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生命”研究在巨大爭議中依舊進行

　　對于生命的定義，科學家各有不同的解釋，但他們一致認為，生命至少應該具備3個特征：承載容器、新陳代謝和復制繁殖能力。一個容器，像細胞的細胞膜；新陳代謝把基本的營養物質轉化成細胞成分；基因能夠傳給后代或隨環境變化的復制細胞的化學指令。

　　3年前，美國洛克菲勒大學的生物學家埃爾伯特·里勃切特稱，已制造出一種名為“囊生物反應器”的人工生物。但這還不能說是真正意義上的人造生命，它只是將能夠生產蛋白質的生物分子加上一種細菌基因，這種基因可以控制生成一種名為α—溶血素的蛋白質，混合物懸浮在油中形成微小顆粒。然后，他們在這些顆粒外包裹兩層肥皂膜狀的磷脂分子，像細胞膜一樣將生物分子混合物顆粒包裹在其中。通過膜上小孔，環境中的營養物質進入“人造細胞”，自動補充制造蛋白質的原材料，就可以連續數日生成蛋白質。

　　里勃切特認為：“應該重新思考一下生命究竟是什么。與其說這是個科學問題，不如說是個哲學問題。對我來說，生命就像一個機器，一個由電腦程序控制的機器，僅此而已。”

　　然而生命遠不是一臺機器，這種“人造細胞”充其量是一個微型“工廠”，在這里可以生成具有工業和醫學價值的蛋白質，但這標志著人類探索人造生命邁出重要一步。

　　追蹤“人造生命”

　　今年10月6日，美國科學家克雷格·文特爾宣布，他的研究小組用化學物質在實驗室中合成了由381個基因、58萬個堿基對組成的人造染色體，并將其植入細菌生殖支原體的外殼中，在這些基因的控制下，新細菌能攝食、代謝和繁殖，已經具備了生命的三個基本特征，堪稱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人造生命”。

　　在人類尚未真正理解自然生命的全部涵義時，真的能制造出“人造生命”嗎？

　　文特爾將自己的杰作稱為“自由的生命”。那么，這種“人造生命”是否有自我意識和自由意志？合成細菌的問世，不僅是技術上的突破，自然科學史的里程碑，更挑戰了人們對生命含義的理解。

　　文特爾宣稱，如果初步實驗取得成功，他們更長遠的設想是不斷為其添加新功能，比如分解火力發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碳，或生產可用作燃料的氫，或者直接將糖類分解成丙烷燃料的細菌等，從而為低成本、高效率制造生物能源找到一條新出路。創造新生命旨在應對能源危機，解決全球變暖問題。他說，這是一項有益的科學，我們不要懼怕新生事物，要善于利用它。這會更新人們的價值觀念，我們正在創造一套新的價值體系，在這一層面上，你不可能指望每個人都高興。

　　盡管文特爾解釋說“人造生命”前景美妙，人們仍不能確信這項研究是否真是“有益的科學”。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化學系副教授陳竟明就在《明報》上指出，目前科學家已經可以通過改造細菌基因，改變其新陳代謝，以提取所需的物質。所以，是否一定要通過制造新生命來達到此目的值得懷疑。

　　也許不是這件事情本身不對，而是這個人不對。克雷格·文特爾以其“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形象聞名于世，他的聰明才華和功利激進一樣讓人印象深刻。

　　文特爾曾組建了私營研究機構———塞萊拉公司，以此與“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國際實驗室聯合體競爭，最終，公私兩家同時宣布成功繪制出人類基因組草圖，測序報告分別發表在英國《自然》和美國《科學》雜志上。他曾想將人類基因組圖譜申請成ZL，又曾想以收費方式為個人繪制基因圖，但終因成本難以降低而不了了之。此后，他心灰意冷地消沉了幾個月，2002年重出江湖，成立克雷格·文特爾科學基金會，開始了他創造新物種的探索。早在2006年，他就已將一套生命必備基因和“自由的能生長繁殖的生命有機體”在美國申請了ZL，目前還向其他100多個國家提出了ZL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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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石激起千層浪

　　疑問之一：“人造生命”意味著什么？

　　加拿大生物倫理學組織認為，合成生物學的種種進展比10年前克隆羊“多莉”的問世意義更重大，是人類自然科學史上的里程碑。而香港中大生化系客席教授曹宏威博士則認為，人造生命的出現對人類觀念上的沖擊更為巨大，尤其是對宗教造成了嚴峻挑戰：“倘若人可以完全制造生命的話，神便可說是毫無角色可言。”

　　英國《衛報》10月10日發表了英國劍橋大學生物化學系博士尼克·蓋依的文章，稱“最新生命形式”不過是“汽車配件的組裝”，并不能說是基因工程領域的重大飛越。

　　那么“人造生命”技術帶給我們什么益處呢？首先是應對能源危機和解決環境問題，這也是該研究的最初目的。其次，在基因診斷方面，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了自己生命的組成元素，從源頭封殺困惑我們人類的多種遺傳疾病；能夠定制細胞，替換自體受損和病壞器官；能夠造出高效精準的細胞生物，將藥物直接送達病灶；還將提高生命的本質，不僅人和人之間能進行完美的基因互換，還能合成更加高等的基因染色體實現人種的優化。未來的人類將和科幻電影里的人一樣能夠不斷再生，并保持一種思想狀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記憶克隆”。這樣人就有可能不死，而且思想也能一步步循環下去。

