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物理學家的核武之路：從氫彈功臣到控核斗士

Richard Garwin是一位物理學家和發明家，曾向美國總統、IBM和秘密機構建言獻策，他的貢獻實在是太多，幾乎任何事情的背后都有他的影子。

　　1953年8月，氫彈試驗成功。而作為物理學家和發明家的Richard Lawrence Garwin，其人生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年輕時，他解決了氫彈的技術難題，是氫彈問世的大功臣;而后，在接下來的60年里，他轉而致力于協助政府對氫彈進行管控。

　　每當提起他時，人們都會不約而同地想起他的導師Enrico Fermi在60年前給他的評語：他是我平生見過的唯一真正的天才。

　　Garwin同時也是美國政府的資深顧問，自艾森豪威爾政府以來，在科技領域他為政府出謀劃策。Garwin有一個著名的自嘲笑話：法國大革命時，一個貴族被押上斷頭臺，鍘刀卻沒有落下，劊子手說“這是上帝的旨意”。第二位被押上的貴族也因為上帝的旨意而沒有死。等到Garwin自己上臺時，他抬頭看著遲遲沒有落下的鍘刀說“我發現問題出在何處了”——盡管這可能意味著死亡。

　　Garwin是一個熱愛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人，他的職業生涯多姿多彩：粒子物理學奠基人之一，有41年的科技產業工作經歷和47項ZL發明，還是為政府提供咨詢長達60年的資深顧問。

　　他在多個領域都有突出貢獻：2011年，他向時任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提供的建議，在福島核泄漏事故處理中發揮了作用;2010年，他協助填堵英國石油公司鉆井泄漏的原油;1981年，他首創了IBM電腦觸摸屏的手勢識別系統;1969年，他發明了擴張力良好的電纜，用于在海上固定石油鉆井平臺;自 1968年起，他還為衛生保健的數據處理工作出謀劃策。

　　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前任首席科學家Peter Zimmerman說：“他的貢獻實在是太多了，幾乎任何事情的背后都有他的影子。”Garwin同時擁有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國家工程院以及國家醫學研究院的會員身份，而這樣的人全世界只有13個。

　　這些領域之間并沒有什么聯系，單一智力無法全部貫穿。Zimmerman說，而Garwin總是能夠幫助解決問題并讓人信賴。而且如果解決了當前問題之后又出現了新問題，他仍然能把一切都處理好。

　　精密設計

　　1928年，Garwin出生于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他僅用了3年時間便從凱斯西儲大學畢業，之后協助父親處理設備維修生意，并與一位當地的女孩結婚。 1947年，Garwin來到芝加哥大學，在導師Fermi的指導下進修原子核放射性衰變，并于1949年獲得博士學位。

　　之后Garwin以講師的身份在芝加哥定居下來，并從1950年開始利用夏天的假期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提供咨詢服務。1951年夏天，同樣任職于芝加哥大學并在洛斯阿拉莫斯提供咨詢服務的Edward Teller(氫彈之父)找到了Garwin。

　　Teller對Garwin說，他和洛斯阿拉莫斯的物理學家Stanislaw Ulam認為，原子的爆炸可以觸發氫的爆炸，但這一理論需要證明。Garwin在綜合考慮了所有條件后認為，與其費力勞心地思考，不如設計一場真正的爆炸來檢驗。實驗證明：氫彈的威力是原子彈的1000倍，瞬間便將一座太平洋小島的三分之二夷為平地。Teller說，實驗非常成功，幾乎與預先設計的完全一樣。

　　那時，粒子物理學蓬勃發展，但是人員冗余、設備龐大、試驗周期漫長，Garwin認為這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于1952年進入 IBM沃森科學實驗室工作。在那里，他的研究范圍很廣：從材料在極端寒冷條件下的性能到電腦視控，再到可保護筆記本電腦或其他智能設備在落地時免受損傷的小型加速計。

　　1957年，他利用4天時間與Leon Lederman一道，構思并指導了一項mu介子放射性衰變實驗，而這場實驗對當代粒子物理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在加入IBM的同時，他受工程師Jerome Wiesner(肯尼迪總統的科學顧問)之邀，加入了新組建的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PSAC)。Garwin為PSAC提供了為期2屆總計8年的咨詢服務。在此期間，他還領導著委員會的一些項目，尤其是評估美國所面臨的彈道導彈以及軍用飛機的威脅。他為全球定位系統、無人機以及電子戰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后來，他加入了一個被稱為JASON的政府秘密顧問小組。在那一時期，Garwin經常參與敏感的“灰色項目”，這些項目既不經過同行評審，也沒有來自國會的監督，使得像他這樣的獨立科學家的建議更加重要。

