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這五年

王曉東(右三)在指導學生做實驗

　　在國內科研領域，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是一個獨特也是孤獨的存在。它的“誕生”有點兒石破天驚的意味，它被賦予的意義和承受的壓力也同樣具有先行者的分量。

　　不像一般的研究院所有所謂的行政級別和編制，它更多的是像學人治所的形式，以及科學研究上的極大自由尺度。它給予科學家體面和有尊嚴的生活，科學家們也回報以更有價值的智慧和眷戀。

　　它的崛起和發展的故事，值得我們關注。

　　5年前，2005年12月9日這一天，由科技部會同中編辦、發改委、教育部、衛生部、中國科學院、中國醫學科學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七部門和北京市政府共同組建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北生所)，在中關村生命科學園正式掛牌成立。這個研究所的被重視程度可謂前所未有。

　　重視之后就是重擔：作為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一塊試驗田，北生所擔負的歷史使命，不僅要進行原創性基礎研究、培養優秀科研人才、建設世界一流的研究所，更要探索出一種與國際接軌而又符合中國發展的科研運作機制。

　　5年過去，這塊試驗田長出了什么，“收成”如何?

　　“世界上沒有任何其它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在國際科研領域占據如此重要的席位”

　　北生所，坐落在北京西北郊區中關村生命科學園內的一座磚紅色建筑樓里。北生所實力如何？2008年12月，由1名諾貝爾獎得主、6名美國科學院院士、2名英國皇家學會院士和1名法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0位頂尖科學家組成的國際科學指導委員會，對北生所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實地考察后得出了結論。

　　所有成員一致認為，研究所是開展科學研究的一個絕好成功嘗試。世界上沒有任何其它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在國際科研領域占據如此重要的席位。研究所的成功，是對研究所初建階段財政撥款的超值回報……

　　這并非溢美之詞。短短5年，北生所已在《科學》、《自然》、《細胞》雜志上發表16篇高水平論文。這在國內同等規模的生命科學類研究機構中，還找不到第二家。

　　學術成就不僅表現在論文數量上，更表現在學術影響力上。2010年4月，柴繼杰博士在《自然》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被《自然—中國》選為研究亮點。當年6月，張宏博士在《細胞》上發表的文章，被《研究科學家1000》評論為“這篇文章具有里程碑意義……”

　　5年來，北生所建立的科學實驗室，已由成立之初的12個增加到24個，涉及癌癥細胞凋亡、病原細菌、干細胞、乙肝病毒等等，幾乎涵蓋了當今國際生命科學研究領域的所有熱點。吸引海外高級科學家30名，平均年齡不到40歲。

　　美國科學院院士、2008年美國醫學最高獎Lasker獎得主Victor Ambros博士對張宏博士的評價是：他有著驚人的天賦、創造力和工作效率。我認為經過短短5年的獨立研究，他已經成為所在領域的學術帶頭人。

　　邵峰博士被美國科學院院士、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的科研副所長評價為：無論以哪種標準，邵峰都是一顆學術明星。他發表的科研文章，在其科研領域內極少有人與之媲美……

　　5年來，北生所高度重視青年人才的培養，以全新的招生、培養模式，與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聯合培養博士、博士后100 多名，許多人已在科學研究上嶄露頭角。

　　“所里每年邀請12位海外同行來作學術報告，但實際來作報告的超過百名。”美國科學院院士、北生所所長王曉東博士告訴記者。

　　研究所里沒有一個“官兒”，感覺不到行政力量的存在

　　公立科研機構甚至包括國企下屬的研究院所，都有一大堆“官兒”：廳局級的所長、副所長，處、科級的辦公室主任、人事處長、科研處長……

　　“我是什么級別？”聽到這個問題，王曉東笑了，“我這個所長是‘假’的，沒有任何行政級別。不光我，在北生所沒有一個有級別的‘官兒’。”

　　北生所的所長、實驗室主任，都只是學術頭兒，不是什么官兒。唯一的一名行政副所長，也“名不副實”。

　　“我其實應該叫‘后勤副所長’，大到實驗室和服務中心建設、設備采購、后勤保障，小到科研人員的孩子上學，都由我負責。”該所的行政副所長、科研出身的智剛博士說，所里人事、財務、研究生部、設備、后勤等8個行政部門，總共加起來不到20人。“在北生所，所有工作都是以科研為中心，無論地位還是收入，科研人員排在第一位。行政服務人員的績效，都由科研人員打分。”

