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科技創新被科研體系扼殺了嗎？

　　看到本文的標題，人們一定會大吃一驚。翻開今天的中外媒體，充斥的全是中國科技飛速進步，感覺是馬上要領導世界的架式。2016年中國科技論文數量超越美國，更是讓中國人信心爆棚。

　　這些成就僅從論文統計數據本身角度來看，客觀上確實是不錯的。坦率地說，我本人是長期對中國的發展持最樂觀態度者。即使在很多年前，我就認為中國無論在經濟和科技上都有潛力快速居于世界領導地位，并為此而長期呼吁和付出實際的努力。在絕大多數人都認為中國根本不可能在通信標準上起主導作用的3G移動通信的起步階段，我就與李進良、丁守謙等知名的權威學者一起強力推進中國主導的TD-SCDMA標準，并成功說服中興通訊決策者大舉進入TD-SCDMA領域，獲得極為豐厚的利潤。今天中國的科技實力和地位與多年前已經完全不同，真正處于從跟隨向領先轉換的關鍵時期。但正因如此，一些最深層的問題要格外引起我們的關注。否則，在此關鍵時刻功虧一簣并不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事情。

　　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也曾處于與我們今天類似的地位，但在西方國家的大力捧殺下，并沒有成功抓住歷史機遇，反而在新科技方向的戰略判斷上一再犯下如第五代計算機計劃這樣愚蠢的錯誤。

　　要實現從跟隨向領導的轉變，無疑需要進行大量最深層次的科技思想變革，改變以往存在的完全不適應創新、更別說是原創的科技體制。但是，在中國科技界還根本沒明白要進行的變革是什么，荒唐透頂的機制還根生蒂固大量存在的時侯，我們卻開始聽到來自西方越來越響亮的如此熟悉的贊揚聲。當年日本提出第五代計算機計劃的時候，整個西方世界也是一片震耳欲聾的夸贊——“即使這個計劃只獲得部分成功，也會使日本的科技居于世界領導地位”。這種贊揚明擺著是一種捧殺行為，因為發出這種贊揚的西方國家沒有一個去跟隨日本這個計劃的。哪有一邊說好得不得了，一邊自己卻又躲得遠遠的道理？

1 / 中國政府長期大力推動創新

　　中國政府一直在大力地鼓勵創新，并且這種鼓勵的確出于強烈的真實愿望。那怎么可能會在事實上形成“嚴禁創新”的科技體制呢？就在2018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了《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意見中除了繼續倡導科技創新的理念外，還突出了原創性。“突出原始創新，促進融通發展。把提升原始創新能力擺在更加突出位置，堅定創新自信，勇于挑戰最前沿的科學問題，提出更多原創理論，做出更多原創發現。”

　　如果我們僅僅看科技論文的增長數據，甚至代表論文質量的被引用數據，都是像GDP經濟增長數據一樣強勁。以下是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每年發布的中國科技論文最新的主要統計數據。

根據SCI收錄的中國科技論文變化情況

　　2007年至2017年(截至2017年10月)中國科技人員共發表國際論文205.82萬篇，比2016年統計時增加了18.1%；論文共被引用1935.00萬次，增加了29.9%，排在世界第2位，比2016年上升2位。中國國際科技論文被引用次數雖與世界水平還有一定的差距，增長的速度顯著超過其他國家。

2 / 致命的問題在哪里？

　　這里先要簡單說下在中國科技界大名鼎鼎的SCI，它的英文是指Science Citation Index，最初是由尤金·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 1925.9.16～2017.2.16）1960年創辦的私人性質的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ISI）推出的引文數據庫。這個數據庫是國際學術界評價科研能力的重要量化指標，其依據就是其創始人尤金·加菲爾德的引文理論。這個理論簡單粗暴，但卻很有效，就是以論文被引用的數量分析來作為對一切科研評價的依據。如期刊某一個年份的影響因子就是該期刊近兩年發表的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卓越論文”就是被引用次數超過平均值的論文。“熱點論文”就是發表后最近2個月被大量引用，且兩年內被引用次數排行榜進入本學科前千分之一的論文。

