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報：通識教育如何采取拿來主義

在哈佛大學開設的通識課“《圣經》鑒賞”的課堂上，學生們在翻閱《圣經》古本。

　　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說：“教育不是一個把各種事實塞滿大腦的過程。”對于大學的本科教育來說，“沖破頭腦中現實的束縛”至關重要。這種聲音對于中國當下的高等教育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不久前，《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一篇署名王文浩的文章《哈佛的通識教育不能盲目拿來》（以下簡稱王文），針對中國高校在通識教育中出現的問題，指出了通識教育的中心任務，也提出了其課程改革的方向。筆者認同文中所提出的中國高校的通識教育缺乏“問題意識”等觀點，但對于哈佛等美國高校的通識教育能帶來怎樣的啟發，似乎還有必要進一步探討。

　　近年來，國內很多高校都開設了通識教育課程。應該承認，國內高校開設的通識教育課程還處在初創階段，出現問題在所難免。而王文認為，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對哈佛通識教育的拿來主義采用了“不管不顧、盲目仿效、拿來即用的做法”。

　　其實，世上很難真有這樣的“拿來主義”，中國的通識教育也是如此。但如果這一論斷的本質是說，我們還遠沒有把哈佛通識教育學到家，并且由此造成諸多問題，相信這樣的判斷是準確的。

　　眾所周知，美國高校極其重視本科教育中的通識教育。所謂“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簡單地說，就是“人文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代名詞，指的是傳授更為廣泛的知識，目的是提高學生的理性思維能力與智慧，內容主要包括文學、外語、哲學、數學與科學等基礎理論課程。它們與強調“專業化”的專業性、職業性與技術性課程大不相同。

　　那么，美國為何如此重視通識教育呢？大體上有如下兩方面的原因。首先，通識教育與大學的性質有關。凡是綜合性大學或者文理學院，本科階段都主要以提供通識教育為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哈佛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艾略特（Charles Eliot）說，“大學是非功利性的”；其次，通識教育與培養什么樣的人有關。耶魯大學前法學院院長科隆曼（Anthony Kronman）說：“一所高校，首先是培養品性的地方，是培育智識與道德修養習慣的地方。”通識教育提供的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恰恰強調的是個人、責任與社會。

　　我們不妨來看看哈佛是如何構建其通識教育的。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在過去的70年中歷經了三次變化。上世紀40年代，該校開始了“通識教育”課程。到了上世紀70年代，之前的“通識教育”課程過時了，哈佛作出修訂，出臺了“核心課程”。新世紀，哈佛在70年代所制訂的核心課程內容，同樣顯得不合時宜。于是，哈佛再次作出改變。

　　2009年新學期開始時，哈佛的新調整正式實施。名稱回歸為最初的“通識教育”。在這次修訂中，哈佛把通識教育分為八個大的學術類別，包括：美學與闡釋性理解、文化與信仰、經驗與數學推理、倫理推理、生命系統的科學、物質宇宙的科學、國際社會，以及世界中的美國。每個大的類別提供了數門乃至數十門課程。要求每個學生必須從每一個類別中至少選擇一門課。他們既可以每學期選修一門，也可以自由選擇時間，在畢業之前修完八門課、達到學校對通識教育所提出的畢業要求就行。

　　上述八個學術門類看上去非常抽象，它們的具體建設目標是什么呢？以“美學與闡釋性理解”為例。該類課程的目標是將學生看做文化與信仰的繼承者與參與者，幫助其理解自身和他人。同時，了解一些語言與觀念，可加強學生對文化產品的美學反應與闡釋能力。而探討涉及諸如意義的產生與接受、美學價值判斷的產生等理論問題，無疑能提高學生對文化產品的敏感性。

　　大學生需要知道怎樣闡釋文化作品，比如要了解怎樣區分字面意思與象征意義，這對于評價和解釋周圍一切事物都至關重要。但是，上述理念又是如何在課程中加以體現的呢？或者說，與此相關的課程能教給學生什么能力呢？首先是批評技巧，即美學反應能力與闡釋能力；其次是在分析原始文本的基礎上，理解其語言、語言結構、藝術形式，同時能夠理解其書面、口頭、聲像以及其他的形式；再次是教給學生如何在語境框架內分析文本；最后，還要讓學生在適當的時候有實踐的機會。

　　那么，中國的通識教育應該從美國的通識教育拿來些什么呢？

　　第一，中國的通識教育應該與大學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相一致。即便在美國，也有人不斷拿“有用”與“無用”的標準來質疑人文教育的價值。對此，哈佛“通識教育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之一西蒙斯（Alison Simmons）教授這樣回應：“人文教育并非與現實生活相脫節，而是通向現實生活的一座橋梁。”而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Drew Faust）的講話中更是點透了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教育不是一個把各種事實塞滿大腦的過程。”對于大學的本科教育來說，“沖破頭腦中現實的束縛”至關重要。這種聲音對于中國當下的高等教育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第二，中國的通識教育應該直面學生的現實與未來。通識教育所提供的人文教育并不是專業性的、職業性的和技術性的，為什么人們還要學習這些人文知識呢？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文理學院在其網頁上這樣回答：“大學所授予的學位是某一特定領域的，但生活卻是不分專業的。”由此說來，“教育”首先是個人（智性、潛能）發展的過程；其次是培養自身的“文化素養”，使其能夠融入到當代社會中；再次是鍛煉個人的創造性與批評性思維的能力；最后則是學會各種基礎科目所傳達出的思維能力。幾乎沒有人會否認，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大學所學的內容會在畢業后很快忘記，但從中所學到的思維方式則不大會忘記，而且有可能會受用終生。因此，通識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尋找“學生所接受的人文教育與其大學之外的生活之間的聯結點”。這一點，在當下中國的通識教育中還沒有顯現出來。

　　第三，中國的通識教育應有更廣闊的目標。王文說，有學者指出，西方的通識教育是為了應對20世紀西方文明的危機而建，其目的是要捍衛西方文明的認同。與此相對應，中國的通識教育中心任務應該定位在“接續斷裂的文化傳統”和“加強中國的青年對華夏文明的認同”上。筆者以為這一論斷有些狹隘了。哈佛大學本科生學院院長哈蒙茨（Evelynn Hammonds）說，哈佛本科教育由三個核心部分所組成，其一為專業，要求學生像學徒般集中于某個單一學科；其二為選修課，要求學生學習那些使他們在各種知識領域內探索的課程；其三為“通識教育”，要求學生在校園知識追求的基礎上，學著向外看世界。讓學生學著向外看世界而不僅是向內看，這至少也可以成為中國通識教育的建設目標之一。

　　就在哈佛改革通識教育的2009年，斯坦福大學也在研究如何改革本科教育，因為后者同樣認為，無論是斯坦福還是世界格局，如今都發生了巨變，因此斯坦福應該研究在新的世紀里如何應對這種變化。該校組織了一個“本科教育研究”委員會，花了兩年的時間研究如下的問題：到2020年時，人文教育應該包含哪些內容？我們對于大學本科生的諸項要求，數量是少了、多了還是恰如其分？在專業之外，是否所有學生都要遵照統一的標準？簡單地說：斯坦福給予了學生什么東西、要達到什么樣的目標，學生對斯坦福有怎樣的期待，他們在畢業時又能從斯坦福帶走些什么？

　　無論是哈佛還是斯坦福，他們對于上述大學教育中最基本問題孜孜以求的追問精神，才是真正值得中國高等教育采取“拿來主義”認真學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