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河清海晏紀念嚴愷院士誕辰一百一十周年

學人小傳

嚴愷（1912—2006），福建閩侯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水利與海岸工程學家、教育家，終生致力于我國大江大河的治理和海岸帶的綜合開發利用。1933年畢業于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1935年赴荷蘭德爾夫特科技大學留學，1938年回國。曾任華東水利學院院長、河海大學名譽校長、南京水利科學研究所所長、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江蘇省水利廳廳長，中國水利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海洋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

主持解決了天津塘沽新港回淤難題，首創錢塘江斜坡式海塘，領導長江口開發整治的科研工作，組織完成中國海岸帶和海涂資源綜合調查，參與黃河治理、淮河治理、太湖治理以及葛洲壩、三峽樞紐、南水北調等重大工程的技術咨詢和論證工作。曾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中國工程科學技術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中國水利功勛獎等。

1995年，我提前攻讀博士學位，成為嚴愷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此后的十多年間，有幸親聆大師教誨，領略大師風范，也真切感受到他奉獻國家、補益社會的志向追求。在先生誕辰110周年之際，深藏于心的情感驅使著我提筆撰文，緬懷這位立志如山、行道如水的長者。

赤子雄心，投身水利

嚴愷先生的人生歷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

他是福建閩侯人，僅用了4年就完成了6年的中學學業，后以班級第一名的成績從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畢業，到江城武漢工作。他的第一個作品是設計武漢的一個汽車輪渡碼頭，后來又為千古名樓黃鶴樓重修設計鋼架橋，他在這兩項工程中所展現的理論功底和創造精神得到同行的贊許。

當時，中國絕大多數的工程單位，都是聘請國外專家挑大梁，中國人只能當配角。先生深刻體會到中國在土木水利工程領域的落后，他不甘心這種狀況，1935年中央研究院選派學生赴荷蘭留學，先生考了第一名。但是，讓他五味雜陳的是，這筆留學款來自屈辱的“庚子賠款”，每一分錢的背后，都有著數不盡的國仇家恨。

一路往北再往西，穿越大半個地球后，先生來到了荷蘭最古老的公立科技大學德爾夫特科技大學，成為第一位在該校學習水利工程的中國人。先生潛心鉆研這個“低地”澤國的先進治水經驗，以圖振興中國水利科技。由于學業優秀，他跳級直接進入工程師課程的學習。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他致信中央研究院：“邇來國難日亟，國家正當需要集中各項人才為國效命之時，生遙居海外，月耗國帑數百，捫心自問，實屬不安。擬即回國參與救國工作，尚肯鈞院準予所請，則生于奉命之后，當即束裝返國，不勝期待之至。”回想這段歲月，他曾感言：“那時我在國外的心情，你們現在恐怕很難想象。一方面對于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憂心忡忡，寢食不安；另一方面作為一個中國人，在國外到處受到歧視，日子很不好過。”

第二年，先生克服重重困難，輾轉萬里，終于回到“水深火熱”的祖國。他懷著救國救民的巨大熱忱，踏勘高山峽谷，測量荒漠激流，潛心探索江河安瀾良策。他從云南省農田水利貸款委員會工程師做起，一年多時間跑遍了云南全省，勘查了幾乎所有可供開發的工程項目。憑借獨到的科學視野和深厚的專業學識，1940年，不到28歲的他成為中央大學水利系教授。

新中國成立后，先生受命來到南京清涼山，率領師生開山辟土、白手起家，籌建華東水利學院。此后數十年，他既擔任主要負責人，全面擘畫學校發展，又親臨講壇，教書育人，深受師生愛戴。每逢畢業典禮，無論多忙，他都會現身合影留念；每逢校慶大會，無論身體如何，他都會親臨禮臺。

1982年，他為學校親筆題寫了校訓“艱苦樸素、實事求是、嚴格要求、勇于探索”。這樸實無華的16個字，是他對華東水利學院學子的期待，是他幾十年治學經驗的總結，也可以看作他一生經歷的寫照。先生有塊老懷表，陪伴了他一輩子。他自定：中飯一刻鐘，飯后小憩一刻鐘，從不浪費分秒。無論是在校工作，還是外出勘察、開會，他都嚴守時間。因為擔心浪費時間，即使到醫院看病，他也要專門列出時間表。在他的報告、總結、論文里，人們是看不到“估計”“大概”等字樣的。這就是他為人、治學的風格。

