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衛平：缺乏科學精神是缺少科學大師重要原因

　　當宗教接受理性的時候，科學就沒有了最后的思想羈絆，并獲得強大的生命力，這個生命力來源于思想的自由。

　　對功利的追求在多數情況下會削弱對真理的熱愛；對功利的追求會誘惑我們減少必要的認知成本，進而損害理性實證的復雜過程；對功利的追求可能使我們放下必要的批判武器而屈從于權威和權貴；最后，對功利的追求必然從根本上不利于團隊的合作。

　　錢學森之問是“關于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一道艱深命題”，由此引發的沉重思考牽動著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普通百姓每一個關心中國發展的人，破解這個命題不僅關乎中國的教育事業，更關乎中國的未來發展，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黨委書記、常務副所長楊衛平研究員從科學史的角度出發，認為：“科學精神的匱乏是我們民族從事原始性創新的軟肋。”欣賞“有用的知識”是社會常情，科學不僅具有工具性價值，同時也是一種世界觀，為人們提供了一種觀察和認識世界的方法。但誕生于西方的近代科學在中國引發廣泛關注之日，正是中國積貧積弱之時，也因此，急于富國強兵的人們請進了能夠帶來“堅船利炮”的“賽先生”。可以說，科學在中國被看重得益于其工具性價值。但是，過于偏重工具性，也妨礙了中國科學的發展。正如楊衛平文中所言：“現代科學精神的匱乏乃是我們民族缺乏科學大師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本期周末評論刊發楊衛平的相關文章，與讀者分享他的思考。

　　■對真理的熱愛、允許自由探求的物質條件和思想環境是科學精神萌芽的三大基本要素

　　■自然基礎科學工作者一旦背上沉重的謀生包袱，其對真理的熱愛將有可能讓位于對物質利益的追求

　　■“讓思想沖破牢籠”這句《國際歌》里的歌詞，永遠都不會過時

　　■就如同修筑長城永遠不可能真正抵御外族入侵，大一統的封閉思想體系也不可能長期地富國強民

　　科學精神的匱乏是我們民族從事原始性創新的軟肋。有必要重新認識科學精神和科學精神賴以存在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因素。

　　新中國建立60多年，改革開放30多年，各項事業均取得重大進步，科學技術領域的面貌也取得偉大的變化。但在作為人類認知客觀物質世界的原始性重大創新方面，中國對世界作出的貢獻甚少。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國還沒有誕生過深刻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系統科學理論；在中國本土的中國人至今還從未獲得諾貝爾科學獎。

　　作為上述現象的原因、同時也是結果，中國極度缺乏世界級的自然科學大師。去年，錢學森老人逝世了。溫家寶總理多次引用錢老生前的話，引發了社會熱議“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總也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溫總理說：“應該說，我們早就看到了這些問題，并且一直在強調素質教育。但是為什么成效還不夠明顯？”（溫總理2009年教師節看望教師時的講話。）

　　顯然，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是極其復雜和深刻的。近年來，不斷有專家、學者對此有過一些探討和論述。觀點深刻和言辭激烈的代表當屬學者袁緒程在其博客中發表的《今日中國為何出不了大師？》一文。這篇博文認為：不可能存在沒有偉大人物的偉大時代，也不存在缺乏大師的偉大復興。中國必須期待一大批學術大師的產生，否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只能是海市蜃樓，可望而不可及。袁同時為中國重建“學術大師”的生態環境開出了如下藥方：狠抓教育、善待人才和加快政治體制改革。

　　近日重讀《科學的歷程》（吳國盛，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人史綱》（柏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以及施爾畏博士的新書《觀察與思考》（科學出版社，2010年）等，感慨良多。我認為：現代科學精神的匱乏乃是我們民族缺乏科學大師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讓我們從科學精神的起源、科學大師成長的個人經歷以及大師存在的社會歷史背景等方面探討原始性重大創新所需要的基本個人素質以及社會文化生活環境的特征。

　　科學精神是科學活動以及與這些活動方式相聯系的科學方法、科學思想、科學家的氣質及行為規范等精神層面的反映。科學精神有多方面的內涵，其中：熱愛真理、理性與實證、懷疑與批判、自由主義和協作意識是科學精神的主要內容。

