者，他們充滿熱情，魅力四射。他們能夠拿起任何他們認為用得著的論點，無論這些論點是對的還是錯的。在辯論中，他們通常勝過真正的科學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科學家罕有能言善辯者。這很像是一宗訴訟案件，由一位頂尖律師提起訴訟，由一位圖書管理員進行辯護。毫無疑問，他們贏得了辯論。
現在，老實說，你是否聽說過下列任何一個論點，而且觀點由此發生動搖?
“科學家還沒有定論”
不，他們不是沒有定論。世界上每一個科學機構都承認，氣候變化是由人類活動引起的，也經常這樣說。向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匯報的有2,500位科學家，而他們的結論受到了嚴厲的挑戰。宣稱幾千科學家不認可是假的：從事氣候研究且不同意這一共識的合格科學家，數量微乎其微，而且正在減少。他們的數量就像宣稱黑人不聰明或者進化不存在的“科學家”一樣少。新聞媒體喜歡辯論的形式，但是給出了一個完全錯誤的意見傾向。
“還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是的，有大量的不確定性。全球氣候系統非常復雜，預測的影響面非常廣泛。但是，還沒有任何一個模型稱，不會有影響。即使是最低限度的影響預測也是嚴重的，況且所有的跡象顯示，我們將遭遇影響的上限。
“本圖表、‘研究’顯示，二氧化碳不導致氣候變化”
不斷有人聲稱，全球溫度上升是別的原因導致的：太陽黑斑，或宇宙射線，或地球的傾斜度，或中央情報局，或誰知道是什么。問題是：若是別的東西導致氣候變化，那么二氧化碳又起什么作用呢?
沒有任何人否認，二氧化碳是強大的溫室氣體，在大氣中保持熱量。關于氣候變化的任何一個對立理論都必須解釋，為什么增加40%的二氧化碳對全球溫度沒有影響。而他們沒人能夠解釋。
“解決氣候變化將得不償失”
這是丹麥學者比約恩 ? 隆伯格在其《持疑的環保論者》一書和無數采訪中捍衛的觀點，聽起來非常有道理。他承認，氣候變化是嚴重的，但是認為減排成本將遠高于適應影響的成本。隆伯格的主張遭到其同事和其他學者的嚴厲攻擊——別忘記他是統計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
2006年，英國政府委任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對減排或承受氣候變化的影響作出相對的經濟成本評估。斯特恩通過575頁的數據和分析(相對于隆伯格的20頁)得出結論，如果我們不減少排放，我們將冒的風險是“經濟和社會活動的重大破壞，其程度類似于那些重大戰爭和20世紀前半葉的經濟蕭條”。而且，就連這一審慎的評估都還沒有開始計入全球最貧困國家的自耕農的損失，他們的生計幾乎沒有計入經濟模型。
為何像隆伯格這樣的自我宣傳家能獲得聽眾首肯，原因在于與長期收益相比，我們對短期損失感覺更加痛苦。他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改變自身的行為，我們收獲甚微，失去頗多。有一類人始終用這一論調來避免改變他們的行為：癮君子。
到了該面對懷疑心態的時候了
我不想更詳細地探討具體的否認者或他們的論點。我更加關注的是，他們在你身上產生的影響。如果你接受了上述否認氣候變化的任何論點——還有更多的論點——他們就成功地在你的頭腦中建立了一個懷疑心態，從而拒絕、偏離或忽視氣候變化問題上真實而有力的證據。危險的懷疑論者不是出現在電視中的那個人，而是存在于你自己的頭腦中。因此，這不是和懷疑論者辯論，而是和你的懷疑心態辯論。
如果你是一位傳統主義者，你可能對懷疑論點特別脆弱，因為他們將給出氣候變化中的“變化”被夸大的期待。懷疑論者通常以中年學者的幌子下出現——這對傳統主義者來說深為可靠，他們得到了傳統主義新聞輿論的大力宣傳。……
承認氣候變化的第一步是抑制你的懷疑心態。
記住：當然會有不確定性，會有夸大和假警報，這是一個變化迅速的領域，但是，這都不會削弱氣候變化的基本事實。
當你遇見有人持不認同科學共識的論調時，不要讓你的判斷因提出該論調的人的口才而動搖。問自己：他們的動機是什么?他們具有任何合理性或獲得真正專家的支持嗎?為什么我真想相信他們的說法?如果他們看起來像是來自正規大學的科學家，就到英特網上查找他們，你會立即發現一頁接一頁的有關他們真正活動的詳細信息。
最重要的是，記住煙草工業的歷史。四十年來，數百萬人英年早逝，假信息活動歸于失敗。沒有吸煙者會這樣想，科學還沒有定論，或者吸煙不會導致癌癥。為既得利益服務的假信息活動終將失敗，但這次我們需要更快地獲勝。
(經允許，本文由“中外對話”節選自喬治·馬歇爾《戒碳：帶你一步步現實面對氣候變化》一書，章魚出版集團2007年版權所有，喬治·馬歇爾2007年文字版權所有。)
喬治 ? 馬歇爾是設立于英國牛津的“氣候超越與信息網”的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