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書生陳佳洱：打開北大通往世界一流大學的門

　　他與兩彈一星、夏商周斷代工程這樣的國家大手筆緊密聯系在一起;

　　他打開了北大通往世界一流大學的大門

人物小檔案 陳佳洱，著名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1996年至1999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99年至2003年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

　　他說自己只是一個書生，卻與兩彈一星、夏商周斷代工程這樣的國家大手筆緊密聯系在一起;他打開了北大通往世界一流大學的那扇大門，開“985工程”之先，又將北京醫科大學并入北大，卻說自己還是比較喜歡教書帶學生;他在山河動亂的年代出生，在充滿生機的歲月迷上科學，又在一場政治風暴中一度停滯迷惘……命運給了他過人的天賦、純粹的向往和溫和的性格，也給了他無數個意外與劫難。

　　陳佳洱，這位年近80的老先生，懷著子承父業的作家夢當了科學家;研究了一輩子的加速器，卻始終散發著儒雅的文士氣息。

　　謙謙君子，溫潤如玉。歷經時代風雨變遷，在陳佳洱身上，我們看不到風霜的痕跡，有的只是歲月沉淀下的謙卑與平和。

　　近日，2013年北京大學“蔡元培獎”公布，包括北大原校長陳佳洱、新中國行政法學開拓者羅豪才在內的10位教授獲此殊榮，“蔡元培獎”每5年評選一次，被視為北大教師的終身成就獎。我們借此得以走近陳佳洱。

　　神秘的“546信箱”

　　科學之路并非坦途，學無止境，在有限的人生里忍耐求索之路可能遭遇的無數失敗、寂寞與艱辛，一定是源于對科學本身的熱忱。

　　有趣的是，陳佳洱對于科學的赤誠之心，卻是源自身為文學家的父親陳伯吹。

　　陳伯吹年少為生計所迫，無法上大學學習數學，引以為憾。身為兒童文學家，他將自己對于科學的熱愛，以生動的形式傳遞給陳佳洱，比如用跳舞的紙片小人告訴他摩擦生電的原理。就這樣，科學的種子，在年幼的陳佳洱心中生根發芽，只為終有一天的盛大開放。

　　父親是文學家，母親是鋼琴家，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中，陳佳洱充分享受著知識的樂趣。然而濃郁的書香，沒能掩蓋時代動蕩的氣息。

　　陳佳洱出生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在日本侵略者的統治之下，風雨飄搖、人人自危，讓陳佳洱從小對于國家與民族尊嚴之重有著切身體會。

　　新中國成立不久，年僅16歲的陳佳洱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涯。父親的一些為祖國獨立解放而出生入死的地下黨朋友，充滿激情地建議他考到東北老解放區的大學去，于是，陳佳洱進入了大連大學學習。有意思的是，當時陳佳洱報的并不是物理系，而是電機系， “那時候對電有興趣，而且我覺得，解放了，國家要強大，需要發展工業”。

　　因緣際遇，在工學院學電的陳佳洱碰到了剛從英國回來的國際著名光學專家王大珩先生，他在大連大學主持普通物理實驗課。課程以嚴格和高難度著稱，要想得到一個代表優秀的五分非常困難，以至于學生們約定，誰得了王老師的五分，就得請大家吃花生米。那一學期，陳佳洱請同學吃了三次花生米。

　　王大珩認為，要辦好工科，培養高素質的工科人才，沒有理科不行，就建議在工學院里建一個應用物理系，由他擔任系主任。這一年，陳佳洱大二。正是普通物理實驗課上的“五分”，將他送入物理系學習，從此，陳佳洱正式走上了物理研究之路。1952 年，由于全國院系調整，陳佳洱和大連大學物理系的同學全部調到東北人民大學(后來的吉林大學)物理系學習。