　　眾所公認，以邏輯嚴謹、追求實證、還原自然過程為特征的現代科學精神起源于古希臘。在這個偉大時代，產生了對后世影響深遠的眾多宗師大家。有最早期的自然哲學家泰勒斯，有人文科學家蘇格拉底，體系哲學家柏拉圖，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家亞里士多德，天文學家默東、托勒密，數學家歐幾里得，物理學家阿基米德，醫學家希波克拉底等等。

　　科學精神之所以起源于古希臘，固然是由于其繼承和光大了兩河流域和尼羅河流域的文化遺產，更重要的是希臘的奴隸制和城邦民主制為科學精神的誕生提供了物質條件。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一書中開篇就說：科學和哲學的誕生有三個條件：一是對自然界的驚異而產生的好奇心，二是有思考這些好奇心的閑暇時間，三是有不受束縛的思想自由。

　　希臘人天性樂觀，熱愛生活，每四年舉行一次的奧林匹克競技會是他們歡樂生活的寫照。他們崇尚理性、熱愛真理，對知識有異乎尋常的熱情。亞里士多德的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充分反映了古希臘人對尋找世界本源的執著追求和熱愛。希臘的奴隸制保證了貴族和自由民的優裕生活，使得民族中的精英個體得以閑暇并思考世界的本源問題。希臘民主的城邦制有助于科學和哲學的繁榮和發展。由于各邦獨立自主、相互競爭，外邦人可以自由出入各邦；同時，沒有任何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社會思想來束縛人們的頭腦，即或是體現希臘宗教思想的希臘神話，其完備的諸神譜系也反映了希臘宗教思想的對象性和邏輯性；所有這些，使得整個希臘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局面。從科學精神的起源過程中我們不難看出：對真理的熱愛、允許自由探求的物質條件和思想環境是科學精神萌芽的三大基本要素。

　　在偉大的希臘科學精神的影響下，希臘產生了許多科學理論和科學發現。直到公元5世紀前后隨著基督教的興起、西羅馬帝國的覆滅，以柏拉圖學園被封和亞歷山大圖書館被燒為標志，歐洲進入了長達5個世紀的黑暗年代。從11世紀開始，基督徒帶著一種狂熱的宗教情緒開始了延續200多年的十字軍東征。

　　十字軍東征運動促成了拜占庭所保留的希臘文明和歐洲人所繼承的羅馬文明的交流融合。同時也將阿拉伯人先進的科學、中國人的四大發明等帶回了歐洲。12世紀，歐洲掀起了翻譯阿拉伯文獻的熱潮。希臘原始文獻經敘利亞文到阿拉伯文再被翻譯成拉丁文。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哲學、歐幾里得和托勒密的科學著作，開始為歐洲人所熟悉。在這次歐洲學術復興的過程中，誕生了近代實驗科學的先驅：羅吉爾·培根。培根主張靠“實驗來弄懂自然科學、醫藥、煉金術和地下天上的一切事物”，這一思想是文藝復興運動之后的科學大發展的基石。

　　當代科學已經具有了若干新的時代特征。但我仍然相信，回顧科學的萌芽過程，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科學的本質。

　　非功利性是科學精神最重要的基本屬性之一，功利主義對科學精神的所有要素造成直接傷害。對功利的追求在多數情況下會削弱對真理的熱愛；對功利的追求會誘惑我們減少必要的認知成本，進而損害理性實證的復雜過程；對功利的追求可能使我們放下必要的批判武器而屈從于權威和權貴；最后，對功利的追求必然從根本上不利于團隊的合作。有學者認為：需求驅動是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從社會層面看這無疑是正確的。這里所強調的是：對于科學家個人來講，對物質性功利的過分追求必然有礙于其原始性創造力的充分發揮。應該看到的是：豐厚的物質基礎可能是減少科學家物質性功利追求過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綜觀世界科學發展歷史，除了極個別的天才，幾乎所有影響人類進程的科學大師都無一例外地擁有良好的家庭物質條件。這個結論可以在美國應用物理學家、普林斯頓天文學博士麥克·哈特所著的《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一書中得到佐證。良好的家庭物質條件（當然還有其他的教育條件），使這些大師從童年時代就有可能受到較弱化的功利主義影響，從而使得科學成為他們更加純粹地認知自然實踐而不是或不完全是謀生的手段。古希臘時期的科學哲學巨匠也基本上都出身于名門望族。如西方第一個自然哲學家、天文學家、幾何學家泰勒斯出身于帶有腓尼基人血統的貴族；柏拉圖的母親是雅典執政官七賢之一梭倫的后裔，父系可以追溯到古雅典王卡德魯斯；亞里士多德的父親尼各馬克是馬其頓王的御醫；科學巨匠阿基米德是意大利西西里島敘拉古國王的親戚。

