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中國論壇綜述：創新人才培養，箭在弦上，路在何方

　　日前，由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中國海洋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科學時報社共同主辦的首屆“創新中國論壇”成功落下帷幕。

　　作為論壇主席的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先生在耄耋之年仍然心系祖國，關注祖國的未來，令人敬佩。尤其，他在會上就創新之道發表的主旨演講很好地回答了“錢學森之問”，發人深省。《科學時報·大學周刊》特別邀請參會學者、大學校長和大學生從不同角度對李政道先生的主旨報告進行深入而全面的解讀，期望能為中國的創新人才培養求得幾劑良方。

　　●李政道所稱的“一對一”，說白了就是導師制。它的作用在于，通過學生與導師共同的學習、生活，習得良好的學習習慣、學術規范，以及明確自己的人生規劃。

　　●當前中國教育的根本問題不是教育方法問題，而是體制問題。

　　“一對一”：重視創新素質培養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對于這道有關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艱深命題，李政道也一直在思考。

　　通過梳理錢學森的成長歷程，李政道最后得出一個結論：培養創造科學和發明技術的人才，需要如錢學森先生和他求學時代的老師馮·卡門教授“一對一”的精英教育經歷。

　　“‘一對一’，也并不是一個老師只能教一個學生，可以教兩個、三個、四個。”李政道自己就是這種精英教育的受益者，他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期間，盡管費米教授當時非常繁忙，可是不管有多忙，每星期都要花上半天時間給李政道作“一對一”的教導。李政道強調：“一位教授可以輔導三四位學生，但必須抽出時間實現‘一對一’。”

　　“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先生的夫人李佩與李政道是多年的好朋友。她談了李政道非常重視青年學生的創新素質培養。

　　“李政道過去每年一般只招一個學生，最多招兩個。因為他認為，培養一個博士生，不是一兩年的事，也許需要四年、五年、六年才能培養出一名博士生，而且還要‘一對一’地和他們討論，這樣已經覺得忙不過來了。”李佩希望大學教授都能夠像李政道所說的那樣，“通過‘一對一’的精英教育來培養人才”。

　　李佩回憶，1979～1989年，在李政道的創議和幫助下，中美聯合招考赴美國留學物理研究生項目(CUSPEA)實行了10年，共有900多名中國年輕學子出國深造。“至今，每年暑假中科院研究生院都會舉辦一場‘李政道講座’，送去美國學習的物理博士生中有成就的人都回到北京，把他們所學的、比較前沿的學術問題介紹到國內來”。

　　此外，李政道還和家人拿出全部積蓄設立了“秦惠莙—李政道基金”，專門用于資助優秀大學生利用假期和課余時間到科研院所觀摩見習，開闊眼界。目前,海峽兩岸受到這個基金資助的年輕學子已超過千人。

　　何為“一對一”精英教育

　　李政道關于“一對一”精英教育的闡述受到學界關注的同時，也讓國內不少開展“一對一”教育的家教機構備受鼓舞，有的機構甚至打算將李先生的話作為招生宣傳。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提出：“李政道所稱的‘一對一’精英教育，和這些家教機構的‘一對一’教育，不是一回事。”

　　熊丙奇說，目前那些“一對一”教育的“個性”，大致體現為：教育機構的老師，先分析學生現在的學習狀況，查找各科的薄弱環節，然后制訂“個性”輔導方案，其意圖是提高這些科目的考試成績。

　　“以提高學生中考、高考科目成績為目的的‘一對一’教育，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個性教育，而不過是為了把學生培養為一個模式的‘人才’，即考場上的高分者。”熊丙奇說，“李政道所稱的‘一對一’，說白了就是導師制。它的作用在于，通過學生與導師共同的學習、生活，習得良好的學習習慣、學術規范，以及明確自己的人生規劃。”

　　我國大學現在也普遍采取導師制，但主要針對研究生，本科生并無導師。由于師資力量有限，加上教師的科研任務很重，就是有導師的碩士和博士，也很難有“一對一”的機會。調查顯示，有的導師同時帶的碩士和博士超過100人，更不用說本科生下課之后，就見不到老師的身影了。

　　“建立真正的導師制，包括在本科生教育中，也探索配備導師，這應該是提高大學教育質量的一條必由之路。”熊丙奇說。

　　熊丙奇還認為，要開展真正的個性教育，激勵學生善于探究、創新，必須改革升學考試單一的評價體系，讓學生的個性、特長發揮有廣闊的空間，讓學生們對自己未來的發展有充分的選擇權，包括選擇教育、選擇學校、選擇教師，當每個個體受到尊重，才有個性教育的可能。沒有這樣的教育環境，連“導師制”也會異化為“偽導師制”，形式上的“一對一”教育，也就會被誤解為“個性教育”。