　　自上世紀60年代早期，Garwin開始致力于多種間諜衛星的研究。其中一些衛星使用電荷耦合器來儲存圖像，并以視頻格式傳遞情報，Garwin認為，有必要提升這些間諜衛星對光的敏感度。另外一些衛星，例如Poppy系列，Garwin也幫助政府提升它們的性能。Garwin為中央情報局(CIA)以及國家偵察局(NRO)作出的貢獻極大。為表彰他的功績，CIA授予他R.V. Jones獎，而NRO則宣稱Garwin為國家偵察領域的10大奠基人之一。

　　控制軍備

　　Garwin投入最大精力的領域是氫彈問世的后續影響——軍備控制。自1958年以來，他以各種方法幫助設定旨在禁止核試驗的禁令。他成功地說服了肯尼迪總統為部署在歐洲的核武器加裝了名為解除核彈頭安全裝置許可制(PALs)的控制系統。從此以后，沒有授權，核武器便不會引爆。

　　雖然要求管控核武器，但Garwin并不要求“無核化”。他反對核擴散，反對任何無核國家擁有核武器。目前美國擁有5000枚核彈頭，整個世界擁有約 17000枚核彈頭，Garwin認為必須立刻削減一部分核彈頭，未來再削減一部分。因為核彈頭的數量超過了目標數量，實際只需要幾百枚“便足以應對任何可能的威脅”。

　　自1992年起，Garwin在每一期的JASON報告中都匯報美國核武器庫中核彈頭的儲備情況。最著名的便是他在1995年的報告中提到的，“核武器是一種可信賴的威懾力量，其效果并不需要實際的檢驗”，因此美國應當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

　　Garwin還在軍備控制的另一個戰場——導彈防御系統上戰斗。自1968年他與Hans Bethe在《科學美國人》上發表文章分析導彈防御系統的利弊以來，圍繞著導彈防御系統，他不斷地剖析利弊，并測試其實際功效。

　　1998年，他協助時任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完成了關于美國所面臨的來自“無賴國家”的導彈威脅的報告——《拉姆斯菲爾德報告》。這份報告后來被導彈防御系統的支持者引用為建設導彈防御系統的必要性的佐證。

　　目前，Garwin對美國《國家科學院2012年度報告》中關于導彈防御的部分表示不滿。該報告強調美國需要新型雷達，而Garwin認為這些雷達并不能有效地區分來襲導彈。他說：“如果你迫切地感到需要建立導彈防御系統，那么你可以建立一個，但不要為它投入過多的資源，因為它實際并不值得你付出那么多。”

　　美中不足

　　如果說Garwin的工作有什么不足之處的話，也許是他有時會忽略現實里的制約因素。例如，為了方便攔截來犯的彈道導彈，他建議美國盡可能近地將導彈布置在潛在敵對國家的周圍，而這可能會因為觸犯周邊大國的利益而無法實現。

　　Garwin今年85歲了，他有時候會到他在IBM的名譽辦公室內小坐一會。他離開住了55年的老房子，與妻子搬到一棟現代公寓內。每天享用午飯的時候，他的妻子會經常切一些新鮮的菠蘿片，作為甜點。

　　Garwin表示，他可以放下一切來全身心地追尋自己的興趣愛好，或者回到科學工作崗位上。他說：“以我當前的身體條件，恐怕難以再為科學事業作出什么貢獻了。但如果我還能做點什么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為之奮斗，正如我這輩子一直所做的那樣。”

　　或許這正是他為何能讓氫彈問世的另一個原因：永不言敗，決不放棄。Garwin的老朋友和同事、目前已從斯坦福線性加速器中心國家加速器實驗室退休的 Sidney Drell說，在解決導彈防御問題上，政治因素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已經放棄勸說政府的努力了，但Garwin卻不會逃避，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

　　現任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委員、得克薩斯大學的William Press說，每當他想逃避時，便會聽到Garwin的聲音：“那些世界上原本不會存在的事物，因為像我這樣的人的努力而得以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