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員熱議成果轉化：轉化熱情難激發轉化鏈條難運轉

　　19年后，《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迎來大修。

　　國務院法制辦相關負責人曾表示，本次修法著重解決兩方面問題：科研組織實施與市場需求的結合還不夠緊密；科研機構和科技人員考核評價體系存在著重理論成果、輕成果運用的現象。

　　該法修正案草案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上經過初次審議，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如何讓科技成果轉化不再“欲迎還拒”“欲說還休”，再度成了兩會上科教界代表委員們的熱議話題。

　　難以轉化的科研成果

　　一個被普遍引用的數字是，根據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13》的統計數據，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

　　從科技投入看，砸的錢并不少。新世紀以來中國科研投入快速增加，2013年我國全社會研發投入達到1.2萬億元。不過，真正能“賺錢”的卻不多。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農科院農業資源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姚建民兩會期間指出，科技成果轉化也不能一概而論。一些基礎研究的理論性成果，其成果的表現形式就是論文，涉及成果轉化的，主要是技術類成果。

　　對這些技術類成果來說，如果它們無法用于實際生活，那就只能在科研院校的抽屜里睡大覺，時間久了，過時了，之前的投入也都打了水漂。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兩會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就談到，要消除科技創新中的“孤島”現象。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院長、上海科技大學黨委書記朱志遠解釋說，“孤島”上的科技生態呈一個自我循環的封閉體系。雖然在關鍵點有一些突破性的科技成果，但光靠島上的人輸送，還不足以承載。

　　全國人大代表、海南大學校長李建保代表的話也反映了這種“孤島現象”：“目前，科技人員的學術圈有一定的固化傾向。科研項目從建議、立項、研發到成果驗收，缺乏社會第三方的參與。社會對科技界的期待和評價，科技界自身關注不夠。科研人員做什么項目、這個項目對現實有何作用、成果能否轉化，缺乏社會評價，大都是科技界自己在評價。”

　　難以激起的轉化熱情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教授羅永章委員講了他的親身經歷。

　　2008年，他創建了抗腫瘤蛋白質藥物國家工程實驗室，該實驗室的任務就是開展轉化醫學研究。“這個任務非常艱巨，工作量巨大，需要一個團隊通力協作才可能實現。”即便是以轉化為目標，團隊里的科研人員也難以一門心思撲在轉化上——為了達到所在崗位考核和職稱評定的要求，必須發表足夠的學術論文，但是真正的核心技術不但不能發表文章，申請ZL有時都不行。所以，搞轉化的科研人員，為了適應現行的科研體系評價標準，不得不再額外攬活，跑項目，發文章。

　　羅永章感慨，重基礎、輕轉化的陳舊觀念還深藏于政府決策部門和科研機構等各個層面，直接導致了資源配置不合理和缺乏對轉化研究成果進行客觀考核評價的體系。“對于一個科研工作者來說，基礎研究成果、也就是高水平的學術論文永遠都是晉級、提職稱真正的著力點。年輕的學者要評獎、晉職稱，就必須一心撲在基礎研究上，因為轉化研究的成果在評價時通常不算數。”

　　如何讓轉化研究成果也算數？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修正案（草案）》中，對這一問題也有專門涉及。增補的第二十條和第二十一條就明確指出，要“建立有利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績效考核評價體系，將科技成果轉化情況作為對相關單位及人員評價、科研資金支持的重要內容和依據之一”，并“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特點的職稱評定、崗位管理、考核評價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激勵約束機制”。

　　這一點修正案注意到了。不過姚建民覺得，有些地方，草案改得還不夠“徹底”，比如科技成果轉化中最關鍵的權益分配問題。

　　草案中規定，對完成科技成果轉化作出貢獻的人給予不低于轉讓收入的20%作為“獎勵”，但這一比例和以前相比變化不大。“我認為，成果發明人或完成人依法享

　　有成果轉化權益和分配權，而不是單位給予的‘獎勵’，他們的權益分割比例應不低于60%，且第一發明人或第一完成人的權益分配比例應不少于發明人或完成人利益權益的60%。成果交易所得在個人、國家、單位之間的合理分割比例為6∶2∶2較合適。”姚建民關注科技成果轉化問題多年，他表示，科技成果的獎勵比例低，對科研人員的激勵和驅動就不夠。

　　難以順利運轉起來的轉化鏈條

　　全國政協委員、華中科技大學校長丁烈云把創新分為4個階段，基礎研究，完成論文—試驗開發，形成ZL—工程化，生產樣機—產業化，形成產品。頭兩個階段可在學校完成，但進入樣機制造和產業化階段時，大部分學校實力不足。

　　那么，沒有合適的企業來接棒創新的下一步，是因為科研院校太過“高冷”么？丁烈云指出，一些有需求、有實力、有技術的企業，往往不愿意只為成功的“可能性”買單。從論文、ZL到樣機、產業化生產的環節沒有打通，科技成果也就難以走進工廠。

　　科技成果轉化，可能成功，皆大歡喜；也可能失敗，之前的投入都竹籃打水。越是創新的成果，轉化的風險就越高。這個風險，誰來擔？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技術評估轉移與服務中心主任楊帆和丁烈云給出了相似的建議：要建立學校、風投和企業協同創新的機制，共擔成果轉化的風險，共享產品上市的收益，實現科技與經濟的對接。楊帆表示，這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建立風險共擔的立項評估機制,二是實施對商業模式等的分類評價過程管理,三是實行基于信用的項目管控機制。總之，風險共擔，要貫穿科研項目從起步到“孵化”的全過程，技術與應用貼合，技術與資本融合，技術與市場結合。

　　朱志遠也看到了轉化鏈條的脫節。他接受采訪時坦言，創新是要燒錢的。要把科研的“孤島”打通，就需要成系統的科技金融。“我們帶有國有屬性的風險投資，大多缺乏長遠的觀念和布局，缺少真正意義上的風險投資意識。往往年初投下去，年底就要見收益。”第一年投5個項目，第二年一看，呀，沒收益！賬上數字難看，負責人也就“壓力山大”。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卻少有人敢擔風險等到“冰凍三尺”的那天。至于民間投資，朱志遠覺得也有問題：“很多企業家很樂意投項目，可因為缺乏專業團隊和科技中介服務，影響其投資意愿。”

　　朱志遠希望，能有成熟的科技中介服務團隊，為科技成果走出孤島搭橋。“他懂得這個行當的價值在哪里，能夠發現技術缺陷，可以把不同領域的項目拉攏在一起，他的角色就是‘架橋’的人。而這個領域的人才是我們欠缺的。”

　　科技成果轉化，路漫漫其修遠兮。不過至少，修法的腳步已經踏響。《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正案（草案）》正在全國人大的官方網站上征求意見，這一過程將持續到4月1日。從網站上可以看到，截至發稿，該修正案“收獲”了130條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