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國草業科學開拓者、中國工程院院士、蘭州大學教授任繼周在貴州山區扶貧考察途中
1924年,生于山東平原縣。
1948年,中央大學畜牧獸醫系畜牧專業畢業。
1950年,應獸醫學家盛彤笙的邀請到國立獸醫學院(現甘肅農業大學)任教。
1951年,在王棟的率領下,任繼周等人對河西走廊被稱為“絲路綠寶石”的皇城灘、大馬營草原進行專業調研,并于1954年出版中國第一部草原調查專著——《皇城灘、大馬營草原調查報告》。
1956年,甘肅農業大學在任繼周帶領下在天祝藏族自治縣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高山草原定位試驗站,在全國率先開展了草地改良的研究,探討了草地圍欄、劃破草皮改良草地、劃區輪牧、季節畜牧業等技術。
1973年,創立草原的氣候—土地—植被綜合順序分類法,成功應用于中國主要的牧業省(區)。
1978年,由講師破格晉升為教授;1984年,成為中國第一位草原學博士生導師;1995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2015年,主編的《農業倫理學史料匯編》出版發行。該書是有關我國農業倫理學史料的第一部輯要工具書,也是已經91歲高齡的任繼周為中國草業科學作出的又一貢獻。
65年,西北的草地上“長”出一個學科
1950年6月,一支考察隊正在甘肅的崇山峻嶺中艱苦跋涉。
剛剛建國不久,甘肅地區的治安尚未穩定,山里還時不時有土匪和國民黨的散兵游勇出沒。在藏民的民兵護送下,考察隊走一段、停一段,晚上住在各種小店,吃的大多是腌韭菜。腌韭菜不是鹽腌的韭菜,而是咸水井里的苦水泡的,韭菜吃進嘴里光苦不咸。
考察隊中,一個年輕人不時捂住胃部,皺起眉頭。剛剛畢業的他,在學生時代落下了胃下垂的毛病,但他依然硬著頭皮往前走。
這個年輕人,就是任繼周,這一年,他26歲。
任繼周與蘭州的緣起,可以追溯到1946年。那一年,中國現代獸醫學奠基人之一的盛彤笙在蘭州創辦了國立畜牧獸醫學院。盛彤笙辦學很有遠見,覺得光搞獸醫不行,光搞畜牧不行,得有個搞草原的人。在這樣的背景下,1948年,任繼周被推薦到國立畜牧獸醫學院。他沒有過多考慮西北的落后,想西北草原面積大,去了更加能發揮專業所長,便欣然同意。彼時,任繼周剛從南京中央大學畢業,他留校工作兩年后,于1950年啟程。
1950年5月,任繼周轉經西安,前往蘭州。如今,西安到蘭州乘火車也不過是8個多小時。而在65年前,溝通兩地的只有蜿蜒崎嶇的碎石路和破舊的汽車。經由平涼,翻越六盤山,再取徑定西,車到處拋錨,行程一再耽擱,任繼周攜家人在路上顛簸了21天才到蘭州。
“我是有思想準備的,這一路對我倒是非常好的學習教育。”任繼周說。此前,任繼周從讀初中開始一直都在長江流域生活。這21天里,他睡的是老鄉的炕,等車只能坐在墻根底下。與西北的黃土磨礪的21天,使他得到了磨煉,“我對西部的恐懼沒有了,不僅不怕了,反而感覺挺親切的”。
5月到達蘭州后,經過短暫休整,6月任繼周就開始外出考察。就是這次吃韭菜、忍受胃痛的考察,成為他走遍甘肅省的起點。
甘肅是個狹長的省份,東南西北跨越1500多公里,生態類型豐富多彩。任繼周認為,這簡直就是草原類型的“陳列館”。在考察這個“陳列館”時,他什么交通工具都用了。馬車一天走不遠,也走不快,便成為最好的交通工具。每當任繼周看見路邊上有些值得注意的草,就跳下來采集標本,還能跟著馬車走一段。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到了藏區,只能騎馬或者毛驢了,這對任繼周來說是個很大的考驗。相較于騎馬,騎毛驢更是心驚膽戰。驢子跟馬不一樣,它常常溜著路邊走。要么旁邊是山,山巖磨著人的腿,磨著行李;要么旁邊就是萬丈深淵。倔驢不走路中間的脾氣,常常搞得任繼周提心吊膽。