1995年，先生拿出畢生積蓄設立了“嚴愷教育科技基金”，激勵廣大師生開拓創新、奮發成才。我有幸成為首批一等獎獲得者，受惠終生。先生在遺囑中說：“回顧余之一生，從事水利事業近70年，其中為華東水利學院及河海大學服務就有52年。半個世紀的共事經歷，幕幕往事歷歷在目；大半生的教育生涯，學校之情、師生之誼難以言表。”

秉承禹志，治水興邦

治水，是嚴愷先生一生的事業。

先生深知，黃河是我國宿患，自古以來就經常泛濫成災，史不絕書。作為炎黃子孫，他的心里有著深深的黃河情結；作為水利專家，他把黃河視為大自然挑戰人類智慧的一道難題。1943年，先生就奔赴治黃一線，作為設計組主任制定出“黃河下游的治理計劃”“寶雞峽水電站工程”“渭河治理”等規劃，影響深遠。此后，先生還作為寧夏工程總隊隊長，率領上百名工程專家，開展了以多目標開發為主的地形測量和水文測驗。

新中國成立前，我國境內的重要河口長期被外國勢力把控。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手上竟無一份完整的河口資料，更談不上開發建設。當時，每年從上游奔流而下的4.8億噸泥沙淤積在長江口，形成“攔門沙”，如鯁在喉，嚴重制約了航運及流域發展。為盡快推動中國河口研究，1957年，在先生的倡導下，中國首次河口學報告會在華東水利學院召開，國內外專家云集討論，這成為中國河口研究的起點。從1958年開始，為了“治理長江口，打通攔門沙”，國家集中多部門力量，連續三次對長江口進行大規模勘測，先生被任命為長江口航道整治研究領導小組組長。但是，多方原因導致治理時斷時續，項目始終難以全面推進，先生一直牽掛在心。直到1996年，先生已年過八旬，聽說上海要建成國際航運中心，忍不住給有關部門寫信，再次闡述了建設長江口深水航道的意義。這封信引起中央高度重視，長江口深水航道治理隨后進入快車道。據華東師范大學陳吉余院士回憶，1998年1月27日，這項“水下長城”工程終于開工建設，開工典禮結束后，從不飲酒的先生破例主動端起酒杯與大家共同慶賀。2003年，耄耋之年的先生坐著輪椅親臨長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二期工程竣工現場。2010年，經過三代人數十年的接續奮斗，水深12.5米的長江口深水航道全線貫通，世界水運建設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大型河口整治工程取得成功，國人“打開長江口”的百年夢終得圓滿實現。長江口深水航道治理是世界河口治理史上的一個壯舉，也充分顯示出先生戰略科學家的遠見卓識。2011年，先生被追授為“長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建設杰出人物”，河海大學被授予“先進集體”。如今，長江這條黃金水道持續發揮著黃金效益，有效助力長三角一體化和長江經濟帶的發展。

與長江口相似，位于我國南部“黃金海岸”的珠江口也曾長期缺乏治理，不斷變窄、變長、變淺，“零丁洋（伶仃洋）里嘆零丁”。先生從20世紀60年代初就率領專家組解決白藤堵海問題；70年代又受命指導珠江三角洲整治與開發規劃，提出了“水沙西南調”的構想，既可在伶仃洋外促進淤積，又可以保護伶仃洋內的水深和航道，為今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奠定了基礎。

在淮河流域、太湖流域等眾多大江大河的治理中，先生都作出了重要貢獻。與此同時，在葛洲壩水利樞紐、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南水北調等水利工程中，無論是前期規劃論證、設計勘察，還是后期施工建設、統籌推進，都有先生的身影。