　　你看，科學與娛樂傳播是不是也很相像？能否進入SCI以及被引用次數，就是在全球科學家群里進行的“打榜”行為。中國科學界一再教育科研人員要長期甘于寂寞，腳踏實地。有“榜單”作為參考本身并不是主要問題，可是整個中國科技體制近乎于采用與娛樂圈完全一樣的“唯打榜是從”游戲規則，你讓科研人員怎么淡定得下來？伽羅華發明"群論"50年后才被認可，50年內的影響因子完全為零。越是原創的東西，它的短期影響因子反而會越小，甚至為零，如果只以榜單為科學研究唯一考核標準，中國有哪個科研人員會去搞這種級別的研究？

　　另外，這種考核很顯然封鎖了一個圈子，只有這個圈子里面的人才有參與打榜的資格。所以非體制內的人想搞點什么原創明堂的話，要參與打榜都近乎于不可能的事情。

　　ISI經過多次轉手，2016年7月11日由湯森露透賣給了加拿大的Onex公司和霸菱亞洲投資基金 （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現在的名字是叫 Clarivate Analytics。這個商業交易在中國科技界還引發了一場震動，因為新東家并不是與科技專業有關聯的機構。根據其官網Clarivate Analytics（https://clarivate.com/products/web-of-science/databases/）上的介紹，經過擴展的SCI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數據庫收集了從1900年到現在的150個學科的超過8850個主要刊物。另外還有社會科學領域的索引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從1900年到現在收集了55個社會科學學科的超過3200個刊物，同時也選擇了世界領導性的3500個科技刊物。

　　SCI和SSCI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高到難以想象的程度，它的地位和價值就如同財務報表對上市企業的地位和價值，以及高考的考分對高中畢業生的價值。如果僅從這個角度看倒也沒什么，就如同上市公司要定期交財報，而這些財報必須要有資格的會計事務所審核背書。如果中國沒有一家合格的事務所，就只能找國外的事務所來審核。找國外的就找國外的吧，只不過是讓國外的會計師事務所多賺點審計費而已。可是，如果我們告訴你凡是中國的上市公司賺了錢，利潤和稅收都必須交給國外，被國外認可了才算合格，你會怎么想？這是不是荒唐透頂！可是，中國科技成果的確就是主要得交給國外才基本算是被認可的。因為SCI數據庫中的刊物，到2016年時中國只有185種。就算這185種刊物全部發表的是中國科技人員的論文，簡單地以平均每個刊物每年發表的論文在200篇估算，發在中國SCI刊物上的論文則每年低于4萬篇，在2016年的29.06萬篇SCI科技論文中占比也就在10%左右。也就是約90%左右最優秀的科技論文都交給了國外。

　　論文的發表有這么一個過程，先要交給特定刊物的審稿人，這意味著作為審稿人和這個刊物不僅擁有了查看相應領域優秀論文的優先權，而且擁有了匯集相應領域所有優秀研究成果的便利。中國為鼓勵科技創新的投資，有一部分會變成經費交給這些刊物，而后中國人要看的話得再花錢從這些刊物訂閱。SCI并不一定要求論文的語言，但要求參考文獻必須是英文的（SCI本身就是以引文也就是參考文獻為測量基準）。這些論文發到國外，以英文發表還好說，如果是以日文或德文發表就更慘了，反而造成中國人利用的困難。如果這些科技成果有商用的價值，在企業里一般要再經過翻譯才能被大多數希望利用的中國工程師利用，這又會存在一定的延后。

　　中國花費了巨大的科技投資，研究出來成果后又絕大部分都交給美國、英國去審核，這樣的局面意味著什么？我們表面看起來繁榮的科技論文數量，事實上是在幫助維持美國、英國等國家的科技領先地位。為什么我們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一下，別說是美國和英國等國的頂尖科學家的優秀研究論文，就是埃塞俄比亞、肯尼亞、越南、菲律賓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優秀學者們發表論文時，到什么時候會想到首先選擇中國的科技刊物？很遺憾，不僅在前面所說的統計數據里根本就沒有這一項指標（最多只查到2016年國內刊物上列入CSTPCD收錄的國際聯合研究發表論文數量為8096篇，其中海外作者作為第一作者發表的為3921篇），而且整個中國科技界、科技部、教育部是否想到過這是一個必需去努力奮斗的科技匯聚能力的目標？