　　或許是命運偏愛草蛇灰線的筆法，仿佛一切的曲折，都只是為命中注定的一次相會。陳佳洱在報考大學、畢業時兩次與北大擦肩而過，卻在“兩彈一星”的契機中與北大結緣。

　　1955年，中央決定實施“兩彈一星”戰略，一大批優秀的科技工作者，以身許國。這年1 月，中央做出了在中國建立和發展原子核科學技術的重大決策，周恩來總理親自簽發了在北京大學建立中國第一個原子能人才培養基地——物理研究室的文件，并從當時全國高校中抽調了一批科學家，如胡濟民、虞福春、盧鶴紱等，負責組建工作。這其中，就有陳佳洱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朱光亞教授。不久之后，陳佳洱也被調往北大協助建設物理研究室。

　　物研室建立之初，只有6個人，幾乎都是德高望重的學界泰斗，陳佳洱是唯一的助教，還不到 21歲。剛到物研室報到的時候，因為太年輕，值班的副主任虞福春教授一開始還以為陳佳洱是“哪里來的小孩兒”。一到物研室，陳佳洱就接到兩個重要任務：一是為原子核人才教育基地招生，二是根據教學需要建一個實驗室，為中國第一批原子核物理專業的學生開出第一輪原子核物理實驗課。為了這兩個任務，陳佳洱經歷了無數個不眠不休的日夜，他甚至在實驗室放了一張床，從早到晚拼命干，實在困了，就躺一會兒，醒來接著再干。就這樣，陳佳洱帶著五六個新同事，從無到有，在半年多點兒的時間里排出所有需要做的實驗，建立起中國第一個原子核物理實驗室。在這里，他為中國第一批原子核物理專業的學生開出第一輪原子核物理實驗課;從擔任實驗室主任、加速器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重離子物理研究所所長到擔任學校研究生院院長、副校長、校長，以及擔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副主任、主任等職務。盡管肩負的任務越來越重，但這50多年來，他從來沒有離開過北京大學核物理教學與科研這塊心愛的園地。陳佳洱的夫人周維金教授是北京大學放射化學家，育有三子，也都從事科學技術工作。

　　這是陳佳洱在北大的第一件工作，卻出于保密需要，不能提起北大，只能對外宣稱“546信箱”。1958年，“546信箱”正式成為北京大學原子能系，后來又改名為技術物理系。陳佳洱在那個時候，有了一輛自行車。他騎著車，聽著風聲在耳邊吹過，經過古色古香的四合院，經過美麗沉靜的未名湖，經過滄桑古樸的圖書館，自此，真正投入了燕園的懷抱。

　　無法磨滅的情懷

　　1956年，黨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為了響應號召，陳佳洱決定做加速器，用加速器產生的高能量粒子轟擊原子核、變革原子核。

　　加速器是什么?陳佳洱打了一個十分形象的比方。你的電視機里就有一個加速器。電視機屏幕上為什么有影像?那是電子槍把電子放出來后，經過電場加速，控制電子束的運動，由電子束描述出一個像。這個過程就是加速過程，不過能量比較低，只有幾千伏或者幾十千伏。我做的也是加速電子、質子等非常非常小的帶電粒子。加速器就是要把粒子速度加快，比如加快到光速，粒子就有了很大能量，用這些能量干什么呢?去轟擊原子核。把原子核打碎了，可以了解原子核的結構，或者使一種原子核變成另外一種更有用的原子核。所以加速器非常有用。

　　當時唯一有的，是一臺從蘇聯進口的25兆電子伏電子感應加速器，不但加速能力小，也不適合研究核物理。在物質資源缺乏、技術落后的年代，對科學、對國家的真摯熱愛，就是一種生產力。陳佳洱將一些年輕教師和學生組織起來，照貓畫虎地做起30兆電子伏電子感應加速器來，“在大家的努力奮斗下，靠著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的精神，竟然把一臺30兆電子伏電子感應加速器建起來了”!

