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盡快加強我國一流大學與科研院所在重大傳染病防控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在實踐方面,應參考美國等發達國家在這類設施的建設和運行管理機制,合理調整我國目前在P3實驗室設施建設和運行方面的政策。” 清華大學醫學院副院長張敬仁近日接受中國科協組織的采訪時指出。
事實上,重大傳染病病原體的研究需要生物安全三級(P3)和四級(P4)實驗室防護設施。SARS疫情后,我國先后建立了近30個P3實驗室和2個P4實驗室,其中P4實驗室分別設在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和哈爾濱首醫研究所,P3實驗室主要集中在國家和地方疾控中心。
“由于疾控中心功能與人才儲備的限制,這些設施對提升我國在新型傳染病的防控實力方面的貢獻微弱。我國的生物醫學基礎研究的高端人才主要集中在一流大學和科研院所,但是只有幾個P3實驗室設在大學和研究機構。”張敬仁表示。
他指出,過去10年來我國新建的P3實驗室屈指可數,北京聚集了我國最著名的大學和國際一流的生物醫學科研人才,但是北京的高校卻沒有一個高級別生物安全實驗室。相比之下,美國的所有醫學院都至少有一個P3實驗室平臺。
為何我國P3實驗室平臺稀少?張敬仁認為,主要原因是大家普遍對這類設施缺乏合理和科學的認識,在平臺建設的審批標準上,過分強調它們在病原體泄露方面的風險和潛在的負面效應,“在這個背景下,這類設施建設的門檻過高,審批手續過于繁瑣,建設和運行的代價昂貴”。
張敬仁建議,應當對大眾和相關的管理人員普及生物安全相關的科學知識,對高級生物安全設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足夠的認識。在保障設施安全運行的基礎上,在我國一流大學建設一批具有國際一流水平的P3實驗室平臺。
此外,張敬仁也指出,SARS結束后,我國逐漸停止了對該病毒及其相關疾病的系統研究,“目前我們仍然沒有針對這類病毒的有效藥物和疫苗,其中一個關鍵的失誤是沒有利用SARS病毒感染的現有信息來建立可靠的動物感染模型。”
“針對人類疾病的藥物與疫苗首先需要在動物模型上得到初步驗證才能推廣到人,沒有有效的動物模型就沒有好藥和疫苗。只有我們平時對這類病原體細致研究,了解其生物學特性,才能發現新的藥物和疫苗靶標。”張敬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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