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盟與各國的“碳稅之爭”酣戰之際,洲際交易所(ICE)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中國農業大學期貨MBA兼職教授黃杰夫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提出,發展中國的碳排放交易市場、鼓勵航空公司參與中國碳交易試點,或許可以從金融角度提供一種應對手段。而發展中國的碳市場應注意現貨與期貨、地方與中央、國內與國外因素三方面的“融合”。
推動國內碳交易試點
記者 :歐盟力推碳排放交易體系。除外交、貿易、法律等手段外,從金融角度而言,中國還可能采取怎樣的應對手段?
黃杰夫:發展中國自己的碳排放交易市場、鼓勵航空公司參與中國自己的碳交易試點,或許是一個潛在、可能的解決方案。
歐盟碳排放交易有豁免條款,大致意思是若其他國家采取了對等、相應的減排政策,可從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獲得一定豁免。因此,中國可以建立自己的碳排放交易體系,在與歐盟協商一致、獲得認可后,用中國的“糧票”與歐盟“糧票”進行兌換。
航空公司用中國自己的以人民幣計價的碳配額,去兌換或者抵消歐盟的碳配額,這樣既有助于中國碳交易試點的發展,又有助于形成中國航空業的碳排放交易體系。
記者:除發展我國自己的碳排放交易市場外,從航空公司層面還能夠做什么準備?
黃杰夫:若未來真的推行碳排放交易,無論國內市場還是國外市場,碳費都將和燃油一樣成為航空公司的成本。因此,從目前已開展的燃油套保角度看,未來航空公司或許也可以進行碳的套保,從而規避碳交易價格波動帶來的風險。目前,航空公司已有燃油套保的團隊和操作經驗,但就碳套保而言,對操作程序的熟悉、相關人才、風險文化等都還欠缺。
發展碳市場應“三融合”
記者:對于建立中國自己的碳交易市場,你有什么建議?
黃杰夫:發展中國碳市場要注意三個“融合”,即現貨與期貨、地方與中央、國內與國外的相互融合。
一是期貨與現貨相融合。自2011年發改委確立在7省市進行碳交易試點后,建立碳市場的探索逐步走上正軌。過去,能源專家、氣候變化專家、外交談判專家、環保專家等都參與了討論,但唯獨還缺乏金融專家的充分參與。
未來,國內的金融資源、定價資源都應動員起來,為碳交易試點服務。比如,在鄭州給棉花白糖、在大連給大豆、在上海給銅橡膠定價的群體,都應該動員起來,成為未來中國碳市場定價的群體。
二是地方與中央相融合。目前的試點省市如廣東、上海、北京、天津、重慶等各有優勢,進行地方試點可以自下而上地推動中國碳市場的建立。但未來,還需要中央自上而下地對這些試點的相關標準等進行統一,使相互之間具有互聯性、通用性。這可能需要在頂層設計時就加以考慮。
三是國內與國外相互融合。一方面,排放企業、金融機構等可以中外結合,如在香港的排放企業、金融機構等可以參與廣東的碳交易試點;另一方面,在設計標準上也要注重與國外標準的適當接軌。比如目前美國加州的碳市場要用到ODS碳指標,而中國也在發展自己的ODS碳指標。在此過程中,中國就應該考慮和國外標準的相互協調,不能最后彼此互不承認。
記者:你如何評價歐盟的碳排放交易體系,以及利用市場機制促進節能減排的作用?
黃杰夫:目前全球只有歐盟承諾絕對減排,為爭取低成本完成承諾指標,歐盟采取了碳排放交易這樣一種市場機制。從2005年建立至今,盡管碳價格有起伏,但畢竟成為了利用市場機制促進節能減排的一個工具,也確實發揮了一定作用,客觀上取得了看得見、摸得著的成果。預計未來,歐盟將在此基礎上,將碳交易體系向更多行業擴展。
從行業節能減排角度而言,技術是根本,但需要資金和時間。建立碳排放市場機制,賦予碳成為資源,使得開發、投資低碳技術更具前景,更多私有資本也將有動力參與開發。最終,只有引導社會資本參與低碳技術開發,才能真正將這個技術商品化、市場化,光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
當然,市場并非萬能,需要配合政策、技術、行政等手段才能發揮作用。這些手段不應該對立,而應該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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