　　1963年，是學界走向開放的一個重要節點。解放以來，國家派出的學者都是到蘇聯或東歐各國去留學，去資本主義國家留學還是第一次。當年，中國向英國派出第一批訪問學者，共四人，中科院二人、高校二人，陳佳洱名列其中。

　　有了去英國學加速器的機會，陳佳洱十分珍惜。當時困擾這種新型加速器發展的一大難點是，從離子源引出的離子束有90%都丟失在中心區里。失蹤的粒子去哪了?兩位著名的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威爾金森和勞森把這個問題交給了陳佳洱。

　　這個看起來饒有趣味的題目，解答并不那么輕松。因為在加速器的中心區里集聚了所有不同電荷態的各種離子，也是空間電荷效應最嚴重的地方，還存在各種非線性的有害共振，情況極為復雜，研究很難下手。

　　為此，他設計了一套微分探針裝置，由內而外逐一地測出各種離子的軌道，再結合理論分析和模擬計算，逐圈地分析各個軌道上離子的高頻相位和軌道曲率中心的分布，以及自由振動宏包絡的振幅與頻率等。

　　經過艱辛而細致的工作，陳佳洱終于使中心區束流傳輸效率提高了三倍以上，陳佳洱同時將這些方法用于當時正在發展的三次諧波加速上，讓束流傳輸效率大為提高，盧瑟福研究所的同事們對這位中國來的科學家贊賞不已，陳佳洱也因此被冠以“諧波加速之王”的美稱。

　　轉眼到了回國前夕，研究能力出色的陳佳洱獲得了國外學者的尊重與認可，也曾收到留在國外的邀請，但陳佳洱信守承諾回到了祖國。

　　當國外同事問他為什么堅持回國時，陳佳洱的回答出乎意料的單純：派我去的目的就是要回來造一個先進的加速器，現在既然我掌握了等時性加速的基本規律，我當然要回國了。

　　樸素的言語下，是無法磨滅的情懷。

　　從冬天到春天

　　1966年，陳佳洱回國。國家科委基礎局給他主持的北大等時性回旋加速器項目批了500萬元的資助。就在這位躊躇滿志的科學家準備大顯身手的時刻，命運再次跟他開了個玩笑——“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切教學、科研停止。

　　昔日令陳佳洱引以為傲、為科學事業奉獻的一切，卻成為今日之罪名，連去牛津也成為“黑幫分子”和“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罪證。因為是系主任，被打成“走資派”，又因為曾說服同事撤掉大字報，變成“右派”，還因為一張由記者違規偷拍的加速器照片被冠以特務嫌疑。回首往事，陳佳洱顯得很平靜，淡淡的自嘲中仿佛帶有一絲苦澀，“反正我的帽子挺多的”。

　　在科學與學術漫長的嚴冬中，陳佳洱隨技術物理系遷往陜西漢中北大分校，它遠離城市，緊依秦嶺，交通極為不便。在這里，身體本來就瘦弱的陳佳洱不再搞科研、教書，而是要接受體力勞動的“再教育”，壘護坡、養豬和修鐵路，甚至扛100多斤的水泥。離開北京之前，陳佳洱賣掉了所有關于加速器的書，因為他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再用那些書了。

　　1972年，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過問下，國內基礎研究逐步恢復。當時技術物理系雖以核科學為方向，但還沒有可用的加速器。因為科學而獲罪的陳佳洱，再次因科學而回歸到加速器的研究事業，他建議研制螺旋波導直線加速器和4.5MV靜電加速器。

　　螺旋波導直線加速器是當時西德法蘭克福大學剛提出的一種新型直線加速器，它利用簡單的螺旋線諧振腔加速離子，具有體積小、結構簡單、適合學校發展的優點。

　　陳佳洱率領研制組從螺旋線繞制、高頻測試到穩定運行，硬是在當地艱難的條件下，研制出當時國際上尚無經驗的新型加速器，并結合束流群聚理論建成了一臺螺旋波導聚束器。陳佳洱將它安裝在北京師范大學的400kV高壓倍加器之后，只用8.4W的射頻功率，就高效地將350keV的連續氘束，群聚為1納秒的脈沖束，實驗結果與他的聚束理論預計完全一致。

　　陳佳洱終于等到了科學界的春天。

　　陳佳洱從漢中返回北京，是在1978年舉行全國科學大會前夕。錢三強點名讓陳佳洱回北京，參與制定低能核物理加速器研究的規劃。1979年，北京大學漢中分校撤銷，技術物理系回到闊別十年的北京。

