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人才成長的張弛之道

青蒿素的化學結構

王澍的代表作之一“錢江時代”

王澍

屠呦呦

　　2012年2月名不見經傳的王澍獲得國際建筑頂級大獎，引起廣泛關注。聯想起2011年9月獲得國際醫學頂級大獎的屠呦呦，他們均是新中國自己培養的大學生，在獲獎前都默默無聞。在舉國呼喚創新人才的時候，兩人獲獎不僅提振了中國本土創新信心，而且也引發了對創新人才成長道路的深入思考。

　　屠呦呦所獲得的拉斯克獎，主要用于表彰在醫學研究領域作出突出貢獻的人士，被看作是諾貝爾獎的風向標。屠呦呦因此被稱為我國“離諾貝爾獎最近的女人”。王澍所獲得的普利茲克獎，代表著西方主流藝術評判標準，是國際建筑界公認的至高無上的獎項，被稱為建筑界的諾貝爾獎。

　　先說屠呦呦的成才之路。1967年5月23日，為找到新型抗瘧藥物，在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親自指示下，當時的國家科委、國防科工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化工部和中國科學院6個部門聯合啟動“523項目”，超過500名科研人員參與協力攻關。1969年，當時還是中醫研究院初級研究員的屠呦呦被任命為“523項目”研究組組長。她率領科研團隊查閱了大量的古代醫學書籍和民間藥方，遍訪南方老中醫，收集了2000多個類似藥方，最終于1972年成功提取了高效抗瘧成分青蒿素。也正因如此，屠呦呦表示：“榮譽也不是我個人的，還有我的團隊，還有全國的同志們。”

　　再說王澍。1988年，王澍碩士畢業后到浙江美術學院工作。1989年完成第一件建筑作品海寧青少年宮。1990年到1998年，他隱居在杭州西湖附近鄉村，與工匠們一起工作，收集了幾十萬片磚瓦材料，看了很多與建筑無關的書籍。1999年后，王澍才開始在建筑設計界嶄露頭角，設計精品不斷問世，2012年被直接提名并榮獲普利茲克獎。當得知自己獲獎后，王澍說：“我突然意識到在過去的10多年間做了如此多的事情，看來真誠的工作和足夠久的堅持一定會有某種結果。”

　　通過回顧屠呦呦、王澍榮獲國際大獎過程，可以發現兩者不同的成長軌跡。前者是全國范圍內的聯合攻關，后者是個人率性發展。這是兩種不同的創新模式，第一種模式可以稱為聯合創新，第二種模式屬于個人創新。聯合創新是我國的優勢，個人創新則是短板。建設創新型國家，一方面要發揚優勢，集中各方資源，加大聯合創新力度，出更大更好創新成果。另一方面要改變觀念、改革制度，為創新型人才脫穎而出營造更加有利的環境。

　　1949年以來，中國所獲得的重大科技成就，比如兩彈一星、神舟飛船、天宮號、蛟龍號、銀河巨型計算機等基本上源自第一種創新模式，就是聯合創新甚至是舉國創新模式。這種模式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國情，也適應當今科技創新的特點。對這種模式應該予以進一步總結，力爭在其他領域也取得新的更大進展。

　　其實，創新的核心是保護知識產權，鼓勵批判性思維。中國傳統文化講共性多，講個人和個性少，鼓勵順從、聽話，不鼓勵獨立見解；鼓勵中庸、隨大流，不鼓勵競爭冒尖，這些都嚴重束縛了中國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但是，換一個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對個人創新的不利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或許有利于聯合創新。隨著科技創新的深入發展，個人單打獨斗時代已經過去，集體聯合攻關和多學科協作研究，成為現代科技創新的特點。科技工作要實現可持續地創新發展，不僅需要杰出的拔尖人才，而且還需要由拔尖人才主導的優秀人才群體。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特征或本質特征是群體本位，人們愿意在集體中生活，愿意共同工作，這正好符合當今科技創新的趨勢和特點。

　　對我國而言，經驗證明聯合創新是有效的創新模式，應該予以發揚光大。可以從國家、行業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出發，制訂總體規劃，集中現有資源和力量開展協同攻關和聯合創新。除了大家所熟悉的航空航天項目、深潛項目、大飛機項目等國家層面組織開展的聯合科技攻關創新以外，現在各省市地區也在各自區域范圍內組織實施聯合創新活動，并取得了相應成果。以揚州邗江區為例，邗江于2010年聯手中科院沈陽自動化所、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濟南鑄鍛所共同建立揚州數控機床研究院，開展聯合創新，實現了國產數控裝備產業戰略性升級。目前，邗江數控機床產業規模在150億元左右，鍛壓機床占據全國市場份額30%左右，已成為全國數控機床主要基地。

　　屠呦呦在獲得拉斯克獎前，不是兩院院士，沒有博士學位，沒有留過學，沒有在國外頂級雜志上發表過研究論文，沒有獲得過任何大獎，甚至不會用英文交流。王澍也屬于土生土長的中國建筑師，從未在國外創作任何作品、求學過程也完全在中國完成。在普利茲克建筑獎之前，王澍在國內也沒有獲過任何大獎。由此可見，創新型人才培養涉及很多方面和環節，其中尊重人才個性，開展人才分類培養，加大人才投入，改革人才評價制度，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對當前創新型人才培養具有現實意義。

　　中國并不缺乏優秀的科學研究人才，而是缺乏真正有所創見和追求的科學家，特別是對科學有著濃厚興趣，同時又能夠心懷天下有所擔當和有所作為的人才。王澍從大學時期就是個性張揚、不守規矩的人，經常做一些在別人看來有點古怪的事情。當大家都在課堂里拼命學習的時候，他按照沈從文《湘行散記》的路線出去旅行3個月。在畢業后將近10年時間里，他基本沒有做過建筑設計工作，主要靠老婆工資過日子。當同行紛紛到歐美鍍金時，他沉浸于親手和工人一起建房子的日子。他喜歡傳統文化，擅長書法和山水畫創作。他“不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

　　科學研究有自身規律，人之成才也有自身規律。如果背離事物發展規律，高舉量化考核的指揮棒，引領人才為發論文爭項目而焦心勞思；如果只見物不見人，舍不得投入，缺乏有力保障，引領人才為謀稻梁思居所而狗茍蠅營；如果拋棄了學術基本準則，潛規則流行，引領人才劃圈子走關系，將很難想象能夠出重大創新成果。

　　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在要求天才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只要全社會形成熱愛科學、崇尚科學的良好氛圍，科學研究有了賴以生長的土壤，就一定能夠回歸到追求真理的道路。到那時，科學界的浮躁就能夠真正徹底消除，科學大師的誕生也就再也無需翹首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