1970年，國家批復了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在當時社會環境和科學條件下，工程面臨著許多問題，一度暫停建設。1971年，趁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華之機，周總理提出希望能派水利考察組赴美，美方表示歡迎。隨后，由先生擔任組長的11人考察組迅速組隊赴美。經過兩個月全面深入的考察，考察組看到了美國在大壩建設上的先進經驗，這些“他山之石”為葛洲壩水利樞紐的順利推進提供了借鑒。在先生的顧問建議下，葛洲壩船閘的規模、布置與通航條件、閘門與啟閉機、水利樞紐的航道淤積、泄洪道閘門與消能防沖、大壩導流截流等一系列關鍵性難題迎刃而解。葛洲壩順利復工，并于1988年年底屹立在長江之上。先生感慨：“葛洲壩樞紐工程的實踐，不僅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而且推動了我國水利科學技術的發展，為我國興建大型水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從葛洲壩溯流而上幾十公里處，就是舉世矚目的三峽工程。從孫中山先生的憧憬，到毛澤東主席“高峽出平湖”的勾勒，三峽工程始終牽動著國人的心弦。自20世紀50年代起，三峽工程就開始規劃論證，但是始終未達成一致意見。先生是力促工程盡快上馬的積極主戰派，還參與了回水變動區模型試驗、壩區模型試驗等眾多論證與再論證。1979年，先生專程赴北京向中央匯報工程可研進展，表達自己的看法。1988年，他作為生態與環境專題論證專家組副組長、泥沙專題論證專家組顧問，參加了三峽工程的重新論證。經過反復論證后，他表態：“三峽工程的前期工作已做到了這樣的深度，在許多方面已遠遠超過可行性研究階段的要求，應當可以作出決策了。”1992年年初，先生在《人民日報》發表《從生態與環境角度看三峽工程》，進一步答疑解惑、廓清迷霧。當年4月舉行的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批準將興建長江三峽工程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1994年，先生被聘為技術委員會顧問，出席開工典禮。三年后，在萬眾期待的長江三峽大江截流儀式上，坐在觀禮臺上的先生，心潮如那江水般澎湃。2019年，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河海大學位列主要完成單位。

把脈海疆，為國尋策

先生在荷蘭留學時，就深刻感受到海洋強則國家強的道理。歸國后，他憤然感嘆祖國萬里海疆，卻沒有一個真正屬于中國人自己的港灣，沿海地區在侵略者的鐵蹄下苦苦掙扎，海港里和河口內橫行的都是列強的商船和戰艦。因此，他矢志謀海濟國。

日軍侵華時，曾在天津修建塘沽新港。由于缺乏管護，新中國成立時，塘沽新港水深不足3米，輪船無法進出，基本已成“死港”。1951年，先生收到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的一份急電：“我院聘先生為專門委員，并請代表我院為塘沽新港建港委員會委員。政務院已通過，即請俯允電復為禱。”接到電報，先生立刻復電：“同意擔任塘沽新港建港委員會委員。”此后，他受命領銜世界上水域面積最大的人工港——天津塘沽新港回淤問題研究。港口是海洋開發的支點，天津塘沽新港關系著中國北大門、關系著東北工業發展，對于急需發展工業的新中國來說，意義重大。當時，天津塘沽新港每年淤積的泥沙在500萬立方米以上，用傳統方法疏浚難以徹底解決問題。經過全面深入的“望聞問切”，先生發現，其最大的癥結就是泥沙回淤問題，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治理，天津塘沽新港“起死回生”，重新開港。但是，要徹底解決天津塘沽新港的回淤問題，仍需持續進行科學攻關，先生克服重重困難，提出了解決港口回淤問題的系統方案，不僅為天津塘沽新港的發展提供了科學依據，還開創了中國淤泥質海岸研究的先河，創建了海岸動力學和海岸動力地貌學，新中國的海岸研究從此發軔，這也是我國水利科技自立自強的生動寫照。

我國東南沿海，臺風浪、風暴潮、天文潮相挾，過去，災害來臨時，數十分鐘之內沿海村鎮就會成為汪洋澤國，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在古代，錢塘江海塘是與長城、京杭大運河齊名的三大工程之一，但自吳越時起的兩千多年中，錢塘江海塘始終處于修建、崩塌、再修建的循環過程中，水患難以根治。20世紀40年代，錢江海塘北岸海堤被大潮沖垮，那時先生正在擔任上海交通大學港工講座，他突破傳統的立壁式海塘模式，設計出新型的斜坡式海塘，抗涌潮效果極佳。先生只用了一個小小的創新就創造了一項海工奇跡，堅固的斜坡式海堤至今還屹立在杭州灣北岸，成為海岸防護工程的經典案例。