　　當然，我們也可以自我安慰說，事情總得有一個過程嘛，你看每年中國SCI刊物不是一直在增長嗎？中國刊物的影響力是隨著中國科技研發實力的增長而有一定的滯后。未來隨著SCI刊物的增長，中國的優秀科技論文那不就不用交給國外了嗎？如果再更仔細地看看中國被列入SCI的刊物是什么，就更是要瘋掉了——居然有相當大一部分也是英文的！如果嫌這荒唐得程度還不夠的話，中國科協、財政部、教育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等單位投入資金支持的《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更是要讓中國人肺都要氣炸了。可別以為真是要總體上提升中國的刊物國際影響力并對它們給予資助，而只是要資助中國出版的英文刊物，你沒看錯——只有中國出版的英文刊物才是這個計劃資助的對象，中文刊物是被歧視的！你能想象支持這個計劃的那些單位，真的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和學術機構，而不是美國的嗎？

　　我們搞了“百人”“千人”“青千”“萬人”“青撥”“長江”“青長”“杰青”“優青”......花了那么多錢興高采烈地吸引國內外頂尖人才，再花巨資給他們去做研究，忙活了半天研究出來結果最后又基本上絕大部分交給國外，為國際科學事業做貢獻了，我們還為此得意洋洋當作自己的成就。等把錢花完了，他們再回到國外去？那中國得到的是什么？只是一個名聲和SCI論文的娛樂打榜數字嗎？

　　當然，我們不能以簡單的民粹主義來看待這些問題。科學是沒有國界的，科學成果可以交給任何國家的刊物去發表。但正因為如此，它確實就有一個沒有國界地誰的成果交給誰的問題。如果你說沒國界的意思只是它意味著中國的科技成果交給別人，別人的成果都不會交給中國，你不覺得這個看起來很神圣的觀點讓中國納稅人實在是太憋屈了嗎？當然，如果一個國家科技能力太弱，投入很少，每年科技論很少，在這個問題上也就的確不應該講究太多了。但像中國這樣要實現“中國夢”，科技論文產量都已經全球第一、優秀的科技論文數量也在向第一邁進，科技研發投入也越來越大的時候，還是科技成果絕大部分都無國界地交給別人，這個恐怕說不過去吧？過去我們從科學無國界的交流中是占了便宜的，現在回報一下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永遠沒完沒了是不是？

　　且慢，本文標題說得可是“嚴禁創新”的中國科技體制，就算我們純粹是為國際科學事業做貢獻，花錢吸引國外人才回來在中國獲得創新的科技成果也算不錯啊！但是，如果我們深入了解中國科技的體制，就會理解它們對創新窒息到什么程度。

3 / 嚴禁創新

　　僅僅有促進科技創新的意愿和宏觀指導方向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通過最后具體的制度和操作層面的規則來落地。搞清楚中國的科技體制是怎么最終落地的，它們的影響是什么，才會明白它們實際上起到的作用究竟是“促進”還是“嚴禁創新”。    

　　如果僅僅是論文都用英文且發表到國外，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問題所在。科技論文在相應刊物上發表主要得通過的關是這個刊物組織的“同行評審”。因此，中國學術界主要認可國外的科技刊物，事實上帶來的一個深刻問題就是在科技成果的判斷上對國外同行的深重依賴（盡管很多國外刊物的審稿人事實上已經是中國學者）。這直接對應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學術界難以對自己的成果做出有效的判斷。

　　要想立項獲得科研經費支持，首先得是各種“指南”里有的。如果指南里根本就沒有，那你就徹底歇菜吧。指南是怎么來的？立項評審的各種規則是如何對項目進行取舍的？因為中國學術界對自己判斷能力深刻的懷疑和缺乏信任，就只能依賴國外同行的判斷。所以，在立項評審規則中大量存在的判斷依據就是：有沒有來自國外的相應“參考文獻”。如果沒有，那么相應的分數是不可能高的。