野外調查中,最大的問題是虱子多。任繼周就用殺蟲劑666粉泡線衣、線褲,晾干后再穿上。隨著殺蟲劑的更新換代,任繼周先后用過敵百蟲、敵敵畏等浸泡衣服。“我估計身體里頭殘毒很多,不知道什么時候會爆發,但我確定的是我的調研工作可以正常開展了。”任繼周說。
第一次在甘肅的考察,就在這樣的艱苦中進行著。身邊的人們、包括任繼周自己,都不曾想到,此后65年,他都將扎根甘肅,并建立起自己的功勛——
65年來,任繼周創立了草原的氣候—土地—植被綜合順序分類法,這是國際上第一個適用于全世界的草地分類系統;創造了劃破草皮、改良草原的理論與實踐;開創劃區輪牧及放牧生態學的研究;建立了評定草原生產能力的新指標——畜產品單位;建立了草原生態化學的理論體系;提出了草原季節畜牧業理論;提出了提高高山草原生產能力的綜合技術措施與理論;建立了西南巖溶地區草地—畜牧系統可持續發展的技術體系,建立了黃土高原區草地農業系統的發展模式;創建了草坪研發的理論與技術體系;研制出甘肅省生態建設與草業開發專家系統;建立了草地農業生態系統的理論體系,提出了實施草地農業系統是歷史發展必然的論點。
幾十年來,很多院校都曾邀他“東南飛”,到條件更好的地方去搞科研,但是他留了下來。他說:“我們的草原工作,就是坐冷板凳坐出來的,石頭縫里長出來的。”任繼周牢記自己初來西北時,自己的老師王棟先生送他的一副對聯——上聯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下聯是“與牛羊同居、與鹿豕同游”。
翻開任繼周院士的人生履歷,大量的“第一”呈現在人們面前。
1954年,任繼周在甘肅天祝祁連山下的抓喜秀龍草原的馬營溝開始做定點觀測。一開始,實驗室是兩個帳篷搭建而成,度過了艱難的兩年后,1956年,馬營溝里頭終于蓋了幾間房子。中國第一個高山草原試驗站,就這樣建成了。
針對生產中存在的重大問題,在不同的生態區域建立試驗站,進行科研、示范、培訓、推廣,是任繼周科學研究的一大特色。幾十年來,他一共建立了7個試驗站,逐步形成了以試驗站為中心,試驗站—示范村(場)—農牧戶相結合的工作方法,較好地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科研與生產,科研人員與農民群眾的緊密結合。
為了教學科研兩不誤,任繼周請學校把自己的課程統一調到了周一到周三。而周四到周日,他就到試驗站工作。因此,馬營溝到學校的這段路成了任繼周的“老朋友”。沿途一共12個車站,從哪兒到哪兒,任繼周記得清清楚楚。
離馬營溝最近的烏鞘嶺車站有十幾公里,去火車站的路上,要經過一條河,但沒有橋。任繼周早上四點鐘就起來趕火車,河水常有冰塊,他只得把棉褲卷起,蹚水過河。路上,看見雪地里熊的腳印、聽到遠處的狼嚎更是常事,為了避免與狼、熊遭遇,隊員們經常用手電筒的光柱驅避野獸。
當時試驗站的條件很艱苦。高山上夜間很冷,6月依然結冰,實驗需要的蒸餾水瓶常因難以抗寒而爆裂。為防止瓶子凍裂,任繼周他們就把蒸餾水瓶子抱在被窩里頭睡覺。后來,由于睡覺的行軍床底下總冒涼氣,他們就干脆不要床,直接在地下鋪上灌木,灌木上鋪上草,在這樣的地鋪上和衣而睡。
這個試驗站雖然成立運行起來了,但一直沒有編制,當然也沒有經費,甚至后來還在政治運動中被批判為“黑站”,給任繼周帶來無窮的麻煩。直到1979年,時任省委書記宋平專門來試驗站考察了以后,這個站才走了明路,不再“黑”了。這時,距離建站已經過去23年了。
但任繼周從來不等工作條件。這23年里,人們已經無法統計多少科學實驗在這里進行,無法統計多少科研數據在這里產生。從一個“燕尾犁”的故事,人們或許可以見微知著。
高山上,寒冷潮濕,千百年來形成草氈土,這個絮結層不透水、不通氣,牧草也就長不好。要想把草地變好,就得劃破這個絮結層,只要可以確保透水、通氣,雨水能下去,空氣能進去,牧草就會長得好。
在實地調研中,任繼周發現,高原上隨處可見的鼠洞周圍草長得很好。他從那里得到了啟發,開始了劃破草皮的試驗,成功研制出劃破草原專用的燕尾犁。在不翻土、僅劃破草皮不破壞草原的情況下,燕尾犁可使犁過的土地增加通氣、透水的效果,使牧草增產5倍以上。