　　“行政人員靠他們優質高效的服務贏得了尊重。在北生所，科研人員能享受到高效的行政服務，卻感覺不到行政力量的存在”。智剛博士說。

　　沒有行政領導，北生所如何運轉？

　　“我們的管理、運行機制是完全與國際接軌的。”王曉東告訴記者，在管理方式上，北生所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理事會由科技部等部門和北京市的主要負責人組成，主要職責是聘任科學指導委員會和所長；由理事會聘任國內外著名科學家組成的科學指導委員會，是北生所的學術咨詢機構，其主要任務是對所長進行聘任前的學術評估，提出推薦意見；對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做出評估，并提出建議。每屆理事會和科學指導委員會的任期，均為3年。

　　“我這個所長最主要的工作是招人，從海外科學家中招聘實驗室主任；至于實驗室搞什么課題、錢怎么個花法，我一概不管。”王曉東說，“在北生所你看不到行政主導的影子，一切‘唯學術是瞻’。我覺得北生所最重要的特點就在這里：讓研究所回歸科學研究本身，一切以原創的科學發現為最高追求，而不是其他異化的東西。”

　　不用為科研經費跑關系，科研人員過上體面生活

　　“2005年我決定要回國的時候，許多朋友說：你是不是瘋了？”38歲的邵峰博士在美留學7年，取得密歇根大學博士學位后在哈佛大學醫學院做博士后，回國前已在《細胞》和《科學》上各發表1篇論文。如果他再繼續干一兩年，會在美國頂級高校找到教職。

　　“回來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這里可以全身心做科研。”邵峰說，“其實回國之前也很猶豫，因為我在國內時也知道，為了得到足夠的經費支持，實驗室主任不僅要年年寫報告申請項目，還要跑各種各樣的關系，請人吃飯什么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時間都耗在這上面了。當時王曉東告訴我：‘你回來不用為申請經費發愁，所里每年給你200萬元的經費支持。5年后通過國際同行的評估，每年還會增加100萬元，你可以安心做你的研究。’”

　　如今，邵峰的實驗室已在權威雜志上獨立刊發10篇研究論文，4年就通過了國際同行的評估。

　　在北生所，所有的實驗室主任都像邵峰這樣，每年有穩定的經費支持。王曉東說，北生所的經費來源主要有兩大塊：科技部每年撥發7000萬元的科研經費；行政經費由北京市科委負責，去年從3000萬元增加到5000萬。

　　“對于一個擁有24個實驗室、9個科研輔助中心的研究所來說，這樣的經費支持其實是不算多的。”王曉東說，最近幾年國家的科技投入每年以超過20％的速度增加，許多國立研究所和大學院系的經費比他們多。

　　“一年200萬元的科研經費，實事求是說不夠。”2007年回國的李文輝博士告訴記者，“我的實驗室有17個人，包括12名碩士、博士。第一年感覺經費還夠，但隨著實驗的開展，就感覺不夠用了。”

　　200萬元，除了買儀器、買試劑，還要給實驗室的其他人員發工資。李文輝說，實驗室主任每月都會收到財務部發的經費明細單，每一筆錢干什么，都寫得清清楚楚。

　　科研經費之所以能做到專款專用，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北生所采用標準較高的年薪制：助理研究員、副研、正研每年的年薪，分別是30萬、40萬和50萬；研究生是每月2500元。“當時定的所長年薪是100萬，但因為我和另一位共同所長、耶魯大學植物分子生物學家鄧興旺博士前幾年都是半時制，所以都沒拿這個錢。”2010年10月1日，王曉東辭去在美國的工作，帶家人全職回國。

　　每年數十萬元的年薪，是不是太高？王曉東認為“這就是個理念的問題”，一流的研究所得有一流的人才，一流的人才就得有一流的待遇。現在人才都是全世界范圍內流動，如果年薪定得過低，就招不來、留不住一流的人才。“我們的‘一流待遇’，既考慮了與國際接軌，也考慮了中國國情。”他說，北生所骨干科研人員每年的年薪，當時是按照美國同等職位最低標準的75％定的。“在美國一個博士后每年的年薪大約是三四萬美元，此外還有一兩萬美元的社會福利，我們這都在年薪里了。”

