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子學新秀，期刊實力派

創刊2年即被SCI收錄、影響因子5年內從3到6、備受院士團隊青睞、文章被引量頻頻出彩……

以上是Photonics Research（下稱《光子學研究》）創刊8年來的部分成績。不過，對辦刊者而言，影響因子和被引量絕不是唯一要追求的指標，最令他們有成就感的事，也遠不止于此。

“光子”1905年被發現，直到1927年才被正式命名。與傳統學科比，光子學更像個小孩。在《光子學研究》創刊主編、北京大學教授周治平看來，光子學年輕、有前途，創辦《光子學研究》的目的，就是為學科發展服務。

“很多已經卸任的編委，會覺得這是一本真正為用戶服務的刊。”期刊出版方、中國激光雜志社有限公司總經理楊蕾表示。

“不辜負讀者。”期刊現任主編、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教授楊蘭告訴《中國科學報》，這是期刊堅持的理念之一，除了保持文章品質、擴大影響力，《光子學研究》還有更多發展空間。

“培養氛圍”“真正為用戶服務”“不負讀者”……因為這些共同的愿景，一群真性情的人聚到了一起。

主編不掛虛名

光的本質為何物？人們對光子的研究越深入，這個疑問就越可能有答案。光子作為基本粒子，既可以是信息載體，也可以是能量載體。過去數十年，超快激光、光存儲、光通信等新成果不斷涌現，光子學領域發展迅速。此時更需有好期刊、好平臺介紹前沿動態，托起學科發展。

但十年前，國際上以光子學為重心的學術期刊屈指可數，國內的辦刊風氣也很保守——不同研究單位各自為營，一個單位一本刊，影響力很有限，學科間交流也不順暢。“當時在學術研究上，不同單位大多是各做各的，真正的學科交叉的部分，沒有人去管。”周治平回憶。

2011年，在上海的楊蕾找到已從美國全職回北大的周治平，希望在光子學領域辦一本新刊，打破僵局。

“我希望辦刊不要只面向一個所，而是面向全體人員，面向中國甚至世界。”周治平直言，一本獨立的純學術刊物需要編委會保持國際化，更需要主編全身心投入，不掛虛名。

中國激光雜志社隸屬于中科院上海光機所，按慣例，會由所長出任新刊主編或名譽主編，但所長身兼學術和行政事務，主編工作往往由執行主編或副主編代勞。為此，楊蕾和時任上海光機所所長李儒新見了一面。

“所長非常大度”，楊蕾回憶，李儒新得知他們要打造辦刊新模式，爽快地同意讓出主編一職。他表示，將給予辦刊充分的發展空間，鼓勵更廣泛的交流。

感受到一眾人馬的辦刊熱情，李儒新對楊蕾說：“行，那就聽你的。”

舊刊不出挑，為何還要辦新刊？

為了擴大《光子學研究》的影響力，楊蕾等人向美國光學學會（OSA）發起了合作辦刊的邀請。OSA成立于1916年，是光學領域的權威國際組織。面對邀請，OSA的CEO向楊蕾提了一個尖銳的問題：

“你們舊刊都沒辦好，為什么還要辦新刊？”

誠然，彼時中國激光雜志社剛剛起步。楊蕾明白，他們得“秀出自己的肌肉”。

2012年上海光博會上，中國激光雜志社與OSA合辦了一場論文寫作分享會，這場人氣爆棚的活動讓OSA對雜志社的組織力刮目相看，也更意識到本土化辦刊的重要性。此后，雙方達成意向，中國激光雜志社成為OSA在中國的唯一出版合作伙伴。

2012年，《光子學研究》開始組建編委會，周治平精心挑選并邀請了7位業內專家，一支“指哪打哪”的隊伍蓄勢待發。

《光子學研究》如今是Q1區期刊，影響因子6.099，但當時，《光子學研究》是一本還未獲得影響因子的新刊，前兩期文章主要靠邀約。周治平約稿時，要針對不同人的研究方向寫上幾十封邀請郵件，結果往往石沉大海。

“好文章都要靠找。”周治平明白，為此，他三番五次地找業內大牛、美國科學院及工程院院士大衛·米勒（David Miller）約稿。

米勒為周治平的誠意打動，他向《光子學研究》發來一篇關于通用線性光學組件的文章，研究中的新穎觀點對大規模矩陣設計很有幫助。不僅如此，米勒提出的優化方法頗有承上啟下的意味，傳統或新興光電元器件都能適用。

最終，這項研究成為《光子學研究》2013年的開篇之作，如今被引量已達127次。

不錯失、不破例

這些年來，《光子學研究》從中國科協的D類計劃起步，后又入選卓越行動計劃重點期刊項目。從雙月刊變成月刊、一年投稿量過千。但編委會“找文章”的傳統還在延續。

2019年夏天，一篇登上《光子學研究》封面的論文，就是楊蘭“找”來的。論文介紹了一種集成了光學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玻璃，無需耗電即可識別手寫數字。

文章發表前，通訊作者、威斯康星麥迪遜分校副教授喻宗夫曾小范圍地介紹這項工作。彼時楊蘭也在同一場報告會上，聽罷這項工作，楊蘭向喻宗夫建議：“這篇文章的創新點是把深度學習和光子學研究結合，你應該把稿子投到《光子學研究》來。”