　　疑問之二：新物種會不會失控變成“魔鬼細菌”？

　　2002年和2004年好萊塢分別上演了《生化危機》第一和第二部，第三部也已于今年9月底搬上銀幕。人們擔心的是，隨著“造物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廣泛應用，管理疏漏或技術偏差會不會導致新物種失去控制，演繹現實版的《生化危機》？

　　文特爾本人承認，研究中涉及的技術，從理論上來說有可能用于制造新的致病細菌，甚至用于研制生物武器。對此，他說將慎重考慮該公布哪些研究細節，而且在實驗中也會采取特定措施，以確保新造出的細菌只能在實驗室“溫暖的培養液”中生存，不會成為“魔鬼細菌”。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分子生物學教授戴維·迪默也認為，人造生命失控的風險“極其微小”，人類制造的任何東西都不可能與那些在自然界進化了30億年的生物競爭。細菌吞噬所有東西，它們吃汽油，吃地底下的石油，吃綠色的碳氫化合物，吃所有的東西。它們還會把我們放在那里與它們競爭的所有東西吃掉。此外，科學家們還設計了另一層保護措施：所有人造生命都依賴于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化學物質，將這些關鍵性的化學物質一消除，人造生命就會死亡，當人造生命進入自然環境之后，情形更是如此。

　　然而生命非常復雜，它也可以進行自我修復、自我管理，而且能發生突變以適應環境。幾乎所有科學家的研究初衷都是好的，防御系統也是極其嚴密的。對于生命這樣的復雜系統其不可測性很可能超出人們的預料。對此，《衛報》10月22日的一篇評論員文章進行了深入思考，稱合成生物技術能再造自然，但危機重重。而諾丁漢大學臨床生理學家邁克爾·雷涅則對反對這項技術的人表示憤怒，稱激起人們對科學的恐懼，只會造成科學家匱乏。英國有大量的科盲，極度缺乏科學家，應當從小培養孩子們對科學的興趣，培養英國未來的克雷格·文特爾和杰伊·科斯林，而不是制造恐懼和無知的氣氛。

　　疑問之三：會不會出現生物行業的“微軟”帝國？

　　技術壟斷會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文特爾研究所去年10月份向美國ZL局提出擁有他實驗室造出來的小生物ZL的申請。今年5月底，美國ZL局公布了他的ZL證號：#20070122826。

　　文特爾搶灘“造物市場”的舉動引起了生物行業的擔憂，加拿大生物倫理學組織譴責這種行為是“企圖在社會上實施一項異常的新技術而不說明它的全部影響”。該組織研究人員吉姆·托馬斯說，這種壟斷行為施放了一個信號，合成工業和合成生命形式私有化這樣的高端商業競爭已經開始；文特爾公司正在變成合成生物界的“微軟”。在這些權利進一步發展之前，必須考慮它們對社會、道德及環境等方方面面的影響，并廣泛探討它們的社會需要程度和可接受程度。同時，該團體的38個組織聯合號召多個國家的ZL局從安全方面著想，抵制文特爾的ZL申請。

　　盡管目前文特爾的合成生殖支原體只能生存在特定的環境中，而其它的生物工程生命一旦逸出到自然環境中，又在ZL權的保護下，那將造成更大的危險。

　　疑問之四：道德標準如何定義？

　　關于生命的起源、生命的神圣性、生命的尊嚴等等問題，不同背景的人觀點各不相同，而人造生命將顛覆所有這一切。

　　從基因診斷方面考慮，當人們掌握了生命密碼之后，“隱私”這一概念將重新定義。目前的保險公司在接受投保時，要求申請人必須做體檢，未來是不是要求看到申請人的基因圖？而一旦有了基因圖，知道了“命中注定”的事情，保險行業還有沒有必要存在？公司老板在挑選雇員的時候，會不會存在“基因歧視”？為了得到更優秀的下一代，可能會有更多的墮胎事件，以篩選掉我們認為不夠好的嬰兒？按照不完善的道德標準，斯蒂芬·霍金這樣的天才很可能不會出生。

　　從基因治療方面考慮，如果創造“人造生命”是為了某個特殊使命。那么，這些低等生命可以任由我們役使么？它們是否也有生存的權利？我們可以對它們隨意地踐踏、掠奪、損“人”利己呢？就像對待動物或牲畜一樣，我們只是有力量，而不是有權利決定它們的生死。創造“人造生命”也可以是為了造出完美超凡的未來人類。那么，這些優秀人類會比普通人類更高等么？他們更加美麗、更加強大，比我們更加有力量，我們能否接受他們的統治？

