凍卵技術是女性生育的“保險單”？

輔助生殖技術（ART）是20世紀發展起來、可以將自然狀態下性與生殖相分離的技術。其為許多不孕不育者和他們的家庭帶來了福音，能夠增進家庭幸福、改善生活質量，但同時也對科學、社會、倫理和醫療服務提出了挑戰。而卵母細胞凍存技術，俗稱凍卵技術，作為ART之一，對其的使用也引發了業內外的激烈討論。

翟曉梅（作者供圖）

對科學的挑戰：100%的“后悔藥”？

使用凍卵技術成功生育的概率取決于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凍卵時女性的年齡，二是貯存卵子的數量和質量。一般來說，發育的卵的數量和質量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30歲之前的女性在激素刺激后有15～20個卵子可以凍存，但30～40歲的女性可以提供的凍卵數量則比較低。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女性卵子還可能出現染色體異常。另外，從貯存卵子到成功妊娠，每個環節都有“丟失”卵子的風險。因此，盡管一些人將凍卵技術視作“后悔藥”，但實際上它做不到100%的成功。

比如，在被采集的卵子中，有些可能不適合冷凍，有些無法在冷凍和解凍過程中存活，有些可能不受精或不能發育成正常的胚胎；在被移植的胚胎中，基于機體自然篩選的特性，只有一些女性能夠受孕，還有一些女性在懷孕后自然流產。

另外，從卵母細胞提取到懷孕生產整個過程是有風險的，比如取卵手術可能引發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征，甚至危及母親的生命；接受體外受精（IVF）治療的女性隨著年齡的增長，孕前慢性疾病、產科風險和不良分娩的結局會增加。這一切都引發醫學界對醫療程序被引入分娩生理過程的擔憂。

“后悔藥”的說法還可能激起人們過高或虛假的期望。2012年，歐洲人類生殖與胚胎學會就建議為有興趣推遲生育的女性提供充分的信息，而不制造虛假的希望。

對社會的挑戰：生育力下降是疾病還是衰老的自然變化？

近年來，在育齡女性群體中出現了因職業生涯發展、缺少合適伴侶或不同性取向等原因而推遲生育的社會趨勢，為了避免女性在決定懷孕時可能受到與年齡相關的不孕癥的影響，“非醫學原因凍卵”技術也被用于健康的、事實上可生育的女性。

這引起一些爭論，比如健康女性因年齡相關的生育力下降究竟是疾病，還是自然的生理變化？事實上，我們很難將孕產婦年齡定義為一種疾病。醫務人員有義務尊重患者選擇ART的自主性，但是否有義務提供滿足個人愿望的所有醫學服務？

有一種論點認為，卵子凍存是建立卵子庫的契機，與精子庫匹配的卵子庫是男女平等的標志。當被凍存的卵子不被需要時還可實現卵子捐獻。

理想情況下，凍存的卵子應來自25歲左右的女性。研究卻表明，大多數女性是在生育力明顯下降后才選擇凍卵，平均年齡在36～38歲，這導致她們的卵子質量不佳，不適合捐獻。另外，女性取卵過程中可能遭遇的風險與男性捐精的過程完全不同，因此很少有女性愿意捐卵，除非是捐給朋友或家人，或商業化交換。

2013年，美國生殖醫學會和輔助生殖技術協會認為，由于缺乏數據支持卵子冷凍的安全性、有效性、倫理問題、情感風險和成本效益，不應為了避免年齡相關的生育力下降而推薦卵母細胞冷凍保存。與此同時，美國、加拿大等國強調了對成功概率咨詢的必要性。

對倫理的挑戰：醫患信托關系變成交易關系？

在我國，倡導非醫學原因凍卵的也包括企業和個人，有學者認為其倡導包含了企業的利益和個人愿望的訴求。

公立醫院開展非醫學原因凍卵的業務也受到了質疑，其認為凍卵醫療服務并不是以促進患者健康為目的，而是幫助消費者應對“母職懲罰”或因情感不穩導致的“不敢生”“不能生”的生育困境。此業務的開展讓患者變為消費者，醫務人員變為銷售者，醫患信托關系轉變為交易關系。醫務人員還可能由于使命沖突和利益沖突，使凍卵技術的使用者陷入更脆弱的境地。因此，人們擔憂，在日益以市場為導向的醫藥文化中，消費者、生物技術企業和醫療服務以復雜的方式相互作用，迫使ART應用中防止過度商業化的倫理學原則發生嚴重變形。

