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9年至今，我提交了有關環境污染治理問題的提案12項。”中山大學食品與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長劉昕是第十一屆和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他說，“我與環保提案結下了不解之緣，環保無疑是我關注的重中之重。”
農藥殘留、重金屬污染、抗生素污染物…… 這些關系食藥安全的重要問題，都曾是劉昕提案中的關鍵詞。近幾年，他又開始關注環境激素污染物——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
去年兩會上，劉昕就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對環境激素污染物高度重視，并提出建議。劉昕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他對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的關注始于2012年，當時沸沸揚揚的“塑化劑風波”促使他開始就該污染物進行調研。通過抽樣調查，他發現，在廣東珠三角農田耕地土壤、水和農產品中，鄰苯酸酯類塑化劑污染問題亦十分突出。
去年9月下旬，劉昕收到了工信部、環保部、衛計委、質檢總局和食藥總局對該提案的答復函件。函件中表示，對其提出的三項建議全部采納，完全贊同環境激素污染物應引起高度關注的建議。
提案得到重視，劉昕“感到很高興”。而這些重要問題和建設性建議的提出，源于他多次深入的走訪與調研。
他曾帶隊調研珠江三角洲抗生素抗性基因水污染治理情況和土壤重金屬污染情況；也曾向中央統戰部提交農田農藥殘留、土壤環境激素污染調查等多份調研報告；去年他組織開展了對水產品孔雀石綠污染調研、水產品非法添加甲醛作為防腐劑調研等課題，又到東北考察了解玉米產能過剩，提出將玉米轉化成可降解環保型塑化劑的建議。
之所以多年為環境保護與污染治理鼓與呼，是因為在劉昕看來，環境污染不僅事關食藥安全和人體健康，也成為了我國經濟不能承受之重。
“我國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同時也只用了大約三十年時間‘集聚’和‘爆發’了發達國家一百多年的環境問題。”他表示，發達國家關注的氣候保護、生物多樣性、化學品控制、傳統環境質量深化改善等問題，在我國基本還沒有進入實質性的治理階段，“現有的許多環境治理理念和機制體制都面臨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巨大壓力”。
事實上，我國目前在能源效率和環境管理領域仍主要依賴命令、控制手段，而并非采取預防和可持續方式，如何在新常態下扭轉這種被動局面？
劉昕認為，要解決這一治理難題，首先應該做好大范圍中長期的可持續發展規劃和系統的污染治理方案，用法律利劍開辟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治理綠色通道，大刀闊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工業化進程的轉型升級，將節能降耗、低碳經濟、環保產業、循環經濟培育成新的支柱產業和經濟增長點。
同時，他還呼吁強調環保機構垂直管理中的獨立性和執行力，健全“統一監管、分工負責”和“國家監察、地方監管、單位負責”的監管體系和監督機制。
“由于環境治理工作的決策和執行要受到司法、行政等部門的約束和制衡，在執行過程中很難避免相關利益集團為實現共同利益而干涉司法的現象。”他建議，要保證環境治理的獨立性，就應當強化環境保護部門在環境規制、法規制定、重大問題解決上的話語權和決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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