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暴增5倍的醫療垃圾去哪了？

口罩、防護服、棉簽、針頭、注射器……這些來自醫院、方艙、隔離點和核酸檢測點的醫療廢棄物，只用了不到三個月的疫情，就幾乎超過了過去一整年的產量。

5月24日上海疫情新聞發布會上透露：自3月1日以來，上海已累計收運處置醫療廢棄物6.85萬噸，合每位上海居民產生醫廢超過2公斤，“最高峰時達到日產1400多噸，是平時的6倍”。

而在環境部發布的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棄物污染年報數據中，在距今最近的一年，2019年，上海市全年的醫廢總量是5.57萬噸，比2022年疫情中3個月內的醫廢產出還少1萬多噸。

自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來，相關的環保從業者便已體會到了洶涌而來的醫廢的威力。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高級項目經理，長期從事環境保護領域政策法規研究和企業污染防治管理工作的代曉娟向八點健聞解釋：“疫情中的醫療廢棄物有一個特別突出的特點，它們并不僅僅在醫院里，發熱門診、集中隔離收治點，甚至核酸檢測點等，也都產生醫療垃圾。尤其是在集中隔離點，生活垃圾其實也變成了醫療垃圾。”

新聞發布會中，疫情期間，武漢市產生的醫廢由疫情前的每天40多噸飆升到最高時每天240多噸。而據央視的報道：“1月16日以前，武漢市只有漢氏環保一家醫療廢物處理公司，既使是滿負荷運轉每天也只能處置50噸”。

自那之后，疫情導致的醫廢告急，幾乎在每個涉疫城市上演著——醫院、方艙與大規模核酸均會造成醫廢的暴漲。

根據平安證券的一份研報，截止2020年2月8日，當中國新冠感染人數達到7萬多時，新增的醫廢數量已達到了1.7萬噸，這些，大多來自醫院和方艙，且迫切需要及時處置。微博上，可以看到附近居民的投訴：某方艙醫院內醫療垃圾堆積，方艙旁已有3個居民小區出現了陽性病例，“病例集中于靠近方艙方向的樓棟，且溯源找不到其他感染源”。

而在一些中小型疫情中，大規模的全員核酸產生的醫廢數量同樣不容忽視。

2021年8月，揚州疫情期間，有報道提到，僅揚州市主城區812個核酸檢測點，24小時便產生了28.8噸醫療廢物，這些醫廢，僅僅來自這個450多萬人口的城市的全員核酸。

一位醫廢處理領域的從業者則向八點健聞透露，在并未暴發過大規模疫情的某西部小城，2020年后，其醫廢處理機構通過購買移動設備和重啟尚未報廢的舊設備，這才將從前10噸的醫廢日處理能力提升到了20噸，總算滿足了疫情散發時當地300多萬居民全員核酸時產生的醫廢處理的需求。

上述從業者還提到，幸虧當地在疫情前剛剛把處理設備從5噸升級到10噸，且老設備尚未丟棄，“如果以過去只有5噸的醫廢處理能力迎頭撞上疫情中20噸醫廢日處理量的需求，應對起來就沒那么容易了”。

然而，老設備尚未更新的情況卻往往是疫情中地方醫廢處理機構的常態。

新冠疫情以來，我國醫療廢物產生量突增。巴塞爾公約亞太區域中心高級工程師許曉芳告訴八點健聞：即便沒有疫情，我國不少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和大城市）的醫療廢物處置設施本就處于90%以上的近乎滿負荷運轉狀態，應急收集處置能力配備不足。

根據智研咨詢的數據，2016年我國醫療垃圾產生量為214.6萬 噸，處理量僅為74.7萬噸，得到處理的醫療廢棄物不足總量的35%。

2018年，生態環境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管理技術中心副主任胡華龍曾公開表示，包括北京、上海、海南等76個城市醫療廢物設施負荷率超100%，全國近三分之一設施基本處于滿負荷或超負荷運行狀態。

在武漢疫情中，尚可通過全國馳援來解決醫廢問題，而在疫情常態化的今天，各地對成倍暴漲的醫療廢棄物的處理，幾乎成了疫情防控中最為重要，卻易被忽視的角落。于是，在相關報道中，幾乎每一次疫情，當地都需要通過危廢設施改建醫廢、生活垃圾設施改造上馬、移動化設備等應急補充短板。