　　“倘若這樣的‘個性教育’成就為主流，中國孩子的學業負擔將更為沉重，個性將被學科成績扼殺，更別指望創新人才的出現。”熊丙奇感慨道。

　　質疑精神：創新的前提

　　費米曾說：“任何物理疑問，都應該經過自己的獨立思考，找出路徑，克服困難，尋求答案。”費米的教導使李政道終生受益。

　　在李政道看來，芝加哥大學留給他最珍貴的回憶就是費米教授的發問。

　　李政道說：“費米特別注重培養博士生獨立思考的精神，會花很多時間來提高學生的科研興趣。這種教育影響了我一生，面對所有問題，我都想費米老師會怎樣做。這才是真正的教授學生。”

　　回顧自己的求學之路，李政道給青年學生的建議是：“要創新，需學問，只學答，非學問，問愈透，創更新。”

　　對于這一點，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大四學生何文娟深有感觸：“對待提問的態度直接關系到我們質疑精神的有無。”

　　何文娟在南寧實習時，曾對高一重點班的54名學生做過一個質疑精神的問卷調查。其中一個問題是，你怎么看待當場質疑老師觀點的同學?結果是，78%的學生認為這是能夠獨立思考的表現，但是仍有10%的學生認為這樣做不尊重別人，6%的學生認為這些人喜歡挑刺。

　　還有一個問題是：什么導致了這些質疑的同學不受歡迎?80%的學生認為會影響正常教學，20%的學生認為質疑了也沒用。而關于能否“在課堂上發表自認為比較獨到的看法”的問題，只有21%的學生能自信地表達，而38%的學生懷疑自己的看法不成熟，25%的學生害怕被同學嘲笑。

　　“雖然對一個班級的調查并不能代表整個城市或者全國的普遍情況，”何文娟說，“但是想想我們身邊的例子就不難發現，在中國的課堂上提出質疑或補充意見似乎已經成為不正常的行為了。更重要的是，當我們對提問人投以異樣的眼光時，我們自己質疑的權利同樣也被抹殺了。”

　　常聽到中國的家長對孩子說：“等你長大之后就會知道的。”也常聽老師對學生說：“以后我會解釋這個問題的，現在還沒有時間討論。”似乎在課堂上，不提問、不發言成了最安全的方式。

　　國外也是這樣嗎?最近，哈佛大學公開課的視頻在網上被熱捧，每集的點擊率都超過4位數。 1000多名學生坐在羅馬劇場式的大教室里聽老師講課，幾乎老師的每一個提問都有一大片學生舉手。教授在第一節課上就對學生說：“這門課是一次冒險，因為它所帶給我們的不是更多的新信息，而是教會我們另一種思考問題的方法。”教授用這種蘇格拉底式的教學方法，不斷地提問、應答、反駁、再追問，使學生不得不陷入思維的沖突，在滿腹疑問中尋求出路。

　　“只有從對常識的麻木中脫離出來，才能獲得新的質疑點、新的思考點以及新的發現點。”何文娟說。

　　何文娟還深刻地感覺到，在大學里，教授的學術態度、學術能力對學生的影響是巨大的。“提出質疑的學生有無，取決于老師創新精神的有無。老師是學生的榜樣，要以身作則”。

　　藝術：為創新插上飛翔的翅膀

　　很多大科學家都認為科學與藝術有著不解之緣，李政道也不例外。他一直有一個基本思想，即科學與藝術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它們共同的基礎是人類的創造力，它們追求的目標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李政道日前接受《科學時報》專訪時，又一次闡述了他對藝術與科學的獨到見解。什么是美?李政道的回答是：“自然本身就是美。自然現象有很多很多可能性，最自然地發生的事情是所有可能性的一個極值點，這個極值點是自然力要追求的，也是最完美的。”

　　李政道認為，種種自然現象的發生是有一定規律的。人的思想可以依照定量性的規律跟自然現象結合，而且這個定量性的關系是可以永遠重復的。“這個規律就是科學。我們能夠用一種函數的極值點把這個規律表達出來，這便是科學的力量”。

　　李政道關于科學與藝術關系的認識引起了不少大學校長的關注。中國海洋大學校長吳德星提出：“應該努力將寬厚的科學基礎和文化修養與高深的專業知識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創新知識體系。”

　　吳德星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琴棋書畫”是士大夫教育的重要內容。經過這樣一種“雅文化”的熏陶，使得士大夫們對傳統文化的精髓不僅有了切身的體會和領悟，更使得他們在整體上形成了有別于其他社會階層的特有氣質，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和主要載體。相近的興趣愛好和統一的價值取向，使得士大夫階層相對穩定，由他們為中堅力量構成的中國傳統文化才有了長達千年的平穩發展。

　　與此同時，吳德星指出，幾千年的中華文明未能孕育出系統龐大的科技文明，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所謂“奇技淫巧”的輕視和不注重邏輯思維訓練的傾向有重要的關系。因此，“只有把近代科學精神有機地融入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華文明才能重放光芒”。