世界多國的研究已經表明，很多年輕人并不了解人類生育能力的自然限制。因此，醫生有責任告知年輕女性晚育可能存在的風險，以便讓她們更現實地規劃自己的生育選擇，也避免她們將非醫學原因凍卵作為一項商業化的生殖保險政策。與此同時，對女性生殖自主性的社會和倫理考量應關注到女性在實現其職業抱負和履行母親身份時可能面臨的壓力，應考慮到懷孕、分娩和撫養孩子不可能與女性的職業規劃相適應，這與母親的年齡無關，也沒有所謂的“理想時間”，因為育兒過程總是復雜的。

對醫療服務的挑戰：減輕還是加重生殖責任？

隨著生殖醫學的發展，就業市場的男女平等是否必須與其齊頭并進？凍卵技術是會緩解尋找伴侶的壓力，還是強化這樣一種錯覺，即不應該做出妥協，女性一定會等到自己的“白馬王子”？

醫學共同體的觀點認為，無論采取何種策略，從性別多樣性平等的理念和條件出發，醫學一個可實現的目標是確保男性和女性均能根據其生物多樣性最大限度地發揮各自的健康潛力。換句話說，實現性別平等的策略應考慮不同性別的不同的健康需求，而非通過醫學技術縮小這些性別上的生理差別。

2014年，Facebook和Apple公司提出向女性員工提供2萬美元的冷凍卵子福利，作為鼓勵人們做出更健康選擇的推動政策。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前瞻性的、積極的做法，能使女性員工擁有更多的靈活性和安全感，避免她們因卵巢儲備能力下降而產生壓力；但更多人懷疑女性是否能因此成為真正的受益者，因為這樣的激勵將創造一種隱性壓力，即為了表現出對工作的認真和奉獻精神，而參與冷凍卵子和推遲生育。這種政策似乎在鼓勵女性將事業置于家庭之上。

不少生殖醫學專家敏銳地認識到，比起生殖醫學技術如凍卵技術的使用，促進生育的活動更能避免或減少人類對生殖活動的責任的風險。該技術所提供的更多可能性其實是讓女性擁有了更多的道德責任，包括對生殖活動的責任。

生育自由權的賦予還是無效服務的推銷？

健康女性的卵母細胞冷凍與其他選擇性醫療干預如整容手術類似，通常并沒有治療效果。這引發了一種觀點，即社會是否有義務為“私人心血來潮的愿望”提供資金？醫務人員是否有義務提供滿足私人愿望的所有醫學服務？

相關學者認為，擴展的醫療服務看似賦予女性更多“生育選擇的自由權”，實際上，生育自由選擇權通常被認為是一種自由權，而不是受益權。在非醫學原因凍卵的背景下，自由權可能只意味著女性有自由冷凍保存卵母細胞的權利，而不能向社會索取經濟支持，為她們抵御未來可能出現的不孕。而且，所謂的自由選擇，可能是無效服務的推銷。特別是年齡超過35歲的女性卵子已經開始老化，打破自然生殖限制，將其生殖過程投入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這與為自然生殖所必需而產生的生殖細胞的本體意義相去甚遠。由此可見，這已經引發了貫穿醫療ART商品化的倫理問題。

即使在今天，我國面臨新出生人口不足、鼓勵生育的社會現實時，也并非怎么做都行。倫理學的老問題再一次詰問：凡是我們能夠做到的，是否我們都應該做？

卵母細胞凍存技術：有節制的審慎的醫學

ART的進步始終受到道德和社會的關注，需要出臺社會政策來規范、限定、調節和監測。公眾強烈希望政府機構和醫療機構建立完善的監督或他律機制，以評估該技術的使用狀況，包括風險受益的評估、生殖責任和代際責任的問題等。

在全球范圍內，一些國家還制定了輔助生殖法。在我國，輔助生殖和倫理學專家學者也呼吁，立法機構、專業團體、醫院倫理委員會、權威管理機構應制定有關輔助生殖實踐的指導準則，為與之相關的醫學、社會、心理和倫理問題提供解決方法，對由醫學技術延伸出的科學、倫理、法律和社會含義進行分析和評估。

同時，隨著ART的快速發展，醫學領域應對該技術實施動態、全面的評估，醫務人員也要加強自律，嚴格遵守規范制度。因為正如醫學目的再認識國際共識所指出，“向前看，卵母細胞凍存技術是有節制的審慎的醫學”。

（作者系北京協和醫學院群醫學及公共衛生學院教授、中國醫學科學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