這是應用生態學原理改良退化草原的范例。燕尾犁進而發展為劃破補播機。目前,劃破草皮已成為我國甘肅、青海、四川、西藏、內蒙古等省、自治區大規模改良草原的常規方法之一。草原劃破補播與目前在新西蘭、美國盛行的Direct drilling(直接鉆進技術)極為相似。任繼周40余年前創造的這一技術在改良我國草原的實踐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你現在一頓飯吃多少糧食?”這是任繼周最常向人們提起的話題。作為我國食物安全和生態安全的戰略科學家,如今任繼周又將草地農業科學發展,升華到哲學思考領域,展開更為深層的研究。
隨著人們飲食結構的改變,吃肉、吃奶多了,副食比例逐漸擴大,而副食又和飼料、牧草息息相關。任繼周認為,如果飼料不解決,糧食是不會安全的,“現在實際上我們糧食不是不夠吃,是飼料占了很大一部分,人吃的跟家畜吃的混合在一起了,而這無形中形成了大量的浪費”。
我國國土中,耕地面積僅占12.7%,草地面積約400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41%,是耕地面積的三倍多。如果把草地也像耕地那么管起來,增加產能,是多少食物?為此,任繼周提出“食物當量”這一概念,就是糧、果、菜、牧草、飼料等折合成一個標準。“按食物當量計算,草地農業系統比這個耕地農業系統多得多了。”任繼周認為,在我國農業發展中,作為面積最大的土地類型和世界三大食物來源地的草地,如果得不到重視,就是浪費資源。任繼周說:“傳統耕地應實行草田輪作,這不但能保證糧食產量不下降,還能成倍增加牧草等飼用作物,培肥地力,減少面源污染。”
任繼周及其團隊在黃土高原進行了草田輪作試驗,結果顯示,糧食單產增加60%,肥料用量減少1/3,水用量大約節約17%,而整體經濟效益大約增加1倍。
在一系列試驗的基礎上,任繼周強調,耕地農業變為草地農業是大勢所趨,結構改變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食物安全問題。同樣的土地和水資源,如果生產牧草,可收獲能量比谷物多3到5倍,蛋白質比谷物多4到8倍,既能使口糧和飼料供應有余,還能保證民眾的膳食結構,“牛羊吃得好了,民眾從中攝取的營養價值也高了,膳食結構肯定會改變”。
任繼周的這一觀點與傳統觀念沖突很大。“辟土植谷曰農”的耕地農業在我國歷史上起過重大作用,“以糧為綱”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任繼周則認為,“以糧為綱”的耕地農業既違反了生態系統的基本規律,也割裂了種植業與養殖業、農耕區與牧業區的正常聯系,導致農區牧區兩敗俱傷,“三農問題”與“三牧問題”聯袂并發。
任繼周對此深感憂慮:“這是長久以來形成的觀念,很難馬上改變。其直接導致的惡果是,國內草原遭受了最大的破壞,其嚴重程度甚至在歷史上也從未出現過,草原面積縮小了,品質變壞了,整個生態系統也受到嚴重影響。”他寫下《我國農業結構不改革不行了——糧食九連增后的隱憂》。幾位院士看到文章后,認為問題非常關鍵,建議聯名送到中央。國家領導人閱后做了重要批示,農業部請任繼周做了專題報告,開展對草業問題的專題研究。2014年10月,國務院召開座談會,任繼周應邀做了發言。這次座談會的主要精神在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多處有所體現,如在“深入推進農業結構調整”這一部分中,明確提出“加快發展草牧業,支持青貯玉米和苜蓿等飼草料種植,開展糧改飼和種養結合模式試點,促進糧食、經濟作物、飼草料三元種植結構協調發展”,并通過農業部安排了全國12個縣的重點實驗示范任務。
