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人員在項目申報的時候,項目內容絕大多數是可預見能做出成果的;對于一些基于自身興趣而又不可預期的方向,往往是搭著現有項目的“便車”,以“蹭經費”的形式,偷摸著進行自由探索。
就如何鼓勵科學家自由探索的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種康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起這些現象,感到既有意思又無奈。
“在過去的科研項目執行中,只能圍著評估體系的‘指揮棒’轉,所以大多數科學研究都是跟著別人做。”種康說,現在這種現象正在逐步得到改觀,“有了更多支持人的舉措”。
項目評估“指揮棒”
“無論是‘十四五’規劃綱要草案,還是政府工作報告,都特別強調基礎研究的重要性,這是非常及時的。”種康表示,全社會已經普遍意識到基礎研究和原創性工作的重要性,鼓勵科學家們開展自由探索性工作。
但在過去,雖然大家都說“鼓勵創新、寬容失敗”,“坦白說,我們在科研項目執行過程中,‘沒有’失敗的情況,也不允許有這樣的情況。”種康說。
這是因為,根據以往的項目要求和管理方式,“我們的科研項目是約定了預期的論文、ZL等成果的,只能圍繞著這個評估體系‘指揮棒’來做。”
因此,真正非常有創新性的工作,或者挑戰性大的方向,科研人員不敢做。“萬一你做不出成果來,怎么弄?”種康說,“做不出成果說明你沒有完成科研任務,科研經費是要被收回的。”
這就使得在現實科研項目申報中,開展的科研工作往往是能夠預測產出成果,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產出不了原創性成果,也不可能去開辟新領域、新方向。
由此產生的另一個現象,是一些科學家對于一些基于自身興趣而又不可預期的方向,往往只能采取搭現有項目的“便車”,以“蹭經費”的形式,偷摸著進行自由探索。等到這些自由探索可預見出成果了,再拿著它去申請項目。
種康說:“這種方式顯然不是很科學的,不是真正的鼓勵自由探索。”
正在逐步得到改觀
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
在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健全穩定支持機制,大幅增加投入;落實擴大經費使用自主權政策,完善項目評審和人才評價機制,切實減輕科研人員不合理負擔,使他們能夠沉下心來致力科學探索,以“十年磨一劍”精神在關鍵核心領域實現重大突破。
種康看到,近年來我們的科研組織和管理方式,正在逐步得到改觀。
以基金項目為例,現在有了更多支持人才的舉措。“拿生命學部來看,在支持人才群體方面,有基礎科學中心項目、創新群體項目;在支持個人方面,有杰出青年基金項目、優秀青年基金項目。”
“這些項目,考量時主要是看你這個團隊、這個人的能力,看你過去做了什么工作,從而證明你有足夠的能力來做創新性工作;未來要做啥,團隊和個人自己要想清楚,但是太細節的東西,不會要求太多,不會再要求你半年總結一次,一年要提交進展報告等。”種康說,“這還是比較符合自然科學研究中自由探索的要求的。”
這樣的機制設計,也讓科研人員在技術路線上有了更多選擇。“這條路線走不通了,可以走另一條技術路線。當然也有可能幾條路線都走不通,那他只要如實說清楚情況就行。”
項目結余經費使用的問題,也有了明顯的進步。“以往項目結題了,是要求項目經費都要花完的,這明顯不合理。”種康表示,因為科研和行政辦公是不一樣的,不同的技術路線,用的耗材、試劑、設備都不同,不可能完全按照預算來用。
好的轉變是,許多部門正在試點,允許項目結余經費還可以繼續使用兩年,結余經費可用于自由探索性科研。
鼓勵更多“從0到1”創新
種康表示,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多年里,以生命科學領域為例,大概前三十年,我們的科研基本上都是跟在別人后面學習。
好的方面,是我們通過學習,培養了一批人才,也建設了一批有利于促進學科發展的創新平臺,學科發展也有了很大進步。
但不足也顯而易見。“別人做出了成果,我就換一個物種做一做,這樣的科研是取得了所謂的成功,但這樣的成功沒有太大的意義。”
隨著國際經貿形勢風云變幻,各國科技、產業競爭不斷加劇,凸顯了原創性科研的重要性。“基礎研究是技術的根,現在許多ZL侵權、‘卡脖子’現象,都是因為基礎研究長期得不到重視。”種康說,現在不重視基礎研究,將來還會有更多技術發展上的瓶頸或“卡脖子”。
例如基因編輯技術,是現在作物改良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手段,但現有的基因編輯技術的ZL,是美國人申請的,ZL的覆蓋面非常寬。種康說:“現在我們認識到這方面的問題,我們正在開發一些新的基因編輯器,以避開國外ZL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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