　　“要讓科研人員過有體面、有尊嚴的生活，拿‘陽光工資’。”王曉東說，如果科研人員拿的錢不能保障衣食住行，就會在科研經費上打主意。“這不僅有損科學家的尊嚴，也會使他們無法全心全意搞科研。”

　　“回過頭來看，我們的路子是走對了。”王曉東說，隨著國家“千人計劃”的實施，現在全國各地競相招聘海外一流人才，給的待遇更高。

　　課題由實驗室主任自己定，但同行評議不過關就得走人

　　雖然北生所的各個實驗室已經基本滿員，但海外一流大學、研究機構的申請加盟者還大有人在。他們所看重的，除了這里有一流的工作條件、生活待遇，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科研人員擁有絕對的研究自主權。

　　“在北生所，每個實驗室的課題都由主任決定，我這個所長無權過問。”王曉東說，我們只劃定“研究生命的本質機理”這一重點，但不具體設置題目。

　　基礎研究尤其是科研前沿，做的是引領而不是跟蹤的事，具體走哪條路都不清楚，更不用說5年以后的突破點了。“因此我們這里是自由探索，既不搞科研計劃，也不預設具體的考核指標。”王曉東說。

　　但另一方面，北生所實行嚴格的國際同行評估，過不了關的一律走人。

　　到第五年的時候，王曉東會把實驗室的研究進展，包括發表的論文、未來的研究計劃等，以匿名的方式交給國際同行，問他們三個問題：

　　第一，依據過去5年的工作，實驗室主任在你們的研究所、大學能不能得到提升？第二，這個人5年的研究成果，有沒有對你們的科研產生影響？第三，他5年所做的工作和今后打算要做的事情，能不能成為該領域中的領軍人物？

　　“國際同行評估的時間是兩個月到半年，評估結果會直接反饋給我。”王曉東說，對實驗室的第一次評估，前兩個問題必須通過。第二次評估，三個都要通過。

　　“我們已有7個實驗室完成國際同行評估，一個沒有通過考評，就自動離職了。”他說。

　　“這樣做是有點殘忍，但我覺得沒有什么問題。如果換了我自己，也會接受這個結果。”王曉東說，科學是人類智力的競賽，這和體育競賽是一樣殘酷的，必須尊重規則，優勝劣汰。“北生所不是養人的地方，不能講私人感情。”

　　做科研“走火入魔”，發了高水平文章不借機求利

　　“雖然研究所遠離繁華鬧市，周圍也沒有娛樂的地方，但我很喜歡這里。這是一個充滿朝氣和活力的地方，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很單純。”北生所的碩士研究生嚴歡說，“辛苦是辛苦，但是只要感興趣就不覺得辛苦了。”

　　“辛苦而不覺苦”，是北生所科研人員的感受。李文輝說，“所里的實驗室主任都是一周工作六天半，每天早上8點來，晚上8點以后走。我有時候回了家，腦子里還經常走神，不由自主地去想實驗中碰到的問題。愛人經常批評我，你做研究都走火入魔了。”

　　北生所的不同之處，還在于科研人員的價值取向。在國內，當院士幾乎成為許多科研人員心照不宣的共同追求，如果在《科學》、《自然》等雜志上發過一兩篇論文，許多人就會考慮參評院士。“我們這邊至少有8個實驗室主任在《科學》、《自然》和《細胞》雜志上發表過論文，但是沒有聽到任何人說‘我要評院士’。”王曉東說，誰發了一篇高水平的文章，大家就是口頭祝賀一下，更沒有發獎金之類的事情。

　　“他們追求在科研上的原始發現，看這個發現對推動該領域的研究有無積極影響。”王曉東說。

　　讓王曉東感到欣慰的，是北生所沒有辜負各方期望。當年提議成立北生所的，是新加坡分子及細胞生物研究院的六位華人科學家。在2010年1月15日中組部組織的“千人計劃”報告會上，王曉東介紹了北生所5年來的發展情況。提議成立北生所的六位科學家之一——入選“千人計劃”的彭金榮教授當時站起來對他說，“謝謝你們，幫我們實現了當年的夢想！”

　　下一個5年，北生所將在進一步做好基礎研究和人才培養的同時，開展成果轉化，實現科研的社會價值。“這項任務更難，所用的時間也更長。從此前的研究成果中，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好的苗頭。”王曉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