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專家熱議科研論文：透明化能否解救同行評審

圖片來源：The Royal Society

　　作為國內地球系統模式軟件工程方向的一位青年學者，劉利已經評審過若干篇該領域國際核心期刊的稿件。“在最后提交審稿意見時，審稿人可以選擇匿名評審或者在文章結尾的致謝部分公開自己的名字。”近日，清華大學地學系副教授劉利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他在評審最近的一篇文章時未選擇實名，盡管他極認真地寫了很多修改意見。

　　同行評審涉及大量合作，是科學過程持久性的試驗臺。但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樣，其中也可能存在偏差。“同行評議造假已經影響了我們整個行業。”SAGE出版集團執行主任Tessa Picknett說，“盡管有很多技術進步，比如剽竊檢測軟件以及在線遞交系統，但它仍然是學術界一個挑戰性問題，是我們需要通力合作努力解決的一個問題。”

　　對于增加同行評審的透明度，如公開審稿人身份，是否有助于解決這一問題存在非常激烈的爭論。實際上，為了促進同行評審過程透明化，很多期刊在鼓勵審稿人向作者公開身份。但國內外選擇匿名評審的科技期刊審稿人不在少數，以此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近日，在英國倫敦舉行的2017年同行評審周讓這一議題再次白熱化。為此，《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了國內外專家。

　　危局出路

　　近年來，因同行評審過程產生問題而造成的撤稿事件頻頻被暴出。

　　2014年，隨機文本生成器SCIgen生成的120多篇造假論文發布之后，施普林格和美國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學會兩大出版社才發現錯誤并刪稿；

　　2015年，施普林格撤銷旗下期刊發表的64篇論文，因發現論文審稿人的郵箱乃至審稿報告存在偽造；

　　2017年，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團因作者同行評審過程造假，撤銷了107篇來自中國的論文，再次引發學術界劇烈震蕩。

　　同行評審是個三方合作機制：需要期刊編輯、科研作者和審稿人的協作。這些撤稿事件無論是“守門員”失守，還是作者刻意造假，都在不斷侵蝕著人們對科研的信任。

　　對此，在此次同行評議周上，有專家表示，缺乏透明度是造成同行評審造假的一個貢獻因素。因為目前大多數期刊采用封閉式評審，其評審報告不與公眾分享，且幕后發生了什么缺乏透明度。

　　“現在，大部分情況下沒有人知道是誰在進行評審，他們來自哪里，做了多少事情。”新西蘭威靈頓同行評審平臺Publons市場總監Tom Culley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在整體層面，未來的確有必要比現在的同行評議生態系統變得更加透明。”

　　“這一過程的透明化非常關鍵，而且應不僅限于同行評審過程，而是在整個學術交流過程。”ORCID（科研人員與投稿身份識別項目）社區參與和支持主任Alice Meadows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

　　陰陽兩面

　　2014年，英國《皇家學會開放科學》期刊啟動，它提供了選擇性的開放同行評審模式，評審報告可與文章一起發表。結果表明這種模式非常受歡迎，大部分科學家選擇發表同行評議報告，有一半的審稿人在他們的報告上簽名。其接受比率按照自然科學學科不同存在差異（如圖）。

　　“透明化意味著若干不同的事物，無論是評審人名字是否應公開，還是評審內容是否應發表，這些最終應該由各研究領域決定。”Culley說。但一篇文章的同行評議過程對于作者和評審人來說并不總是清楚的，增加透明度將會有所裨益。

　　例如，它有助于對不同種類的開放評審進行標準化命名約定，讓作者和審稿人更好地交流其責任以及增加評審人的培訓資源等；還有助于作者和評審人區分那些有意的掠奪性期刊（即在其審稿過程中或是缺乏審稿過程以欺騙作者、審稿人和科學界為目的的期刊）以及那些嘗試但并未成功遵循行業標準的期刊。

　　Meadows也認為，透明化絕對是一個有用的工具。它可以讓研究人員了解共同評審人如何看待一篇文章，幫助審稿人提高自己的同行評審，使同行評審可（不具名地或公開地）開放獲取從而讓整個學界受益，還可以確保研究人員從他們的同行評審活動中獲得榮譽。

　　但她同時指出，人們需要意識到并尊重這樣的事實：不同學科和學界有著不同的優先和需求。對于同行評議或者其他任何學術交流來說，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解決辦法。