20世紀60年代，先生帶領華東水利學院、南京水利科學研究所的師生和科研人員來到福建莆田，在南洋建立海堤與波浪觀測原體試驗站，用以觀測研究臺風浪特性及其與海堤的相互作用，還自己動手研制原體接觸式波高儀、爬高儀、波壓力盒等儀器設備。4年實測，積累了豐富資料，建立了我國自己的淺水風浪譜莆田公式。他們在北洋建立了海堤軟土地基加固技術試驗站，獲得了在摩擦角幾乎為零的軟土上科學、快捷、安全地填筑海堤的第一手資料，創新發展出一整套軟土地基筑堤施工的土工原體監測分析計算方法與施工技術。這些資料、方法和技術，為后來的木蘭溪下游防洪工程提供了堅實的科技支撐。莆田是我的老家，如今，每次回到家鄉，我都會到這些保存完好且繼續發揮作用的試驗站，追憶先生的點滴往事。

新港治淤、錢塘江筑塘、木蘭溪建站，充分展現了先生的創新科學思維和解決問題能力。先生深知，在點上的創舉之外，更加需要線上的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后，我國吹響了向海洋進軍的號角。在加速沿海開發開放的形勢下，亟須摸清我國海岸帶及相關海涂資源的“家底”。1979年，國家要求沿海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立即開展全國海岸帶和海涂資源綜合調查。這是一項具有重要基礎性、戰略性和長遠性的舉國“會戰”，只要海水可達的地方，就需摸清情況。很快，在國家6部委聯合組織下，沿海省區市的500多家單位、近2萬人迅速參與進來。這項前所未有、舉國關注的浩大工程，技術指導組組長由先生擔任。在先生的主持下，全國布設了近萬條觀測斷面、9萬余個觀測站，采集了460萬個生物和地質標本，整理成冊的資料匯編達3900多卷。在長達8年的調查過程中，先生用腳步丈量著祖國的每一寸海疆。多學科整合調查的成果，為我國改革開放及時提供了海岸帶各項自然要素的完整系統本底資料，促進了海岸學科的發展。1992年，中國海岸帶和海涂資源綜合調查研究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

作為中國水利學會理事長，先生是國內水利界的泰斗，在國際學界同樣享有盛譽。他擔任了國際大壩委員會中國委員會主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水文計劃政府間理事會副主席、發展中國家海岸及港口工程國際會議顧問委員會委員、河流泥沙國際學術討論會顧問委員會主席等。由于貢獻突出，他被國際海岸工程協會授予“海岸工程杰出成就獎”，被墨西哥科學院聘為外籍院士。在他曾經留學過的荷蘭，東斯赫爾特大閘的一個巨型閘墩以先生的名字命名。

1976年草長鶯飛的時節，先生率團赴墨西哥出席國際大壩會議，并赴墨西哥各地參訪水利工程和設施。這是新中國首次派員參加國際大壩會議。時任墨西哥總統會見了先生，該國水利部部長宴請了中國代表團。197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水文計劃政府間理事會決定從亞洲地區產生一名副主席。這是亞洲國家提高和擴大國際學術影響的重要機會，各國都極為重視，競爭十分激烈，67歲高齡的先生眾望所歸當選為副主席，并在幾年后連任。

通曉5國語言的先生，借助自己的語言優勢、學術威望和國際聲譽，通過各類國際性學術活動，向國外介紹中國河海工程建設的故事和經驗。1958年，他赴波蘭考察時，就做了《塘沽新港回淤問題》的報告，把中國人民讓舊港換新顏的成就告訴世界。此后數十年，無論是在美國河流泥沙國際學術討論會、德國中德水文和海岸工程學術討論會，還是在澳大利亞、西班牙、荷蘭、意大利、日本等國召開的國際海岸工程會議上，先生都不遺余力地講述中國治水故事。

先生的足跡踏遍了五大洲的數十個國家和地區。每到一國一地，他不僅介紹中國河海工程領域的研究成果，還把中國文化介紹給世界各地的人們。欣喜于中國的國際影響日盛，先生于1981年在《福建日報》發表文章，其中寫道：“過去中國人被人看不起，現在中國人到處受到重視和尊重。”

先生晚年在接受采訪時也說：“我的前半輩子生活在內憂外患、貧窮落后的舊中國，一心想振興中華、報效祖國，但有志難展。新中國成立了，旭日東升，無限光明，夙愿得償。”

這就是嚴愷先生，為了河清海晏，為了國富民強，獻出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