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雷久侯與中國科大的結緣,那就是從“偶然”到“水到渠成”。2010年,他在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和科羅拉多大學工作。當年,中心接收了一位來自中國科大的訪問學者,同是中國人又有著相同的研究領域,兩人很談得來,經常一起爬山、散步、進行科研合作。
在一次聊天中,該學者建議雷久侯到中國科大去從事研究工作。當時,適逢中組部啟動“青年千人”計劃,申請之前,雷久侯到中國科大順訪。“一見傾心,中國科大與我在美國的研究環境很像,校園不大、沉靜、不浮躁。”經過深思熟慮,雷久侯拒絕了其他邀請,來到中國科大。
中國科大給他的是“驚喜”。純粹的學術環境在該校體現為對學術的尊重,“學術優先”是該校師生內心尊崇的普遍法則。
這里適合安靜地做學問
前不久,中國科大“80后”教授陸朝陽入選英國《自然》雜志評選出的十大“中國科學之星”,并被譽為“量子鬼才”;2015年,陳宇翱、陸朝陽所在團隊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2014年,陳宇翱榮獲“菲涅爾獎”;同年,秦禮萍獲得歐洲地球化學學會豪特曼斯獎;2013年,雷久侯獲得首屆空間天氣科學青年創新獎……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標簽:中國科大教授、國家“青年千人計劃”入選者。
再來看一組漂亮的數字:在中組部前七批“青年千人計劃”申報中,中國科大共入選146人,位居全國第二。到崗人員中有6位獲得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占全國“青千”獲得杰青人數的近三分之一,另有13位獲得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目前,中國科大各類高層次人才不重復統計有336人,占師資總數的29%。
為什么選擇中國科大?這是很多“青年千人計劃”入選者回國之初遇到最頻繁的問題。雷久侯的回答很簡單:純粹的學術環境。“學術圈內很多人為中國科大點贊,理由也大多基于此”。
2012年,袁軍華入選“青年千人計劃”,從哈佛大學回到母校中國科大。而在他回國之前,已經開始購買儀器、著手建設自己在中國科大的實驗室。由于“青年千人計劃”配套經費的落實會有個時間差,如果要等經費完全到位,可能會浪費幾個月到半年的時間。實驗室建設不能等,怎么辦?中國科大的做法是,給青年人才提前開辟綠色通道,預先將錢“借”給他們。
“實驗室建設過程中沒有遇到什么困難,校內辦事都很方便。”袁軍華說,“友好的財務等人才支持系統,讓剛回國的年輕人不用分心于日常的煩瑣事務,將精力全部投入科學研究。”
“科大很注意培養年輕人,這是科大能夠永葆競爭力的原因。”中國科大黨委常務副書記、副校長竇賢康說,在科大,從來不會按資排輩,會按照教學和科研上的成果對老師進行評估和激勵。“我們會盡最大可能給予‘千人計劃’‘青年千人’等才俊最好的待遇。”
以學術交流替代計公分式的硬性考核
一所大學吸引人的地方在哪兒?有顏值(好的辦學條件)、有擔當(優秀的學術成果)還不夠,大學的文化環境就像樹木生長的土壤,營養豐富才能枝繁葉茂。
最近,有一則軼事在中國科大人的朋友圈里傳播得很廣。在中國科大第三屆學術交流會上,中國科大化學院教授、“長江青年學者”吳長征答辯完,校長萬立駿給予了很大的肯定,可是吳長征“并不領情”,他在會上笑言“經不起捧殺”。
這件在很多人看來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正是中國科大學術文化的打開方式:自由、民主。“低調的奢華”是坊間對中國科大的評價。
“小而精”是張榕京對中國科大的評價。2013年,張榕京結束在哈佛大學博士后流動站的工作,跟隨丈夫袁軍華來到中國科大。次年,她入選“青年千人計劃”。對于從小生活在中國科學院大院的張榕京來說,對中國科大早有了解。“科大被譽為中國的加州理工學院。”張榕京說,“兩者很相像,規模不大,但是成果卓著。”
“不打擾”,是自由文化環境的重要體現。眾所周知,科學研究有它內在的規律,需要一定時間的等待和滋養,硬性的考核指標往往會傷害科研人員的研究熱情。在中國科大,考核指標卻有著合理的求解:“柔性考核。”對高層次人才,學校只是通過學術交流會對他們3~5年的階段性工作進行總結,不作計公分式的硬性考核。
可是“柔性考核”會不會讓人產生惰性呢?“當然不會!這來源于一種文化自信和學術自覺”,第一批“青年千人計劃”入選者、中國科大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教授、人力資源部副部長黃方斬釘截鐵地回答。
回國的第一年,黃方課題組沒有一篇學術論文產出,“可是我心里并不慌張,我一直在認真工作,出成績是遲早的事情”。他的自信有著堅實的支撐:2011年起,他和地球物理專業教授吳忠慶合作開展量子化學計算同位素分餾系數的研究,很快就在交叉學科方向打開局面,幾年來已發表諸多有影響力的論文,培養了視野廣闊的學生。
細心體貼的后勤保障
對于歸國人員來說,除了科研環境、學術氛圍的適應,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家庭因素。
2011年剛到中國科大的時候,學校為雷久侯準備了一套剛剛裝修過的周轉房,新裝修的房子有些味道,因為擔心年幼孩子的健康,他跟學校提出換一套老一點、不是新裝修過的房子。提出要求的第二天,學校就為他解決了。“心里很溫暖,學校的關心體現在每一個細節處。”
回國那年,袁軍華、張榕京的兒子剛上小學二年級。在美國出生和長大的孩子看不懂也聽不懂中文。夫婦倆非常著急,“好在科大附小的老師們都很負責,他們對孩子很照顧,還特別為他定制了學習計劃。”
語文成績跟不上,老師就利用各種方法讓孩子練字、開口說中文;因為從小在美國長大,張榕京的兒子很早就能閱讀英文原版的大部頭名著,英語老師特意給他單獨開了一份超越同齡人的英文原著閱讀書單。如今已經小學五年級的孩子,成績已在班級里名列前茅。
“我們盡可能做好后勤服務,解決生活上的后顧之憂,讓他們可以安心做科研。”中國科大人力資源部部長褚家如說:“我們提供不遺余力的全面幫助,人才工作要直達人心。”
對于“青年千人計劃”產生的作用,近年來,坊間也存在一些質疑。對此,黃方認為,“青年千人”帶來歐美名校的前沿知識和先進理念,擴展了學生的視野,增加了海內外交流的機會,同時也可以突破學科研究方向的障礙,增加學校的競爭力,“一舉多得!”
黃方不僅給本科生開課,還主動承擔本科生班主任的工作,張榕京將科研之外的大部分時間都給了本科教學,雷久侯更是“樂學于教”……無一例外的,“青年千人計劃”人才大都承擔了本科教學工作。“教學相長,我將最前沿的科技知識傳授給學生,同時學生也促使我對原有知識進行思考,這是一種正面的提升過程。”雷久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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