　　在近代科學大師中，達爾文也許是不以科學為謀生手段的典型。他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富裕的醫生家庭，在青少年時代是個游手好閑的紈绔子弟。他的父親有一次指責他說：“你除了打獵、玩狗、抓老鼠，別的什么都不管，你將會是你自己和整個家庭的恥辱。”愛因斯坦的父母都是猶太人，父親赫爾曼·愛因斯坦和叔叔雅各布·愛因斯坦合開了一個為電站和照明系統生產電機、弧光燈和電工儀表的電器工廠。母親玻琳是受過中等教育的家庭婦女，非常喜歡音樂，在愛因斯坦6歲時就教他拉小提琴。顯然，他的童年也沒有感受到太多生存和謀生的壓力。有朋友曾提出反證，說費米是貧苦農民出身。仔細查閱資料發現：費米確實在鄉下度過了兩年的童年時光。他的爺爺斯德法諾在費米家族中第一個放棄耕地并投身效力于巴爾馬克公爵，在費米的傳家寶中，還保留著斯德法諾當年穿的制服上的銅扣子，上面有那位公爵的名字和邦徽的浮雕。他的父親亞貝托在鐵路局做職員，41歲時和比他小14歲的小學教員伊達·第·嘉蒂絲結婚。費米是他們連續三年生育的第三個孩子。這使他母親沒有工夫照料這第三個孩子，只好把他送到鄉下，交給奶娘撫養，直到兩歲半以后才抱回家來。可見費米也非出生于一般的貧民家庭。雖然肯定會有例外，但我的基本觀點仍然是：早期家庭環境對形成孩子的世界觀至關重要，并因此而影響著學術大師誕生的過程。

　　由于科學精神所要求的非功利性主旨，我們有理由得出結論：科學研究不應該更多地成為科學家謀生的手段，而應該更多地成為滿足科學家好奇心的認知實踐。自然基礎科學工作者一旦背上沉重的謀生包袱，其對真理的熱愛將有可能讓位于對物質利益的追求。這也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小平同志說過：（中國）“窮了幾千年了，是時候了，不能再等了”。

　　中國由于長期的貧困，以及清朝末年所見識的堅船利炮的西方科技威力，使得國人對科學的功利有崇拜般的癡迷，而對孕育現代科學的科學精神始終不以為然。如清朝末年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張之洞所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中華民族面對科學的基本心態的寫照。“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試圖在保持腐朽的意識形態的前提下，建設一個近代的工業社會，其結果必然失敗。五四運動的先驅嚴復對中國文化求真精神的薄弱十分焦慮，在所翻譯的《群己權界論》一書的“譯凡例”中指出：“使中國民智民德而有進今之一時，則必自寶愛真理始。”（《群己權界論》，英國約翰·穆勒著，嚴復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竺可楨在1935年的一次《利害與是非》的演講中指出：中國近30年來所提倡的科學救國，只看重西方科學所帶來的物質文明，卻忽略了培養科學成果的科學精神，認為科學精神應該：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真正阻礙中國科學精神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倫理至上和實用思維。我們認為：對待科學的功利主義思想，除了文化傳統和思想方法方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國長期積貧積弱的社會發展造成的，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近代科學誕生的歷史背景是偉大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文藝復興首先是一場徹底的思想解放運動，其核心思想是人文主義精神，認為人乃萬物之本。就像莎士比亞所贊嘆的：“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貴的理性。”人文主義所推崇的理性精神，正是科學精神的基本支柱。伴隨著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也蓬勃開展起來。路德新教所宣稱的“因信稱義”，表達了自由和平等的觀念、顛覆了教會的絕對統治權威。長期以來，被神恩、天啟、權威所禁錮的人類思想開始得到解放。

　　在這一思想解放的過程中，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宗教和科學發展的關系。哥白尼的衛道者唯物主義哲學家布魯諾，在羅馬鮮花廣場被教廷處以火刑，但哥白尼本人卻是一個職業牧師。正是在長期的職業宗教生涯中，他利用業余時間創立了偉大的“日心說”。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對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自然科學借以宣布其獨立并且好像是重演路德焚燒教諭的革命行動，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這本書（雖然是膽怯地，而且可說是只在臨終時）來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會權威挑戰，從此自然科學便開始從神學中解放出來。”