　　如何培育學生的人文藝術底蘊?這是吳德星任校長以來一直都在思考的問題。他表示，要注重在教學活動中培養學生的藝術修養，開設人文、歷史、哲學、藝術等通識課;聘請國內外著名學者專家來校開壇授課，豐富和提升學校的人文素質教育;充分利用學生團體活動、各類講座、音樂會和科技創新訓練等第二課堂形式，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興趣和鑒賞力，引導學生對“原問題”的深思，對已有結論的質疑和批判，鼓勵他們在閱讀和思考經典中，在欣賞和創作詩歌或者音樂中，不斷提高道德判斷力，培養想象力，開拓創造力，增強邏輯思維和批判性思維的能力。此外，還要努力破除應試的思維習慣，勇于挑戰權威，敢于自由地探索、自信地表達、自主地實踐。

　　西南聯大的啟示：多元化培養

　　談及自己的創新思維，李政道坦言，與早年的教育經歷密不可分。

　　1945年抗戰期間，李政道轉入西南聯大學習，師從吳大猷和葉企孫。那時候環境很惡劣，教學條件很差，但依然培養了很多杰出的科學技術創新人才。李政道認為：“這與當時的西南聯大精神是分不開的。”

　　西南聯大的精神被歸為“愛國、科學和民主”。現在很多大學也在提倡這三條，為什么再也沒有西南聯大的輝煌呢?

　　帶著這個問題，中國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多次閱讀了《聯大八年》一書。書中馮友蘭先生的一段話令他印象深刻：“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聯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秦伯益認為，西南聯大的成功在于它的學術自由和兼容并包，它不在乎千百人唯唯諾諾地說一樣的話，而是珍惜有識之士能夠振振有詞地發表自己的獨到見解。

　　“聯大的成功不能單看那八年，而是聯大繼承了八年前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幾十年堅持的校風和傳統，八年以后聯大學子還繼續潛心學術，結出了碩果，這才是中華文明的傳承，這才是真正的大學精神!”秦伯益說。

　　談到學術自由，秦伯益認為，大學教育與基礎教育不同，教材應該由教師和學生自主選擇，不必全國統一;高考是必須的，但是統考是不合適的。“統一高考引發的應試教育，正在扼殺青年人的個性和智慧，而缺乏個性和智慧的人不會有大的創造性”。

　　秦伯益說：“社會的人才需求是多元的，教師和學生的特長原本也是多元的。充分發揮他們的特長，造就大批有特長和個性的人才，滿足社會的多元需要是現代教育的使命。”

　　體制問題：阻礙創新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章啟群坦言：“李政道先生關于創新人才培養的意見非常重要，也很容易理解。但是，要達到李先生所說的那種人才培養模式，我認為比登天還難。”

　　因為，在章啟群看來，中國目前人才培養的問題，不只是大學的問題。“國內雖然沒有世界一流大學，但近年來很多中國學生都進入哈佛、劍橋、牛津等世界名校學習，也沒有成為杰出人才。即使按照有關部門的計劃，若干年后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我們可能還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所有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的中國人，不僅沒有在1949年以后的中國大陸上大學的，也沒有上過中學和小學的。這個現象還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熊丙奇也表示，現在學生發表的論文特別多，尤其是碩士和博士，每個簡歷都列了一大堆發表的論文。“但是其中有多少是垃圾論文?這些垃圾論文是以‘創新’的名義推進的。現在有很多的創新泡沫，但卻缺乏創新人才。這是很嚴峻的問題”。

　　章啟群認為，當前中國教育的根本問題不是教育方法問題，而是體制問題。這個教育體制的根本特征就是“計劃教育”，是計劃經濟模式下的最后一個堡壘。

　　“可以說，我們全部的國立學校，從小學(甚至幼兒園)、中學到大學，實質上都是政府的部門。學校的運作模式、管理方法，也是行政的模式和方法。即使有些了解教育規律的人們要有所作為，也被這個模式束縛、擠壓，以至于夭折。”章啟群表示，這個體制不改革，任何個人都沒有回天之力。然而，要改革這個體制，也不是教育部門的問題，而是國家整個大政方針的問題。

　　章啟群直言：“在現有的體制下，教育行政部門所有的改革，實際上都沒有多少效果。事實情況恰恰是，現行的‘改革’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讓教育行政部門的權力越來越大。教育行政部門的一個普通官員，甚至都掌控了全國大學的‘要穴’。教育行政部門掌管的巨大項目經費作為教育管理的手段，不僅沒有獲得應有的科研成果作為回報，更糟糕的是在道德和學術兩方面腐蝕和摧毀了一些人才。因此，體制不變，教育行政部門的某些‘政績’越突出，對于教育發展和人才培養的效果可能正好相反。”

　　章啟群還特別強調了兩點：第一，今后絕不可能從國外引進像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尖端的人才必須要依靠我們自己培養;第二，教育會影響人的一生，對于社會則影響到道德倫理、社會風氣甚至犯罪等多種領域，教育是社會生活的上游，上游污染了，下游的問題不可避免，也是防不勝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