那么，這些緊急擴容后的處理是否足夠消除醫廢所帶來的全部環境隱患？中國的醫廢處理能力究竟如何？而正在全國大面積鋪開的常態化核酸，又會對這個脆弱的處理系統造成什么樣的挑戰？

移動的風險源與薄弱的收運體系

作為一類特殊的危險廢物，醫療廢物因其潛在的感染性位列《國家危險廢物名錄》榜首。

2003年SARS之后出臺的《醫療廢物管理條例》便明確規定了“國家推行醫廢集中無害化處理”。

這意味著醫廢收運，需要多上一道“保險桿”——閉環管理、防止疾病傳播。

多位專家表示，我國現有醫廢感染控制工作良好，偶有工人抱怨被尖銳利器劃傷但都未造成感染。同時，從公開報道來看，也并未出現因運輸醫廢而感染新冠，但其感染傳播的風險仍不容忽視。

面對一座城市上千家醫療機構，每日幾十乃至疫情暴發后上百噸的醫廢產量，想要“日產日清”，考驗著醫廢收運體系的效力。

由于醫廢廢物處理的準入高門檻和城市規劃等原因，部分城市僅有一座醫療廢物集中處置設施；而且在區位上，為了盡可能減少處理異味和排放無妨，這類設施一般會設置在遠離城市的郊區。

“收運短板”，一個近兩年頻繁出現在各級政府醫廢管理文件中的詞匯。為此各省紛紛提出“各縣(市、區)2022年6月底前建成醫療廢物收集轉運處置體系”的目標，設置暫存點是一個較為便利的方法。

今年3月，四川省生態環境廳副廳長李銀昌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為解決危險廢物收集不及時、轉運不通暢、處置成本高等問題，全省同步推進58個集中收集試點項目建設，打通危廢收集“最后一公里”。

一位西部地區醫廢企業負責人表示，該市百余家醫院的醫廢收運是由10輛2噸載量轉運車完成，至于鄉鎮衛生院、個體診所、衛生室等基層醫療機構，則多是自行運往縣級人民醫院等暫存。

原有收運體系薄弱一方面是囿于基層交通不便、運輸距離較長、廢物量較小，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在醫廢處理收費標準中，收運費用并未被單獨核算。

各地醫廢多以床位數/患者人次和廢棄重量收費。中商產業研究院整理發現，收費標準大致在2500-4000元/噸之間。以四川省為例，二級以上醫療機構按編制床位收取2元/天，二級以下按重量計費2元/千克。且自SARS以來，醫廢收費增量有限。

位于主城區、交通便利、廢棄量巨大的大型醫療機構，成了企業們口中的“香餑餑”。國際經驗一般認為，住院部醫廢產生量每天為0.8kg/床，以5000張病床的醫院為例，在滿床的狀態下，每天產生醫廢4噸，繳費1萬元。處置企業只需用兩輛轉運車，4名轉運人手便能完成任務。

而在一些“小門面”中，同樣2噸的轉運車則可能需要跑上20家醫療機構才能收滿。在設備運行成本、醫廢處置費用固定的情況下，運費的增加，企業自然“挑肥揀瘦”。一些企業盡可能拖延收集時間，由一天一次改為四五天一次。

曾任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環境保護部“中國醫療廢物可持續環境管理項目”國際協調專家（2006-2018）的蔣峰依據多地經驗總結道，當醫療機構位于醫療廢物處置廠60千米以外，或其醫療廢物產生數量小于50千克/天時，集中處置企業按時上門收集的意愿會明顯降低。

如果說以往的疫情考驗的是處理能力，那么，2022年興起的常態化核酸，遍布全城的幾千個核酸采樣點，無疑對這個收運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去年8月的揚州疫情中，主城區812的核酸采樣點動員100名環保志愿者加入，通過設置歸集點減輕轉運負擔。而今年5月2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生態環境局副局長羅海林在介紹15分鐘核酸檢測圈布設后的醫療廢物收運模式和標準時則提到：對于便民和流動采樣點，由核酸采樣人員或工作人員將采樣醫廢隨檢測樣品一起運到檢測機構，由醫廢處置單位集中收運。

