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學二級學科重新劃分未來影響幾何？

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西方哲學的三大終極問題，不但困擾著古希臘的先賢，也長期困擾著中國的生態學家。

“去國外與同行交流，別人問我們做什么的，都得解釋半天。比如都是研究生態系統生態學的，研究對象是動物、植物，還是微生物，這差別很大。不管是科學家還是學生，都需要一個更加明確的‘標簽’。”

中國科學院院士、生態學家方精云所感受到的“別扭”，本質上與我國生態學科的不合理結構有關。

6月5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生態學科評議組在北京宣布，對生態學科的二級學科方向重新做出劃分，由7個二級學科方向構成的學科體系，或將深刻影響未來中國生態學的科研與教育。

變化

在傳統的定義中，生態學是研究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經過150多年的發展，生態學的內涵早已發生變化，成為一門典型的新興交叉學科。尤其是近年來，隨著人口增長、環境破壞、資源與能源短缺、生物多樣性喪失、全球氣候變化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出現，生態學的研究迅速向其他自然科學和許多人文社會科學滲透。

另一個情況則是，中國的經濟建設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面臨著十分嚴峻的生態形勢。生態破壞已明顯制約中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如任其發展，將動搖我國生存與發展的基礎。

國家、社會和公眾也因此把生態學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發展總布局、“青山綠水、金山銀山”等一系列理論和理念相繼提出，無一不反映了國家對生態學家的期待。

2018年，我國政府將生態文明建設寫入憲法，并在國家機構改革中，組建了“自然資源部”和“生態環境部”等，以集中力量加強我國的生態環境保護。

在方精云看來，生態學如果還是僅僅研究單純的生物與環境的關系，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生態學也需要與時俱進，支撐社會發展和國家需求。生態學在整個科學體系中需要有特定的位置，是相對獨立的，不但需要對整個自然科學體系有貢獻，也要對國家、社會、民眾有用。”

“上位”

在早先的學科劃分中，生態學是生物學一級學科下的一個二級學科方向。直到201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才將生態學升級為一級學科，提升了生態學在我國自然科學發展中的地位。

北京大學研究員王志恒坦言，與國外的學科設置相比，這是一個新做法。

生態學的“上位”顯然加速了學科的發展，在全國高校中，生態學的受歡迎程度大大提高。2017年9月，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關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的通知》，公布了“雙一流”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其中，把生態學作為一流學科建設的高校數量達11所，緊接在計算機學之后，位列全部“雙一流”學科第六位。

“這對生態學科的發展是一個重要機遇，也充分體現了我國當前對生態學相關人才和研究的需求。”方精云說。

然而，與一級學科的地位相比，我國目前的生態學研究與教育面臨著諸多挑戰，這包括二級學科的界定、本科與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等。

此前，生態學一級學科下設生態科學、生態工程、生態管理3個二級學科，但一個一級學科下面，分了理學、工學、管理學三大門類，國務院學位辦相關負責人提出，這種劃分方法不甚合理，需要重新構建。

調整

2016年12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生態學科評議組擴大會議就生態學二級學科方向進行了深入研討，提出了二級學科劃分的原則與思路。

作為生態學科評議組的秘書，王志恒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學科評議組經過幾次討論形成共識，學科評議組要有大“生態學”的意識，并從學生角度出發，在對本學科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基礎上，提出合理的二級學科劃分。

“在劃分二級學科時，還要注意生態學的研究內容一定是包含有機體的，是以生命與環境的關系為研究對象。”方精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