　　什么是原創？簡單點說就是你找不到參考文獻，因為只要存在參考文獻，說明已經有人談到這個原理，那你能做的最多就只是改進、修正和驗證別人的原創了。我們在對SCI引文數據崇拜的時候需要仔細想明白一個細小的、但卻是天壤之別的差異：自己的論文被他人引用數字很高才是很牛的，而不是你引用別人的東西越多就越牛。可是問題在于：最初開始進行立項的時候，別說是論文，連研究都還沒正式開始，哪來的被引文數據？可是中國太過于依賴SCI這種類似娛樂圈的打榜判定標準，必須得有引文，那就只能有來自國外的參考文獻，引用的參考文獻越多評審分數就越高。這樣從一開始你就沒法做原創的東西。所以，有原創性的項目在中國科技界是絕對不可能獲得立項的，更別提指南里根本就沒有的原創了——唯SCI是從必須面對一個痛苦的事實：SCI只能判定結果，卻不能對“在一開始判斷哪些才是可以做出高引文成果的項目”的工作有任何幫助。

　　無論在中興、數碼視訊還是在我自己創業的公司，我都直接負責過很多科技項目的立項，看過相應的評分標準，唯一的感覺就是：所有字里行間透露的就是一句讓人根本喘不過氣來的話——只許模仿，嚴禁創新。

　　在一次軍方根據模仿美軍最新研究的技術進行預研招標上，我們提出了完全原創的飛輪船技術。看過之后評審組的專家們剛開始目瞪口呆，然后是疑惑不解地問這樣的問題：

　　“你們的船都跑起來了還參加預研招標做什么呢？”

　　說得也是，我們都已經跑起來的產品，比這個模仿自國外的預研項目要達成的目標產品性能指標還要好得多，那還預研什么呢？但是，如果按這模仿的思路走，一般從預研到成為產品路還長著呢！光預研階段一般就得3年。到和我們現在產品差不多的階段，那至少得是8年、10年以后的事情了。

　　“你們這樣的話不是把我們這個預研項目給廢了嗎？”

　　這、這、這我們還能再說什么呢？當然，項目組織方對我們還是非常客氣，一再表示感謝對該項目的支持。我們也能理解，在現有體制下，他們真不知道該怎么面對這樣的國內原創技術。現有的研究體制就是根據國內絕無可能有原創性的領先產品技術這個大前提而設計的。如果采用國內的原創技術，絕對是要“違反原則制度”的。

　　我參加過一次高校人才交流的活動。有一位從國外歸國的博士，他被提的問題和建議當然主要是關于在國外發表SSCI論文的情況。雖然這位海歸博士試圖委婉地闡述一下現實狀況說，“其實現在國外大量頂級刊物都跑來中國爭搶優秀論文”，他努力地想表示中國現在研究水平在迅速提升，中國刊物發表的論文水平也不錯，但架不住在交談中面試老師對在國外發表論文的極端重視，最后不得不一再表忠心：一定會大力加強在國外發表論文的工作。最高水平的高校成果和論文必須是英文，必須發到國外SCI刊物上。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已經成為中國高校普遍默認的最基本標準了。

　　潘建偉的量子通訊現在如日中天，但當年他剛回國時可是申請經費基本上通不過的。后來為什么很容易了呢？因為他發的論文居然被國外評為20世紀最重要的21篇物理學論文。不僅打榜成功，而且進入超級榜單，隨后科研經費就止不住地批下來了。

　　另一個案例是韓春雨事件，僅僅因為在國外著名刊物上發了論文，一下大批經費就下來了。可是后來發現相應的實驗不能重復，引起一場風波。其實我在看很多基因項目時與多位專業的分子生物學的人士深入討論過，在這個領域里，論文里談到的實驗難以重復并不是一個罕見的事情。只是因為韓春雨的事情搞得太大了，經費下來的太多引起的風波大了一些而已。

　　有沒有因此認真思考過最深層的問題：為什么我們要如此盲目地倚重國外的判斷呢？

　　中國有句俗話：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做出創新、甚至原創性的創新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最關鍵的是：如果不具備對創新、尤其原始創新的判斷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匯聚能力，其他一切都等于或近似等于零。無論你多么渴望創新，到最終落地的時候都會變成一堆禁止創新的規則。因為自己缺乏對創新的判斷，所以要用國外已經存在的東西去拿到經費，最后即使只是做出一些改進也是把成果交到國外，如果做不出什么新結果，只要把別人搞的結果能重復出來，那也好交差，很容易就結題了。以SCI這樣看似國際高標準的打榜數字作依據其實是有奧妙的，因為在國外創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SCI論文里也有相當大比例屬于創新性不大，但看起來質量很高的論文（寫作、引文等極為規范，插圖、表格、實驗數據等非常漂亮，數學公式推導嚴密，動用的數學知識工具盡可能地高深），只要不太動腦子重復做些東西，不太適合搞創新性研究的大量人員也可以相對比較容易混下去了嘛！否則讓人家怎么過日子？況且人家有些老師就只是想好好教下書，非得讓人家寫論文才能提職稱，那不大量提供一些無創新的高質量論文通道怎么辦？再者有些官員需要有些學術職稱的頭銜，哪有那么多時間搞創新性的研究。如果能有比較容易完成的論文通道，問題就比較好解決了嘛！而如果是全新的東西，沒人能判斷，最后萬一搞不出結果就不好交待了。因為沒有任何人看得懂，就算有中國人看懂了也不能認為、不能承認是看懂了。