　　在近現代科學史當中，不乏自然科學大師出身于宗教信徒，在修道院任職的孟德爾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業余時間開始了長達12年的豌豆雜交試驗，以遺傳定律奠定了現代生命科學的基礎。這個現象至少說明兩點：一是路德新教所宣稱的“因信稱義”，是基督教思想方法中歸于理性的表現，而這種理性的思維無疑有利于現代科學的產生；二是新教具有寬厚平和的特性。例如：近代物理學之父伽利略因發表《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而被教會判處終身監禁。他一直被監視居住在佛羅倫薩城外的一幢別墅里。正是在這里，他又完成了另一部偉大著作《兩門新科學》，并最終得以出版。1980年，教廷正式宣布對伽利略的判決是不公正的，稍晚些，受火刑的布魯諾也被教廷平反。

　　至于現代西方科學家當中，基督教的信徒同樣比比皆是。1980年，包括楊振寧、丁肇中在內的7名諾獎獲得者組成了一個委員會，使命是研究“科學同宗教信仰的關系……”。科學，這個曾經的神學的“婢女”已經可以和“小姐”坐而論道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當宗教接受理性的時候，科學就沒有了最后的思想羈絆，并獲得強大的生命力，這個生命力來源于思想的自由。這就不難理解，何以在文藝復興之后，自然科學得到了不可遏制的發展！“讓思想沖破牢籠”這句《國際歌》里的歌詞，永遠都不會過時。

　　關于現代科學何以未產生于中國以及為何不能在中國發揚光大，已經有太多的研究，如李約瑟難題等等。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明了科學精神產生的基礎，我們可以推測中國科學大師不斷誕生的條件，并應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

　　第一，從長期來看，要力爭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長期穩定發展。有科學史研究表明，中國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三次科學技術的大發展大繁榮的先兆期，但隨后都由于戰亂和社會動蕩而趨于消亡和失敗。在中國歷史上，存續時間最長的周、漢兩朝，也分別經歷過西東兩周、西東兩漢的動亂過渡時期。即使是中國歷史上國力最強的唐王朝（公元618~907年），在其289年的存續時期內，也發生了無數的內外戰爭、宮廷變亂、藩鎮割據等等重大社會動蕩。這些，都摧毀了原本微薄的社會物質基礎。此外，中華民族人口眾多，資源相對匱乏，生存壓力特別巨大。因此，必須著力推進政治改革，確保國家長治久安；要大力發展經濟，筑牢物質基礎，藏富于民，著力蓄養一大批富足生活的中產階層。中產階層的跨代長期存在，應該是滋養學術思想大師的物質基礎。

　　第二，在社會制度和社會管理層面，要鼓勵和營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環境。思想的解放，是歷史前進的先導。史學家公認：周秦時代是我國歷史上文化最繁榮的時期。諸子百家的思想碰撞，成就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黃金時期。而在漢帝國的鼎盛時期，采取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對后世漢民族思想的禁錮產生了深遠影響。就如同修筑長城永遠不可能真正抵御外族入侵，大一統的封閉思想體系也不可能長期地富國強民。當前，在中國學術界，要防止學術的官僚化，弱化以院士制度為代表的學術權威和學術官僚體系，在法律的框架內，以更加相信群眾的心態，歡迎各種不同的聲音。

　　第三，在自然基礎科學研究的制度設計和管理設計過程中，盡一切可能，摒除功利主義色彩的影響。目前，在我國科技界，仍然秉持“績效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其中，最廣受詬病的話題是對科研人員的績效管理。由于科學界公信力的喪失或缺乏，使得各級科研管理機構對指標性的學術評價高度依賴，由此形成了“我愛真理、我更愛論文”的不良學術氛圍，和“我愛真理、但我不能得罪學術權貴”的處世價值。因此，各級科研管理部門和決策機構，應深刻認識科學研究的規律，改進評估方法、減少評估頻度并進而優化科研資源的分配。

　　中華民族是勤勞善良的民族，也是聰穎智慧的民族。我相信：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和日益豐富的物質基礎積累，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同時也隨著中華民族對現代科學精神的不斷揣摩、理解和實踐，我國必將涌現出一大批科學巨匠，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騰飛奠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