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主任孫寧在2017年曾對醫廢管理提出建議，應當實施單獨的醫療廢物收運資質，允許收運與處理分離，逐步降低成本，處置費用則在收運企業和處理企業之間合理分配。

醫廢二噁英產量是一般危廢的6倍

對于快速處理噸位暴增的醫廢需求而言，焚燒是一種很容易被選擇的技術路徑。然而，不論是高溫焚燒還是消毒后殘渣焚燒，廣泛分布的氯元素令醫療廢物更多產生一份危險的“饋贈”——二噁英，一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一級致癌物。

穩定的結構使二噁英能長久存在于環境中，并通過生物鏈不斷累計放大，對位于生物鏈頂端的人類來說，這些毒性比之最初放大了七萬倍以上，且具有高毒性、脂溶性、遠距離遷移性。

早在2001年，二噁英被《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列為首批控制對象。2007年，我國向《公約》秘書處遞交的國家實施計劃中表示，就單位質量廢棄物焚燒的二噁英產量而言，危險和醫療廢棄物的危害性更大，被列為需優先控制的污染源。

相比于危廢，醫廢焚燒的二噁英排放更令人警惕。浙江大學陳佳等2014年的研究顯示，醫廢焚燒飛灰中二噁英均值濃度為危廢的6倍之多。

目前我國醫廢焚燒煙氣二噁英的排放標準為0.5ng I-TEQ/m3。然而，對于這種可以累積的毒物，即便排放全部達標，總量暴增之下，多位環保人士仍向八點健聞提到，要關注二噁英控制。

從產生二噁英所需的氯元素含量來講，有研究顯示，醫廢中占比4.56%～7.52%，其他危廢則在0.03%～2.5%。這與醫療廢物的特殊用途密切相關，中國科學院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研究員陳揚告訴八點健聞，從醫用氯化鈉溶液中的氯，到聚氯乙烯有機大分子中的氯，這些氯源與帶苯環大分子結合，都可能造成熱解焚燒過程二噁英的生成。

陳揚表示，通過活性炭噴射、脫酸除塵等尾氣深度凈化技術進行末端控制，在焚燒爐中通過快速升溫、保障燃燒效率和急冷降溫的過程控制，也包括從源頭減氯減的源頭控制，三方面統一起來，都有利于控制二噁英的生成與排放。

但現實情況卻不容樂觀。前述陳佳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41處醫廢焚燒處置設施僅有43.90%的煙氣二噁英排放達標。天津大學李家福等人2017年分析全國12座醫廢焚燒爐發現，煙氣中二噁英毒性當量濃度為0.031～3.463 ng I-TEQ/m3。

二噁英的尷尬之處在于，它幾乎無法像pm2.5等顆粒物、二氧化硫等酸性化合物那樣做到實時監控。蔣峰解釋道，由于二噁英屬于痕量污染物，從采樣到前處理和分析往往需要好幾天時間，每年的監督性監測在1～2次。

不止二噁英，焚燒處置還會產生多環芳烴、多氯聯苯等劇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酸性氣體，以汞為代表的重金屬。?焚燒處置則會產生惡臭、VOCs（揮發性有機物）等。

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主任孫寧2017年曾撰文指出，比起其他危險廢物，醫廢產生量少，長期以來在地方各級環保部門的環境監管中均不是重點，且國家未進行達標排放情況的總體摸底調查，醫廢尾氣排放在線監測設施大多是一種“擺設”。

深圳市零廢棄環保公益事業中心統計了2019年12月13日-2020年3月13日，56家企業自行公開的監測數據，之后發現，日均值超標企業占比22.9%，超標企業平均超標次數達到6.5天。而在2020年2月13日-3月13日期間，時均值超標企業占比達到25.7%，時均值超標排污企業平均水平為53小時。

零廢棄還分析了2017-2019年482家醫廢處置企業的違規記錄，從中發現，超標排污、廢氣排放、醫廢以及灰渣管理方面違規企業及違規次數較多，焚燒處置企業累計罰款金額達1356.5萬元。