4 / 為何在鼓勵創新的政策氛圍里，最終形成的是嚴禁創新的科技體制

　　在改革開放后第一個大規模的科技發展計劃就是“863計劃”。這個計劃提出的大背景有兩個，一個是當時中國的科技從總體上說的確非常落后，二是與前面所說的日本第五代計算機計劃還真有些關系。

　　當時日本提出這個計劃后在全球范圍掀起軒然大波。美國不久提出星球大戰計劃，歐盟提出尤里卡計劃。日本當時也沒仔細想想是為什么，別人如果只是極力夸贊日本第五代也就罷了，但他們真的都跟著日本提出新的科技發展計劃了，只是提的東西與日本的第五代基本沒什么太大關系。都這樣了，那些捧上天的夸贊明擺著就是說，你就堅定地在第五代上走下去吧，但我們可以是不會陪你一起玩的，難道還看不出名堂是什么嗎？中國也跟隨著提出了863計劃。863計劃還是比較現實的，跟前面幾個發達國家開拓全新科技領域的目標完全不同，就是通過有限的投入，跟蹤國外的科技發展，不能被拉得太遠了，在少量有優勢的項目上爭取有所突破。

　　因此，說白了，863計劃初衷就是一個學習模仿、重復國外原創成果性質的發展計劃。如果僅從其初衷角度來說，這個計劃也算是很成功的。后來又提出973、火炬、星火等科技發展計劃，以及985、211、雙一流等高校建設計劃。當年鼓勵中國學者到國外發表論文，參與國際學術交流對中國是有極大好處的。國際領先的科技成果基本都在國外，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科技界應該說基本是純賺的。雖然也會付出很大的代價，比如在中國最優秀學校培養的最優秀學生，不說是整班整年級，起碼也是大部分地出國，眼睜睜地看著最優秀的人才最后都為別人培養了。當然也是有很多附帶的好處嘛，比如說成就了像俞敏洪的新東方這樣的大批優秀英語培訓企業啦，以及居然最后還為中國娛樂界貢獻了一部很不錯的電影《中國合伙人》等等。

　　但是，隨著中國科技水平越來越高，科技人才越來越多，這個本來是中國純賺的科技規則就不斷發生著性質的轉化。當越來越多的中國頂尖水平的論文發表在國外刊物上，而且越來越變成天文數字時，性質就已經徹底變成荒謬之極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科技界自身也越來越覺得很不對勁，并且不時發出一些批評的聲音，但無奈已經陷得太深，難以回頭了。這種科技體制在跟隨和模仿的時代是有效的，或者說潛在的問題不顯得那么突出。但隨著中國需要從跟隨轉向領先的時候，這種在跟隨時代形成的嚴禁創新的科技體制，已經變成一道難以逾越望不到邊的鴻溝、高聳入云望不到頂的屏障。

　　對創新的判斷和匯聚機制是難以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就會像黑洞吞噬周圍的一切物質一樣，將一切其他人的創新能力變成自己的。與黑洞抗爭的力量和成果越強大，最后不是削弱黑洞，而是變成黑洞的一部分而增強它的吸引力。如果中國僅僅是靠錢去吸引一批學者，當錢不再足夠，研究成本越來越高時，就會像加工業一樣再次外流。

　　像施一公這樣的杰出學者成批地回國，但他們有一些又開始回流到國外，或是從像清華這樣的國內頂尖學府離職。人才的流動本來是很正常的，但如果不解決自我創新判斷和匯聚機制的問題，不正常的流動就會越來越多。清華大學美女海歸教授顏寧回到普林斯頓大學引發了媒體的一陣騷動，后來她本人出來辟謠說普林斯頓大學是她的母校，回到母校任教是她多年的夙愿，沒有任何“負氣出走”一說。