　　道德標準應該是雙向的，還是雙重的？

　　疑問之五：倫理關系能否善處？

　　掌握了合成染色體技術，正如文特爾所說，人類已經從閱讀基因密碼轉向有能力編寫它。如此，我們很快會面對一個新的問題：優化人種。

　　我們會為將來的嬰兒編制智商、性格和相貌。一個人的孩子很可能不算是他的，因為他孩子的身上并沒有多少基因是從他那里遺傳的，很可能是從某個偉大人物的身上借取了更多。這么一來，究竟誰是孩子的父母？

　　如果能購買“良種胚胎”，那么父母的身份問題就變成了法律問題，而不是生物學問題了，“親子鑒定”技術也將失去存在的意義。

　　就像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未來的沖擊》中描述的那樣，人們可以想象這樣荒唐怪誕的事情：一對夫婦買了一個胚胎，把它放在試管里培育，然后以第一個胎兒的名義又買一個，似乎是在籌劃信托基金。在這種情況下，這對夫婦在第一個孩子未成年時就成了法律上的祖父母。我們需要一套全新的詞匯來描述親屬關系了。當然還可以更加荒唐地以“后到”胚胎的名義買“先來”胚胎，這樣，一個小孩子可能是一個大孩子法律上的父親或母親。

　　我們面臨的將是怎樣混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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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探索自然的本能

　　很多人譴責文特爾進行生命研究是出于個人利益，是為了聚集金錢，這話似乎不夠公正。文特爾說：“我從研究中已經得到了很多錢，我已經是億萬富翁。”他的豪華別墅高居在山腰之上，俯瞰著加勒比海，但這種好生活卻使他煩躁不安。

　　他被迫離開塞萊拉公司后，分到了大量金錢，生活安逸，然而情緒非常低落。一次，他曾在自己的游艇上對客人說：“我可能會自殺，即使不自殺，也要得病而死。”2002年4月，他把從公司拿到的1億多美元捐給了克雷格·文特爾科學基金會，該基金會從事非營利性研究。

　　人們對知識和智慧的渴望不啻于盲人渴望光明，正是對科學真理的追求推動了社會前進。從宣揚天體運行的布魯諾、研究血液循環的塞爾維特這些科學先烈，到克雷格·文特爾這樣的科學先鋒或科學“怪才”，根本就無法停下探索自然奧秘的腳步。

　　盡管存在著諸多爭議，文特爾似乎鐵了心，決定繼續帶領他的團隊和他的ZL繼續前進———他認為，這是他作為科學家的權利。然而，當他們把科學推到了社會容忍度的邊緣時，評論家們就會站出來批判他。

　　說它不道德也好，對它加以限制也好，顯然都是不合適的，畢竟“人造生命”是科學家長期以來追求的一個夢想。如今夢想成真，相信沒有多少人真的希望文特爾就此罷手。

　　因此，關鍵是管制上的合理、規范和透明，如果能做到這些，人們會從這項技術中獲益無窮；反之，貽害也同樣不可估量。

　　新聞鏈接：

　　文特爾研究院發布基因組合報告

　　為了使研究工作順利進行，J．克雷格·文特爾研究院的政策專家和麻省理工學院發布了一份名為《合成基因組學：政府選擇》的報告。這份報告經過20個月的研究、檢查和分析，概括分析了合成基因組學的技術狀況、政策干預和政策選擇的領域，為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員和商業公司設計了一套綜合性的選擇工具，有助于減輕研究帶來的潛在風險。

　　基因或基因組合成是使用化學要素來構建長段的DNA鏈。這賦予了科學家無與倫比的能力，許多積極的應用，包括醫藥和生物產品、綠色燃料，可以為人類帶來福利，但一些技術上的誤用和事故發生的可能同樣存在。由于無法保證合成基因組學僅用于有益途徑，我們必須構建一套政策干預體系，以降低技術帶來的風險。

　　政策干預主要涉及三方面管理對象：出售合成DNA（包括低核苷酸、基因或基因組）的公司，擁有DNA合成器具的實驗室主管，購買合成DNA的用戶和支持監督機構。每方面都設計了一系列選項，評價了其在降低生物風險方面的能力。

　　供給合成DNA的公司：要求商業化公司使用經批準的軟件，以屏蔽惡意指令；從商業化公司訂購合成DNA的用戶必須接受生物安全官（或相關責任部門）的合法性檢查；要求商業化公司使用經批準的屏蔽軟件，確保只有經驗證過的合法用戶才能使用；要求商業化公司保留顧客及訂單記錄。

　　 DNA合成器具及試劑監察管理機構：DNA合成器具所有者必須對其器械工具進行登記；擁有DNA合成器具的個人或機構必須有許可證；購買DNA合成器具、試劑或服務必須有許可證。

　　合法ZL用戶：將風險教育和最佳應用排入大學課程；每個合成生物實驗室須編制“生物研究安全性”手冊；建立最佳應用資料交換所；拓寬生物安全委員會調查實驗風險的職責范圍；拓寬IBC再調查職責，接受國家風險實驗評估咨詢機構的監督；拓寬IBC再調查職責，遵循生物安全性指導方針強化執行力度。

　　文特爾研究院的政策分析員說，設計思路旨在阻止技術被惡意使用，發揚有利的一面，加大政策限制的同時，不給研究人員、企業或政府增添額外負擔。每位政策制定者都可以按自己理念來選擇不同力度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