　　為了把失去的十年補回來，陳佳洱把目光放到了射頻超導加速器上。1964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建立了第一臺原型射頻超導電子直線加速器。盡管早期它的加速電場強度低，運行穩定性差，但陳佳洱看到的，卻是大幅降低微波功率、提高加速粒子束的平均流強與束流品質后的發展遠景。

　　1982年，機會終于來臨。在楊振寧先生的安排下，陳佳洱去往美國，訪問正在建造超導重離子直線加速器的紐約石溪大學。

　　陳佳洱在石溪大學把他對束流脈沖化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拓展應用到加速器的聚束器、高能后切割器、后聚束器及各個束流輸運元件組成的系統中去，成功地將64MeV的碳離子壓縮到100皮秒，達到當時國際先進水平。他還為加速器的用戶編制了一套軟件，可根據用戶對加速離子的種類、能量等性能要求，通過計算機自動操控，運行方便、精確、可靠，這在當時是一種十分先進的加速器運行模式，石溪同事們高興地稱之為“陳氏模式”。

　　從美國回來以后，依靠與海外同行的合作交流，陳佳洱的團隊在短短幾年里創建了第一臺射頻效率達到國際前列的整體分離環型RFQ(射頻四極場)重離子直線加速器、研制出我國第一只射頻超導加速腔，并在牛津大學贈送的2X6 MV串列加速器的基礎上建立了第一臺面向用戶的碳-14超高靈敏度質譜計，為后來的國家重大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做出了重要貢獻。

　　2008年7月，當物理評論快報(Physics Review Letters)期刊在北京舉辦創刊50周年慶祝會時，陳佳洱與25年前石溪大學物理系的同事、該期刊的總主編斯普拉爾斯教授重逢了。斯普拉爾斯教授非常激動，說出的第一句話就是“‘陳氏模式’現在仍在石溪運行著”!

　　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一項技術能25年不被時代拋棄，這大概是對于一位科學家最有力的褒獎。

　　一輩子都離不開的地方

　　錢鍾書曾說，只有中國才肯給科學家大官做。陳佳洱不巧正是做了大官的大科學家，他是一位物理學家，科學院院士，他曾是北京大學的校長，他也曾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主任。

　　1996年8月，陳佳洱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全面主持教學、科研與對外交流工作。從此，“985計劃”、百年校慶、合并北醫……這些上世紀90年代對于北大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注定要與一個名字緊緊相聯——陳佳洱。

　　“振興學科，先要把人心振奮起來。”百年校慶，讓陳佳洱感到機會來了，為了借此振興北大士氣，他三請江澤民。

　　1998年，校慶前幾天，總書記來到北大，見到陳佳洱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是來給北大暖壽來的!

　　百年校慶讓這所歷史悠久的大學，再次大放異彩。也正是這一次校慶，北大正式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

　　“我說要對得起‘北京大學’這四個字。至少在我這一任上，能夠朝著與北京大學地位相適應的方向有所發展。”陳佳洱一直以自己的方向，執著地帶著北大前行。

　　校慶一結束，陳佳洱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利用這樣的機遇，與清華聯手建造世界一流大學。他找到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王大中，兩人一拍即合，簽訂攜手共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協議——包括學分互認、教授互聘、資源共享、后勤共建等在內的八條協議，并在此基礎上向中央上報在中國實施“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計劃”的建議書，這就是后來“985工程”的雛形。

　　更進一步，陳佳洱促成了北大與北京醫科大學的合并。這種合并是在著眼于學科交叉的基礎上做出的決定。陳佳洱在任北大校長時，還做出了理科生上語文課、文科生上計算機課的決定，他希望通過這樣的努力，使北大的學生具有更高的人文和科學文化素質，能為國家文化建設和社會發展做更大的貢獻。

　　陳佳洱當校長時，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北大無小事。他說自己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走上北大校長這個崗位的，但是，當年在北大全校數百名教職工的校長推薦名單上，陳佳洱排名第一。

　　他虔誠地走進這片圣地，兢兢業業地接下了擔子，也踏踏實實地挑起了責任。

　　系主任、副校長、乃至校長，他人眼中的光輝歲月，陳佳洱卻十分淡然。面對北大，他的態度始終謙虛而誠懇，“我當北大校長是機遇使然，是歷史讓我肩負的一種責任，并不是我本身有多大能耐”。