　　我曾在一些管理培訓課上討論離職管理的時候提到：所謂“離職溝通”可以作為一個參考，但別以為人在走的時候能有幾個真會講實話的。你能聽到的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為照顧父母”，“個人身體原因”，“為了孩子上學”......最多說下看似很真切的話“家庭條件確實比較困難，不怕您笑話，對增加一點工資確實還是有些看重”，或者是很抽象的理由“個人發展”。根本不用去問離職者，想都想得到別人會說什么。誰會在已經決定要走了的時侯還去講得罪老東家的話？

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顏寧

　　清華也是顏寧的母校，而且是人生中最難忘的滿懷少女青春夢想的本科時的母校啊，是不是？人家話都已經說得白到這個份上了，還需要說得更直白嗎？

　　當一個人決定自己人生前途時，雖然一些臨時的事件會有很大影響，但一般情況下會綜合考慮很多因素后才會下決定。作為學者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是自己的學術前途。如果一個從普林斯頓大學回到清華的學者，就在她辦公室旁邊不遠另一個辦公室的教授做出的最新研究論文，要交到美國去審稿發表，居然遠在美國普林斯頓老同事比自己先看到。而人家普林斯頓那個可以有審稿特權的圈子里發生的最新進展，你得申請出國差旅費才能去聽到，本來在普林斯頓時走路過去聽就可以了。你的學術水平再高也不是神仙，老是比別人晚才能得到最新的科技研究信息，怎么可能保持自己的學術優勢呢？而且這種局面竟然是中國上到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下到每一個大學、學院、研究團隊一邊高唱創新，一邊極力維持的制度。如果是你，你不覺得郁悶和絕望嗎？而且新的研究項目的立項基本規則就是只許模仿，絕對不容許有原創的東西。既然如此，你待在清華干什么？但回去了能說實話嗎？國家培養了你、花了那么多錢讓你回來，為個人發展走就走了，這誰都能理解。但走時還要再說中國科技體制有什么問題，居然“抹黑自己的祖國”，那還不得被祖國人民罵個半死！況且如果是被其他別有用心的人歪著利用，那不是讓自己跳進黃河洗不清了？

　　能回國的絕大多數人真的都是有著強烈愛國心的，越是出國很久的人往往越愛國。“不要問中國有多少問題！而要問您能為中國解決多少問題？”這個已經被稱為是”饒毅之問“，相信顏寧在回國前象很多海歸一樣被這樣的問題揪心。但他們的能力也都是有限的，改變不了太多東西。即使發現了問題，走了也就走了。所以，只能強忍著對祖國的愛把任何想說的話都爛在肚子里吧！

　　如果你自己都不明白的事情，已經決定要走的人能給你說明白嗎？

　　清華都這樣，那就不止是清華的問題了。這不是哪一個部門的問題，也不是哪一個學校的問題，更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SCI標準這套東西當然不可能簡單否定。但是，就算在娛樂界，打榜也并非就是一切。這種東西是對初入行者特別重要，一旦擁有一定地位以后，就不能完全以榜單作為唯一評價依據了。王菲還在意榜單嗎？那英、劉歡還在意榜單嗎？比賽場上的選手很在意榜單，都已經是評委席上的人了榜單還有多大意義？尤其榜單只是一個結果的表達方式，他解決不了最關鍵的“如何開始”的問題。在西方國家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止是SCI這一套標準，還有很多標準在同時起作用。如果我們缺乏更重要的“其他的標準”，甚至最重要的科學本身的標準，完全只按這一套純屬打榜的標準來建立自己的科技體制、來決定一切的話，那就連娛樂圈也不如，是要把中國的科技地位永遠鎖定在初賽選手的層次上。

　　因為科技發展的任何政策都需要變成落地的操作規則，而這樣的規則在中國很快就會被很多人研究如何把相應的經費變成自己的，其中不乏騙子的行為。出現一次又一次被騙得很慘（類似漢芯等）的事件后，又得在新的規則中越來越“嚴格”，這樣發展的結果就是只有把一切原創的東西徹底地扼殺干凈，才有可能完全避免被騙。在過去，就算完全無任何新意地把國外已經搞過的東西重新再搞一遍也沒什么，甚至可算是“填補國內空白”、“培養了一批相應領域國內急需的人才”。但是，隨著中國要從跟隨轉向領先，你再這么搞意義和價值何在？

