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認為全球變暖限溫承諾過于樂觀

　　 時間來到2100年，整個世界看上去和全球領導人在巴黎相聚并參加歷史性氣候峰會的2015年年末完全不同。此時，近88億人擠在這個星球上。能源消耗幾乎翻番，經濟規模則增加了7倍多。貧富差距依然很大，但各國政府實現了一個關鍵目標：將全球變暖控制在高出工業化前溫度水平2℃以內。

　　事實證明，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峰會是一個轉折點。在達成一項氣候公約后，各國政府立即采取舉措停止熱帶雨林的砍伐，并在全球擴大森林面積。到2020年，植被和土壤每年額外儲存170億噸以上的二氧化碳，并抵消掉一半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幾百萬臺風力發電機得以安裝，上千座核電站被建立起來。太陽能產業飛速發展，并且在21世紀的尾聲作為一種能源來源超過了煤炭。

　　2℃情景

　　如果從樂觀角度來看，這種戰勝全球變暖的情景是一種可能的未來構想。它由美國馬里蘭州全球變化聯合研究所的建模專家提出，是一項氣候學家為將全球變暖限制在2℃以內而描繪出可能路徑的廣泛努力的一部分。將全球變暖限制在2℃以內是將產生巴黎公約的聯合國氣候會議宣布的一個目標。

　　過去若干年里，氣候模型專家提出了幾十種美好的2℃情景，而后者均被納入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最新評估中。該委員會試圖實現政策上的中立，并且從未正式支持2℃目標。不過，IPCC在2014年4月傳遞的官方消息很明確：這一目標雖然野心勃勃，但切實可行。

　　這在政策制定者和環保人士當中激起了希望，而且將為各國政府在從11月30日開始的聯合國2015年巴黎氣候會議上達成新氣候協議時出現的爭論奠定基礎。盡管各界普遍認為迄今為止各國提出的減排承諾并不充分，但政策制定者繼續針對如何使減排曲線向下彎曲以保持IPCC提議的2℃之路而展開討論。

　　然而，一些科學家認為，稍加分析便會發現，定義這一路徑的2℃情景似乎過于樂觀，并且同目前的政治現實相脫離，以至于它們看上去有些滑稽。盡管注意事項和不確定性均在科學文獻中得以清晰闡明，但仍有人擔心，2℃的建模努力模糊了挑戰的難度，從而扭曲了政治辯論。尤其是一些研究人員就通過碳捕獲與封存（CCS）大規模使用生物能源的可行性提出了質疑。目前，很多模型依賴于CCS作為一種提供實質性負排放的相對廉價方式。整體實踐在科學界產生了分歧。一些人提出了關于科學家是否正在向政客和政府資助者意志屈服的道德問題。后者想把維持2℃作為可行的政治目標。

　　“沒人敢說這是不可能的。”德國國際和安全事務研究所歐盟研究部負責人Oliver Geden表示，“每個人都在承諾支付2℃的支票，但科學家不得不考慮氣候科學的可靠性。”

　　一萬億噸

　　將全球變暖限制在2℃以內的想法可追溯至1975年。當時，耶魯大學經濟學家William Nordhaus提出，超過2℃或3℃的變暖將把地球推出過去幾十萬年的溫度范圍。1996年，歐盟采納這一限制，八國集團也在2009年就此達成一致。聯合國氣候會議的參與國在2009年哥本哈根峰會上肯定了這一目標，然后正式于1年后在墨西哥坎昆將其采納。

　　這一舉動令科學家措手不及。在2009年以前，大多數建模專家關注的情景是將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穩定在550p.p.m.（1p.p.m.為一百萬分之一）左右，即工業化前水平的一倍。該情景可能會將變暖限制在略低于3℃的范圍內。然而，隨著對2℃目標的政治興趣不斷增長，一些研究人員開始探索其影響。2009年4月，英國牛津大學氣候學家Myles Allen帶領團隊發表了一項研究，推斷人類將不得不把全部累積碳排放限制在1萬億噸——超過已向大氣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的一半，以維持將變暖限制在2℃以內的機會。這個萬億噸“碳預算”為目前在政治上很重要的目標提供了科學基線，很多建模專家也由此改變了思路。

　　隨之而來的大量建模努力分成兩個主要陣營：先“付費”還是后“付費”。在前一陣營中，各國需要立即縮減溫室氣體排放。而在后一陣營中，它們能通過開發將二氧化碳從空氣中吸走的大規模基礎設施，為相對較慢的逐步減排贏得時間。

　　在后“付費”方式中，大多數模型依賴于生物能源和CCS的結合。該系統以種植收割后經處理能制造生物燃料或用于燃燒發電的作物開始。由于植物在生長時吸收二氧化碳，因此這兩種方式能提供碳中和的電能。植物被處理時產生的二氧化碳被捕獲并注入地下，而整個過程用掉的碳排放要比產生的二氧化碳多。由美國能源部資助的一個團隊在伊利諾伊州一家生產生物乙醇燃料的工廠內測試了此類系統。不過，生物能源和CCS均未展示出接近這些模型所構想情景的潛力。

　　基于這些模型和其他信息，IPCC估測，到2100年氣候適應舉措將使預計的全球能源消費減少3%～11%。這種程度是相對適度的，將使全球經濟整體上保持增長態勢。不過，如果適應舉措被延緩或生物能源和CCS發展受限，大多數模型將無法把變暖限制在2℃以內。

　　危險因素

　　與此同時，建模專家正在挖掘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大多數模型假定，緩解氣候變化的參與將是全球性的，各國會為碳制定一個常見的價格，技術解決方案將被廣泛普及，而這種組合將驅動投資流向發展中國家相對廉價的減排舉措上。不過，現實要復雜得多。全球變化聯合研究所的一個團隊同參與IPCC評估的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政治學家David Victor等人合作，分析了在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的風險。這些國家大多政局不穩，同時很多公共部門的執行力相對較差。他們的模型顯示，投資者可能會避開發展中國家，將資金投向發達國家，從而驅動成本上升，并使快速抑制發展中國家不斷上升的碳排放變得更加困難。

　　“這些模型教會我們，在不切實際的假設下，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而在符合實際的假設下，縮減排放以達到諸如2℃目標將非常困難。”Victor表示。

　　建模專家非常明確地傳遞出來的一個信息是，沒有所有國家積極有力的共同行動，成本肯定會增加，而實現2℃目標的幾率會大幅下降。這正是巴黎峰會面臨的情形。大多數國家和所有主要溫室氣體排放國均提交了減排承諾，但各自的雄心完全不同。

　　按照現在的情況，全球正走在到本世紀末溫度將升高近3℃的道路上。如果各國沒有超出其巴黎承諾，全世界將最早在2032年走上耗盡2℃“碳預算”的道路。如果這些模型是正確的，全球領導者或許不得不接受額外的變暖，或者籌劃艱巨的負排放行動。如果它們選擇了后者并且獲得成功，全部爭論將發生改變。

　　“那是一場完全不同的游戲。”奧地利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副所長、經濟建模專家Nebojsa Nakicenovic表示，“如果這在技術上是可能的，那么我們也能實現2℃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