“藏糧于草”,是任繼周在多年研究和試驗中形成的重要思想,它系統闡明了草在保障我國食物安全與生態安全中的重大作用及調節功能。任繼周還提出合理利用與改良草地的技術體系,以及保障我國食物安全和生態安全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為了厘清我國農業結構的發展方向,他經過長期思考,與史學專家合作編著了《中國農業系統發展史》,并寫就《我國草地農業與耕地農業的歷史嬗替》的序言,該文經《新華文摘》轉載后,產生了廣泛影響。
從60多年的草業科學研究出發,任繼周認為,我國農區與牧區的貧困不在于技術,而在于系統的缺失。為此,他致力于建立農牧區的生態系統理論體系,其中,他建立的第一個系統就是草地農業生態系統。
“當時很自信,認為草地農業生態系統是草業科學的哲學,甚至可以說是農業界的哲學。”任繼周說,“草地農業生態系統講的是,物質如何進入生物體,在生物界中如何流轉,生物界中每個組分之間如何產生聯系。”然而,在近些年的科研實踐中,任繼周認為,單單從一個角度出發難以真正理解草地農業生態系統,要從自然科學進入到社會科學,必須跨過的一步就是倫理學。
“搞育種的不管耕作,管耕作的不管收獲。缺乏系統的倫理關懷讓我國農業遇到了很大的挑戰。”任繼周說。
任繼周認為,中國農業現在走的是西方化的道路,工業色彩、理科色彩都進入到農業產品中,卻失掉了倫理的色彩。他觀點鮮明地指出,現代農業不是科技不夠,而是缺少農業倫理。這是在專業領域摸爬滾打60多年后,任繼周形成的我國農業發展的新思想范式。
對任繼周來說,從草地農業生態學跨到農業倫理學這一步,走得非常艱巨。他對草地農業系統研究了幾十年,只不過是探討了自然科學的“是”與“非”的問題,要真正付諸社會實踐,還要升華為倫理學的“對”與“錯”,“善”與“惡”的認知,必須要在倫理上論證農業的發展方向,探討自然與社會的關系。
“我們中國草原遭受了最大的破壞,其嚴重程度歷史上從未見過。面積縮小了、品質變壞了。”任繼周說,“在撰寫草業發展史時,這一點后人一定要寫出來,否則對不起子孫后代。”
任繼周對農業倫理學的研究從了解歷史和細致研究開始。在他看來,“不了解歷史,就很短視,很片面,容易武斷”。2015年,由他擔任主編、以《諸子集成》中有關農業倫理的資料為基礎,廣泛采集現存農書以及有關典籍中的農業倫理資料編纂而成的《農業倫理學史料匯編》付梓印刷,成為我國農業倫理學史料的第一部輯要工具書。
在任繼周的研究里,農業倫理學就是探討自然生態系統在人類農業化過程中發生的倫理關系的認知。農業倫理學的使命,就是在保持生態系統健康的前提下收獲農產品,在滿足社會需求的過程中給以倫理關懷與指導。
2012年,任繼周出版了專著《草業科學論綱》,這年他89歲。2015年,擔任主編的他又出版了《中國農業系統發展史》和《農業倫理學史料匯編》。這三本書承載了這位草業老人對我國農業的深沉思考,也寄托了對后來人的深情期望。在《草業科學論綱》書末中,他寫了這樣一首詩:“人生經得幾春秋,蹣跚步履未肯休。識途老馬拳拳意,盼君不吝以垂顧。”
“我哥哥告訴我,倫理學是很深厚的一門學科,要慎重一些,須投入大量的時間。”任繼周常常跟年輕人說起他與二哥、著名學者任繼愈先生關于倫理學問題的討論。“我現在90多歲了,這已經是上蒼的眷顧,因此我在倫理學里走的這一步,不可能走得很深,將來還是需要年輕人耕耘,前途在你們年輕人這兒。”
“涵養動中靜,虛懷有若無”是任繼周的座右銘,1995年,他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后,二哥任繼愈就用這十個字勉勵他。人生高低行止、紛亂復雜,要自覺地做“涵養”功夫。如今,任繼周說他有時候感到很慚愧、凄然、悵惘,因為年事已高,很多的想法都沒有時間去實踐了。但每逢講座,學生們總能看到任繼周坐在第一排仔細聆聽、不時筆記的身影。他依然謙虛,依然勤勉,他為中國草地農業發展、為親自帶出的科研團隊,開拓了蓬勃向上的空間,他希望后人可以接過前人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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