　　撒切爾夫人曾說過一句讓中國人很不舒服的話：“你們根本不用擔心中國，因為中國在未來幾十年，甚至一百年內，無法給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中國成不了超級大國，因為中國沒有那種可以用來推進自己的權力，進而削弱我們西方國家的具有‘傳染性’的學說。今天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

　　我們拿什么回擊這種預測呢？當然你也可以說，咱不理她不就得了，憑啥把這話那么當真？但李約瑟難題，錢學森之問，這些早已經是被中國人討論爛了的問題，找到解決方案了嗎？絲毫沒有。

　　明白了這些，就會理解為什么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匡迪會在出席上海“機械與運載工程科技2035發展戰略”國際論壇上說——中國顛覆性技術是被專家“投”沒的。“顛覆性技術，這種創新在目前的行政審批和評審制度下，是難以實現的”。這些話是當著很多其他院士和專家的面說的，得到最長時間的掌聲。本文中談到的大量”怪異之極問題“其實并不新鮮，中國的學者們普遍都知道，問題只是在于形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解決。

5 / 如何沖破屏障？

　　要想形成真正具備科技創新的機制從原理上說并不難，問題只在于你能不能讓科學本身的邏輯和規則來起作用，而不是權力、功利、傳播、人情等等的與科學無直接關系的人為規則和邏輯。后者當然不可能完全回避，但問題是不能讓他們起決定性的、甚至唯一的作用。

　　那什么是科學自身的邏輯和規則呢？這個問題的解決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科學也是一種文化，有很多科學的規則是以文化基因和傳統形式存在和延續的。什么是文化和傳統？就是它有些是在潛意識中，以人們可能都說不清道不明的方式在起作用的。

　　最早的科學是古希臘科學，近代的科學成熟于英國的科學革命。美國文化基因來自于英國，最初主要的人都是從英國移民過去的。他們有很多對科學的判斷可以基于文化和傳統，可能連他們自己都不是完全說得清楚是如何做出判斷的。必須客觀地看到，中國歷史上缺乏科學的理性傳統，不要以為中國科技部、教育部、大量中國頂尖的高校不想自己判斷，真的不是想不想的問題。

　　那么在國外是如何做的呢？他們有很多是通過專家的個人推薦進行判斷的。連學校對學生的錄取也大量依賴個人推薦的方式。這種個人推薦能夠起判斷的標準作用，顯然就是承認這些個人具有了判斷標準的地位，并且它們是無法用其他形式化的方法來固化的。否則的話就不用依賴這種“人治”方式了。這種方法要有效，前提就是這些個人頭腦中存在著這些判斷標準，并且是以一種文化和傳統的默認方式真正在起作用。如果沒有這個前提，你在中國也搞專家推薦就會完全走樣。在中國高考中也曾嘗試采用中學權威老師推薦的方法，可是一方面是他們頭腦中普遍缺乏這種文化和傳統的基因，另一方面在中國太大的人情關也難以越過。你推薦誰不推薦誰，搞不好會得罪人。最后專家推薦全都異化成還是看考試分數甚至就只是高考分數。如果兩種標準是完全“等價”甚至就是“等同”的，那專家推薦等于什么意義也沒有，純屬多余。

　　SCI、EI發的論文就靠得住嗎？在娛樂圈打榜要靠實力，同時也是有技巧的，別以為科技界就與娛樂圈能絕對不同。但凡是有明確指標的東西，中國人都能有極聰明的辦法造數據去迎合或繞開規則。在很多SCI論文被撤消的案例中，屬于中國人發的論文占絕對多數。“論文被引用數量”，這種數據造起來困難嗎？發動圈中好友們多引用一下不就得了。只要你能想得出來的評價指標，中國人就能想得出辦法污染它的真實性。

　　國外專家的頭腦中怎么就會有這種可信賴的科學判斷標準呢？這就像中國人頭腦中的儒家文化傳統一樣，盡管我們經常在反思儒家傳統文化不利的方面，可是真到做事情的時候自覺不自覺地還是按那一套在搞。我們表面上看西方國家的學者們經常在反思理性文化，在突破“傳統思維”，其實他們在做事情的時候自覺不自覺地還是深陷在那一套思維方式中。