頻繁違規的背后是醫療廢棄物的處理收費多年無增長。孫寧曾指出，一些社會責任感較強的企業尚能勉勵維持運行服務，而一些企業則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通過各種途徑和方法降低技術要求和排放要求。

陳揚也表示，活性炭噴射對于吸附二噁英有益，但活性炭的吸附能力有限，且受到溫度和水分等因素影響，造成處理效果不理想，而且也不易監管。未來需要在技術替代和新技術創新方面下功夫，促進二噁英穩定達標問題的解決。

基層醫療機構的醫廢之困

醫廢處理企業抱怨運營費用高企，處理費用卻漲幅緩慢的同時，醫廢的生產企業，醫院們，同樣在抱怨處理費用。價格成了橫亙在醫廢生產企業與處理企業間的陰影。

而在醫廢特許經營的制度下，最為艱難的還是基層醫療機構。

“每個地級城市至少建成1個符合運行要求的醫廢集中處理設施”、“縣級以上城市醫廢無害化處置率達99%”是近兩年來國家醫廢建設的行動目標。陳揚表示，縣級醫廢中心的核心問題在于運維，因可處理醫廢量較小，相關處理企業很難持續穩定營收，因此，應采取可靠的措施，如集中處置中心統管運營、增加運營費補貼、提高該類醫廢處理收費標準等，確保連續穩定運營。

而另一方面，即便是地市級醫廢中心，處理能力也并不全面。前述西部地區醫廢企業負責人介紹，該市能夠處理感染性和損傷性醫廢，至于化學性和藥物性往往需要送至省會城市處理。孫寧也曾指出，對于非焚燒處理技術不能處理的化學性和藥物性廢物往往去向不明。多位行業人士表示，醫院下水道多為其潛在流向。

就地貯存是減輕成本的另一條路徑。對于偏遠地區的醫療機構產生的醫廢，蔣峰建議可以效仿其他國家的經驗，改建密閉冷藏貯存點，合理延長貯存時間，如三個月至半年，保障安全的同時節約運輸成本。

2022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省腫瘤醫院副院長花亞偉從醫廢感染性角度出發，建議修訂《醫療廢物管理條例》及其配套政策，推行集中處置與醫院自行處置相結合的醫療廢物處置模式。

蔣峰則從“化整為零、縮短收運—處理過程、降低處理成本”的角度出發，表示應嘗試推進醫院醫廢就地無害化。他解釋稱，通過購入小型設施進行破碎、蒸汽消毒滅菌，剩余殘渣可視為生活垃圾處置，“如同辦公室碎紙機”輕便且成本較低，在國外已廣泛推行。

清華大學固廢控制與資源化教研所教授蔣建國告訴八點健聞，集中處置能夠降低風險，提高安全性。早在SARS之前，國內大型醫院就曾自建焚燒設備，小型醫療機構沒有處理能力則與生活垃圾混裝打包或是流入黑市，所以，若采取就地處置，嚴格的監管方案必不可少。

當然，無論是就地還是集中處理，蔣峰表示：我們都更希望看到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在面對地市唯一一家醫廢處理企業時，醫療機構沒有選擇余地，往往處于弱勢地位，通過引入其他市場競爭主體或是將選擇的權利交給醫院不失為一種公平的路徑。

一位環保專家向八點健聞表示：目前的情況，很多城市的醫廢處理設施比較少，而那些壟斷了一座城市醫廢處理的企業接近滿負載的運行，這不合理。試想，在這種情況下，一旦疫情發生，超量的醫療廢物往往只能靠來自其他城市的外援，但如果多地同時發疫情，或同時遭遇醫廢的暴漲呢？

“提高重點地區醫療廢物收集和集中處置能力，加強醫療廢物應急處置設施建設是目前醫療廢物處置的關鍵”，許曉芳告訴八點健聞。

中國對醫廢處理的重視始于SARS疫情，而兩年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應急狀態下的醫廢處理問題，而這種沖擊是否能夠造成摧枯拉朽式的重塑，也許還需要拭目以待。

認識到問題，只是第一步，如何把這種認識真正轉化為整個行業的變化，則仍是個難題。目前的情況，用環保專家們的話來說，就是在不斷“對政策打補丁”。但要把問題解決好，能夠讓醫廢處理系統能在常態化和應急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