　　“如果說我作為校長有什么體會的話，我覺得北大的教師、學生應該說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教師、最優秀的學生之一。這也是我作為北大人最值得驕傲的地方。”陳佳洱說。

　　他至今還清晰地記得，多年前，克林頓來訪北大的時候，一個女生的精彩提問。當時克林頓引用胡適的話說明自由的價值，北大的女生是如何擲地有聲地回應：“我也引用我們蔡元培校長講的‘大道相行，而不相悖，萬物相育，而不相害’，個人的自由和利益與國家的自由和利益是一致的，總統先生，我認為只有尊重別人自由的人才是真正懂得什么是自由，你認為對不對?”

　　現在雖然已經卸任校長一職，他依然會不時打電話給老朋友、曾任北大黨委副書記的岳素蘭，問一問北大的情況，這仿佛已經是一種無法割舍的情結與牽掛——“這是我一輩子都離不開的地方”。

　　我是書生一個

　　“小時候我印象最深的書是《偉人孫中山》。書里說，孫中山小時候問母親人生的意義是什么，母親的回答，人生就像夢一場，不小心就溜走了”。

　　人生如夢，而陳佳洱將一生都用于對真理不遺余力的追求。“說老實話我是書生一個，我最愿意做的是教書和研究”。

　　在學術和工作上，他一絲不茍，有著一位理工科科學家一貫的嚴謹作風;而在生活中，他儒雅謙和，將中國文士的傳統美德充分演繹。

　　他是出了名的認真。陳佳洱一再告誡做學術研究，不能浮夸，不能急功近利，不能片面追求文章，更不唯期刊名氣論英雄。他以日本為例解釋說，日本接連拿了好幾個諾貝爾獎，原因在于日本不講表面的量化而講實在的貢獻。日本科學家小林誠是陳佳洱的朋友，他發表文章的期刊，影響因子只有1，但所做的工作對粒子物理發展卻有重大貢獻，拿下了200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他總是說，“科學事物必須不斷研究，認真實驗，得寸進尺地深入、擴展，通過韌性的戰斗，才有可能取得光輝的成就”。

　　即使年逾古稀，陳佳洱依然探索著學科前沿的新生長點。他注意到強激光驅動的粒子加速，可產生比現有加速結構高千倍的加速電場，可能引發加速器的新一輪革命，就全力鼓勵他原來的博士生顏學慶教授等對其進行深化研究。

　　同時，他又是出了名的隨和。

　　有人說他是最沒有架子的校長。學校一直流傳著一個典故，說北京大學校內的一個地方停了電，陳佳洱知道后很著急，就跑到配電室去找工友，要求他們去修。人家問他是誰，他說：我是陳佳洱。工友想了半天，說：陳佳洱?不認識。這事簡直就和以前北大新生要求季羨林副校長看包袱一樣經典。

　　“尊重同事，善于團結有不同意見的人員，善于調動隊伍中每個成員的積極性。”是北大教授方家馴的評價。幾十年來，陳佳洱一直從事專業基礎課“加速器物理基礎”的講授，即使在當校長、主任最忙碌的日子里，他都堅持親自上課，遇到開會、出差，也要盡量趕回來。他把自己獲得的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等全部獎項的獎金都拿來設立獎勵基金，用來重點獎勵研究所的優秀青年人才。

　　2003年年底，陳佳洱從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的任上退了下來，重返北大。他說，像我這樣的人做科學家，最高興的事就是與學生們在一起，學生們思想活躍，我喜歡與他們交流思想與價值觀。

　　大半個世紀的滄桑厚重，留給陳佳洱的氣質卻是干凈平和的，那些陳年往事在陳佳洱的口中，早已過濾掉了灰暗的雜質，只剩下純粹的理想、科學與微笑。當采訪結束的時候，陳佳洱起身，堅持送我們到樓梯口，目送我們離開。他顫顫巍巍的身影顯得有些單薄，送別的話語也還是謙遜而略帶羞澀，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他只是一個書生，卻書生氣得讓人肅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