　　這是不是有些讓中國人絕望，沒辦法了？當然不是，挑戰同時也會是機遇。如果我們缺乏這一套深入西方學者骨髓的傳統和文化基因，那就得想辦法更深入地研究，把深藏在西方學者頭腦中、潛意識、基因里真正起作用的“科學精神”“理性傳統”“科學文化”等全都徹底搞清楚，變成形式化的、可操作的東西。

6 / 創新為什么模仿不來？

　　有一個很奇怪的問題：中國人學習模仿能力是很強的，那我們為什么不能模仿一下西方學者的創新能力呢？很遺憾，可能中國整個學術界都還沒有充分意識到一個問題，因為西方學者們的原創思維過程是怎么實現的，到今天為止也沒任何西方學者自己能說清楚。

　　羅巴切夫斯基研究歐氏幾何的第五公理，最后卻原創出非歐幾何。這個思維過程是怎么實現的，羅巴切夫斯基到死自己也說不清楚。

　　愛因斯坦、普朗克這些人都是牛頓力學的忠實信徒，但他們卻搞出超越牛頓力學的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愛因斯坦甚至一人搞出兩個相對論。

　　有誰聽過愛因斯坦和普朗克說清楚過他們自己是怎么實現這種原創性思維過程的嗎？沒有。愛因斯坦死后有人把他的腦子留下，希望能研究清楚他的腦子是否與他人不一樣，但沒發現什么值得一提的結果。

　　從數理邏輯上說，一個公理體系一旦確定了最基本的公理，理論上說就決定了這個體系所有的定理，這叫公理體系的“完備性”。后續所有的工作最多就只是將理論上說已經完全決定了的定理一個一個找出來。這個工作當然也是重要和需要的，但原創性的工作本質上是建立新的公理體系。如果一個領域的專家其知識結構完全只限于這個領域的公理體系，怎么可能會去推導出不屬于這個公理體系的全新公理呢？因為公理在理論上說就是不可能從公理體系中的任何定理包括其他公理推導出來的，這叫公理的“獨立性”。更別說從一個公理體系去推導出不是這個公理體系的新公理了。從科學的邏輯上說真正帶來新公理的原創性思維過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但事實顯然不是這樣，很奇怪是吧？

　　不是沒人想研究清楚這個問題，我參加過30多年前在石家莊舉辦的中國第一屆思維科學研討會，這是北京理工大學的田運老師領導的一個學科活動。我在會上還提交過一個如何破解靈感思維研究方法的論文。思維科學當年還是在錢學森倡議下建立的。但參加過這個活動后就發現這個學科的整個思路完全無助于我來解決這個問題，后來就沒再參加。幾十年過去，這個學科基本上也處于停滯狀態。無論是從數理邏輯、心理學，還是從科學哲學、科學學、思維科學等所有相關學科中，甚至從創造性思維方法的研究者中，都找不到有任何人把這個問題談清楚，甚至那怕摸得著邊的東西。可以肯定從SCI收錄的自1900年以來數以千萬計的所有論文中都找不到把這個問題解決的文獻，甚至那怕是幾段話能提供入門提示的。科學哲學界還是在哲學層次提了一些云天霧地的觀點，就已經讓全球學術界奉為圭臬了。

　　我們能看到的只是西方學者們根據一個思維的黑箱原創出來的結果，可是這個黑箱里面的東西是什么樣的，在我的研究做出之前并沒有成型的線索。如果西方學者們自己都沒任何人說清楚的能力，中國人怎么學習和模仿？真不是他們故意保密不告訴我們，而是他們自己真的都說不清楚。

7 / 中國的同行評審如何扼殺原創？

　　科學界盛行的都是“同行評審”，以為通過了同行評審的才是專業和可以被認可的。但要理解到一點：國內的同行與國外的同行是完全不一樣的。

　　新的原創主要是通過跨學科方式實現。根據吳維民《科學的整體化趨勢》（四川大學出版社, 1989）中提供的資料，全世界比較成熟的學科大約有5550門，其中交叉學科總量2581門，已經占全部學科總數的46.58%。

引自張春美等，學科交叉研究的神韻，科學技術與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