　　不得不承認，盡管透明度是一個發展趨勢，但其推行效果會如何卻是個很大的問號。“開放性審稿應該是目前體制的一個補充，不太可能取代，這是由于科學價值的評議工作必須要高水平專家執行所約束的。”中國科學技術學天文系教授蔡一夫認為。

　　中國科學技術期刊編輯學會秘書長任勝利向《中國科學報》記者介紹，現在大多數學術期刊是單盲評審，作者和審稿人互不清楚身份的雙盲評審相對較少。“對于一些領域的小同行評審來說，如果完全要求透明反而有可能引起審稿人的顧慮，從而影響到審稿的客觀性。”

　　很多審稿人在公開身份方面存在顧慮也是出于自我保護，劉利坦言，“因為我的文章也會送到別人的手中，別人有可能因此故意刁難”。在他看來，身份的公開透明與否并非必要流程，但建立健全的回饋機制卻是必要的，從而可以讓被審稿人客觀地給審稿人等打分。但作者對于審稿意見的評分不是勾選，而是要給出具體的評述，從而讓審稿人優勝劣汰。“但現實的情況是目前文章發表量太多，而審稿人太少，找個審稿人已經不容易，還挑三揀四？”劉利感慨。

　　尋根究底

　　在任勝利看來，公開審稿人身份或評審內容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造假事件的發生，但很難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誠信。“比如虛假同行評議的產生是期刊編輯認為作者推薦的審稿人是可信的，但實際并非如此。”他說，“如果沒有誠信的基礎，審稿流程或形式上的改變是很難杜絕虛假同行評議的”。

　　“目前為止，面對大量學術論文需要發表的現狀，還有沒有比同行評審更加客觀公正的評議手段。在相當長時間內，同行評審在不斷自我改進的同時應該繼續推廣。”蔡一夫表示。對此，任勝利也認為，可從兩個渠道完善它：一是加強教育；二是追責嚴懲，讓敢于冒險者意識到造假的代價成本，從而對誠信產生敬畏意識。

　　同行評議過程遠非完美，意識到偏差是解決它的第一步。Meadows給記者舉了一個例子，美國地球物理聯合會今年年初發表了一篇關于同行評審中性別和年齡偏見的文章，但研究人員在近日于美國芝加哥舉行的同行評審大會上的跟蹤報告中表示，通過提示編輯在選擇審稿人時更加多樣化，3個月來他們已經看到女性評審人數顯著增加。“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擴大評審調查以及提高對評審人的培訓，也可能幫助提高同行評議質量。”她說。

　　幸運的是，很多學會和期刊已經意識到了同行評審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挑戰并做出了回應。Picknett介紹，為了解決審稿過程的規范化問題，SAGE集團已經創建了在線資源（如作者、編輯和評審通道）、可供所有編輯獲得的同行評審和倫理手冊，向作者和審稿人提供研討學習機會，使他們可以發現或避開學術不端行為。SAGE還與Publons合作，設計更加標準化、系統化的評審人培訓機制。

　　同行評審并沒有“一刀切”的模式。施普林格?自然大中華區科學總監Ed Gerstner表示，但該集團會小規模地試行一些創新方法改善同行評審，例如《自然—通訊》最近實施了透明同行評審，將評審人報告匿名發表出來；類似BMC注冊報告的形式則在收集和分析數據之前就對研究課題和所用方法的質量進行同行評審，以減少可能出現的偏見。

　　專家認為，從根源上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了解起作用的激勵方式。目前的出版激勵政策在很多時候與崗位、晉升、薪資和資助緊密相關，一些研究機構還會對在高影響力期刊上發表文章的作者直接予以現金獎勵。“人們在如此熱切地發表論文，他們為此不惜篡改數據、顛覆同行評審過程，甚至冒險以自己的職業為代價博取累積引文的機會。”Culley說，需要重新改變對研究人員的激勵政策，其中的一部分是更好地認識和獎勵同行評審者的努力。

　　“發文章是為了推動科學本身，別太跟利益掛鉤就好。別逼著拿手術刀的上臺的醫生晚上還要熬夜編文章，對病人多危險！”作為國際期刊的一名編輯，蔡一夫認為，同行評審的另一個重要之處還在于能否選取合格的、勇于擔責任的編輯，檢閱學術論文和審稿人的評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