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黨30年,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何中虎今年有了新的身份——黨的十九大代表。
對于當選,他感到“很意外”,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他表示,“這既是一份至高的榮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自1993年到中國農業科學院工作,何中虎的工作圍繞就中國三大口糧之一的小麥展開。作為農科院“小麥親本創制與新品種選育”創新團隊的首席科學家和國家小麥改良中心的主任,他每年有幾個月工作在田間地頭,最敏感小麥的品質,最高興新品種在農民中推廣,最關心“如何把新技術盡快用在農業上”。
與小麥品質研究結緣
在何中虎的辦公室里,“幫助世界與饑餓作戰”的世界綠色革命之父諾曼·布勞格(Norman Borlaug)的一張照片擺在書柜上,頗引人注目。
布勞格是國際玉米小麥改良中心(CIMMYT)的創始人,1990年至1992年間,何中虎在CIMMYT從事博士后研究,他的導師桑賈亞·拉賈拉姆(Sanjaya Rajaram)就是布勞格的學術接班人,2014年拉賈拉姆因對保障世界糧食供應的貢獻獲得世界糧食獎。
和他的導師一樣,消除饑餓,也是何中虎選擇學農的原因。孩童時期的他常常吃不飽,印象最深刻的是十歲那年,家鄉大旱,加上肆虐的蟲害,導致糧食大減產,一人一年只分得60斤小麥和180斤玉米。
也是CIMMYT的經歷,為他以后二十多年的研究開啟了新大門。
“小麥品質研究在CIMMYT是非常重要的內容之一。”何中虎清楚地記得,其他國家的科學家能把本國小麥品質特點說得一清二楚,當被問及“中國的小麥品質如何”時,自己卻回答不上來。
“歐美國家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開始了相關研究,相比之下,中國小麥品質研究直到1985年前后才開始起步。”加之當時國外面包、餅干甚至面條的口感的確更好,這讓他強烈地意識到,中國人應該對中國小麥品質有更深入的了解。
1993年,何中虎到中國農業科學院工作,開始潛心于小麥品種品質研究。
培育推廣優質小麥品種
在何中虎的實驗室里,不僅有精密的實驗儀器和設備,還有磨面機、壓面機、烤箱、爐、鍋等“接地氣”的工具。這些都是研究不可缺少的——來到農科院之后,在莊巧生院士等的支持下,何中虎迅速組建團隊,以中國傳統主食面條的品質為切入點展開研究。為此,何中虎已經不記得在實驗室里吃了多少份面條。
經過多年努力,何中虎帶領團隊首先建立了以面條為代表的中國小麥品種品質評價體系。以小麥品質研究為基礎,24年來,他還帶領團隊引進國外小麥品種資源1.2萬份,建立了兼抗型成株抗性育種新技術,主持或參加育成了18個新品種。
近五年,何中虎帶領團隊更進一步,在分子標記育種實用化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展,大大加速了新品種培育的速度;同時,優質面條小麥品種在生產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以前新技術研究是我們的優勢,但實事求是地說,對產業的貢獻沒有那么大,”他說,“現在,中麥175和中麥895這兩個節水節肥的面條品種的推廣面積不斷擴大,對生產的貢獻在逐步增加”。2017年,這兩個品種的合計推廣面積在1000萬畝以上。
除優質面條小麥品種之外,何中虎團隊還用分子標記技術培育了面包小麥品種中麥29和中麥578,預計將于今年和明年審定,從區域試驗和示范來看,這兩個品種的表現十分突出,有望在生產中發揮重要作用。
何中虎告訴記者,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小麥品質研究有過兩輪熱潮,一次是2000年前后,一次即是當下。不過,之前研究重點在“如何讓小麥更好吃”,主要關注加工品質,現在則面臨新需求:不僅要好吃,更要營養健康,這也對下一步研究提出了新挑戰。
絕知此事要躬行
一年中有三個月,何中虎不是在田里“看”麥子,就是在做推廣。“一項新技術從實驗室走到田間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很多環節,”他說,“此外,好技術還要盡快產業化,若不推廣,對農民來說,相當于沒有。”
一些科研“靈感”也從此得來。中麥175的推廣就是一個例子,該品種最初作為水澆地品種選育和推廣,然而,在山西晉城的一次示范現場,何中虎發現,該品種在山上表現不錯,但在山下旱地表現更為突出。“我當時得到了啟示,想能不能送到旱肥地示范推廣。”結果,中麥175在這些地區的試驗和推廣效果的確非常好。
“品種的有些特性在育成時還不一定了解,要在推廣過程中慢慢才能摸透。”他說,“從生產中得來的知識,永遠都是你的。”
今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中國農業科學院建院60周年的賀信中提出了“三個面向”和“兩個一流”的要求和目標,在何中虎看來,“三個面向”落實在他的具體工作,就是“把論文寫在大地上”,“把前沿技術用到新品種選育和推廣中,并在主產區發揮作用。”
在得知自己成為一名黨代表之后,何中虎在繁忙工作之余,主動加強了對黨的理論、方針、政策的學習。“作為基層一線的農業科研人員,一方面要站在更高的角度,積極做出表率,另一方面,還應該付諸實際,更加努力地將科研工作做好。”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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