文章發表后，國內外多家媒體紛紛報道轉載，喻宗夫所在的課題組也開始主動向《光子學研究》投稿。“優秀的工作成全好的期刊，作為平臺的我們用心宣傳好工作，這就是雙贏。”楊蘭總結。

其實，編委會早在創刊時就達成一致：期刊視野不僅僅要聚焦于光子，還應關注光電研究。不僅要關注技術的應用價值，還要鼓勵基礎前沿研究。

也正因此，接到楊蘭的邀請時，澳大利亞科學院院士尤里·基夫沙爾（Yuri Kivshar）欣然同意成為《光子學研究》編委。

基夫沙爾是非線性光物理的領軍人物，他表示這份邀請“非常吸引人”，因為與業內其他期刊相比，《光子學研究》的關注范圍更廣。

而且，基夫沙爾提到，與十幾年前相比，“中國科研的整體質量在飛速前進”，他希望借此機會了解更多來自中國的研究。

正因這種視野上的前瞻與敏銳，《光子學研究》與不少中國學者脫穎而出。

2019年2月，《科學》和《光子學研究》先后發表了兩個獨立課題組關于超對稱激光陣列的研究論文，可謂領域內的重磅成果。《科學》上的研究來自中佛羅里達大學，《光子學研究》上的一文則由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馮亮等人完成。

實際上，馮亮團隊的工作從投稿到上線僅用了不到10天。

“這項研究把基礎物理中的超對稱概念與光子學器件——微腔結合，是一項非常創新的成果。”北京大學物理學院教授、《光子學研究》編委肖云峰告訴《中國科學報》。“為了證明工作的獨立和原創性，搶第一很重要，這篇文章有足夠的理由值得我們加快，但絕不能破例”，楊蘭得知稿件投來后，迅速聯系了其他編委和審稿人，確保流程在合規前提下加速。

最終，馮亮等人的研究上線時，與前一篇研究的發表時間相差不過一周。

不沖著影響因子去

楊蘭曾注意到，美國科學院院士約翰·鮑爾（John Bowers）團隊從2015年至今曾6次在《光子學研究》刊文。“我們成功吸引了科學家”，在她看來，期刊口碑不單靠好文章，還要打響知名度。

楊蕾告訴《中國科學報》，每逢重大學術會議，期刊編輯部都會抓住機會“擺攤”，將同行一個個“拽過來介紹”。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員魏志義就是這樣被“拽著”認識了《光子學研究》，他在一次會議間隙翻了翻期刊，有了不錯的印象。之后數年，魏志義課題組與超快激光有關的研究，不少都發在了《光子學研究》上。

魏志義表示，超快激光是很有創新性的研究方向，而對于領域內有特色的期刊，即便影響因子不是最高，他也愿意投稿。“我想很多《光子學研究》的作者也不一定是沖著影響因子去的。”在魏志義看來，不同期刊各有側重點，他更看重期刊能否維持自身特色。

“影響因子是衡量期刊的一個參考指標，但不能做絕對的標準。”楊蘭曾和《光子學研究》副主編、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教授寧存政討論過一個現象：在光子學和材料學的交叉領域，一些所謂的成果僅僅來自于一個結構或參數的改變，但受材料學學科特性影響，更可能變成高被引文章。

“《光子學研究》的來稿量在逐年增加，我們不可能只要求文章的結果正確”，楊蘭坦言，辦期刊，高質量的標準一定要堅持住，“它必須是對這個領域重要的新結果，讀完文章要有收獲，能受啟發”。

“聲譽很重要，辦刊一定是服務這個領域，文章的發表一定要促進同行的交流。”肖云峰強調。

成長恰逢其時

周治平辦公室里的物件不多，但有個相框一直擺著。卸任主編時，OSA將《光子學研究》的封面和他的照片裝在相框里作為禮物，頗具意義。

在周治平眼中，《光子學研究》也很特別，這本期刊的目的之一，就是發現相關熱點、引領研究方向，“讓學術氛圍越來越高”,而在這種氛圍中，研究者的素質能得到鍛煉。

在肖云峰看來，氛圍正在形成，更多的中國學者愿意在中國期刊上發論文。“中國的光子學發展得越來越好，我們現在完全可以跟國際同行做很好的對話。”

肖云峰和楊蘭的共同研究方向是微腔。利用這直徑比一根發絲還小的光子學元器件，研究者不但能一探基礎物理概念的究竟，還能賦予其性能超絕的功用——這與《光子學研究》兼顧前沿與應用的定位不謀而合。

對楊蘭而言，不論是微腔這一研究方向，還是《光子學研究》這本期刊，它們都充滿希望。迄今為止，優質光學期刊的發文總量仍不能滿足當前好文章的需求，

因此，“多一個高品質的期刊，對整個領域來說都非常有意義”，她表示。

如今，《光子學研究》已經成為楊蘭生活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她還在高校任教、是3個孩子的母親。感覺累、壓力大時，楊蘭會唱一唱歌，將情緒調動起來再去工作。她很認同一個觀點：一個人做事不論勝算，“只要值得，我就盡力去做”。

“科學要有生命力，一定要吸引年輕力量進入新的領域”，楊蘭表示，待期刊口碑再上臺階，要更好地宣傳科學家的工作、吸引更多讀者以達教育目的。接下來，她還要和許多人一道努力，保持《光子學研究》的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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