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余立婭一個月大的女兒被診斷出肺炎。醫生給開了三代頭孢。身為一名工作在重慶的藥劑師,余力婭了解三代頭孢及其副作用(惡心和腹瀉)。雖然不情愿,但是由于害怕病情惡化,她還是讓孩子服用了這個抗生素。
“醫生說他們不確定孩子的肺炎是不是由于細菌感染引起的,”她回憶說。而一個星期以后,孩子的細菌報告出來了。這個27歲的媽媽不知道該高興還是該生氣。因為在她女兒的痰里沒有檢測到任何細菌感染。“我女兒根本就不必使用抗生素的,”她抱怨道。
抗生素在中國醫院的使用率平均在70%左右,這個數字是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抗生素使用率的兩倍多。抗生素在中國已經濫用成癮。健康專家指出,抗生素的過度使用不但增加了產生了諸如上個月在國內檢測到的NDM-1超級細菌的風險,而且導致更多的新生嬰兒對藥物產生耐藥性。
在余立婭工作的重慶西南醫院,兒科醫生們已經接收過多名“耐藥寶寶”。
“我上醫科大學的時候,教科書上說引起肺炎的肺炎鏈球菌對青霉素敏感,”兒科醫生汪洋說。“但是這種細菌早就已經對青霉素耐藥了。現在我們不得不給孩子開更高級的抗生素。”
重慶大坪醫院的兒科主任醫師史源指出,如果母親在懷孕期間濫用抗生素,一旦發生宮內感染,孩子生下來就會具有耐藥性。他就遇到過好幾例這樣的新生兒。年幼的孩子就已經對抗生素產生耐藥性的情況已經在全國蔓延。本來很容易醫治的小病,如今都變得麻煩起來。
“我知道美國的兒科醫生一般都會避免給兒童使用抗生素。那是因為人家的環境本來就干凈,”中日友好醫院兒科的主任醫治周忠蜀說。“我們給孩子用抗生素,甚至是高級的抗生素,也是不得已啊。因為我們的環境里已經存在耐藥細菌了。”
專家稱目前中國的抗生素耐藥狀況已經相當嚴重,很多致病細菌都能夠成功對付抗菌類藥物。
甘曉協是重慶腫瘤醫院檢驗科的一名研究員,已經從事臨床檢驗工作25年。她所在的科室專門負責對病人的痰和血液等樣本作藥物敏感試驗。她說,導致皮膚感染的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對青霉素敏感已經是15年前的事了,“如今我們要聯合使用利福平和萬古酶素這樣最高級的抗生素才能管用”。
藥理學專家,廣州暨南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湯泰秦教授說:“曾經有效降低了肺炎死亡率的大環內酯類抗生素,30年前是很多醫院的一線用藥,但是現在這個藥的效果已經比較差了。”
中國醫院對抗生素的使用是如何“上癮”的呢?這個問題,病人要負一部分責任。多家醫院的醫生告訴中國日報,來自患者的“快速治愈”的要求給他們的工作造成很大壓力。
“如今到醫院就醫的病人越來越沒有耐心了,”廣東肇慶市端州區紅十字會醫院的門診醫生吳帥說。“好多人一進來就直接跟你要抗生素,還要輸液。他們希望在最短時間內看到療效。”他說在這樣的壓力下,很多醫生就容易去迎合病人的心理,開出不必要的抗生素。
肇慶市離香港只有兩小時車程。吳帥說由于習慣了生病用抗生素,還要輸液,好多在香港上班的大陸人都跑回大陸這邊的醫院看病。因為抗生素在香港的醫療系統是受嚴格控制的,很難買到,一般的診所也不能提供輸液治療。
一味貪圖方便快捷的治療態度終究是會帶來惡果。劉建民就是個例子。這個來自黑龍江蘿北縣的58歲農民說他被診斷出肺癌之前,從來沒有進過醫院。“每次我生病了就是去藥店隨便買點兒藥,反正售貨員建議我買什么抗生素我就買,”劉建民說。如今在北京就診的他,正在等待手術。但是由于藥敏試驗顯示他對多種抗生素耐藥,醫生把他的手術推遲了。但是完全責怪不懂醫的患者未免不公平,對于抗生素濫用問題,醫生應該擔負更多的責任。
“多一個治療手段,科室就多一份收入,自然醫生也就多點獎金了,”重慶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醫生萬銳杰指出某些醫生濫開抗生素的原因。但是錢還不是唯一的問題,大量的醫生還普遍欠缺抗生素使用的相關知識。“在中國,只要你是個醫生就能開抗生素,”暨南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湯泰秦教授說。“但是很多醫生都不知道改如何準確地使用抗生素,而且也不注重學習。”如今國內唯一官方的抗生素使用指南是2004年衛生部頒布的《抗菌藥物臨床應用指導原則》。但是湯教授指出這個指導原則過于粗略。“國家需要制定一個更加細致的指導,開抗生素的權利也要嚴格分級,”他說。
從農民劉建民的例子可以看到,抗生素在國內的藥店和私人診所可以隨意買到。雖然國家規定如果沒有醫生的處方,禁止銷售抗生素。然而大多數的藥店對這個規定都置若罔聞。
在抗生素的使用上,國內的醫院與一些國際醫院有著巨大的差別。以北京和睦家醫院為例,這家主要服務與在京外國人的中美合資醫院多年來一直把抗生素的使用率控制在12%到15%之間。
“一般的感冒我們是不會給病人開抗生素的,”華裔美國醫生Andy Wang說。他在來中國從醫之前,在美國西雅圖已經做了五年的醫生。“只有我們發現病人有白細胞升高的情況時,才會使用抗生素。”
細菌耐藥性的上升很早以前就已經引起了衛生部的重視。衛生部在2005年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總后衛生部聯合建立了“細菌耐藥監測網”,目前全國已經有170多家三級甲等醫院都加入了這個監測網。上個月出現的3例NDM-1超級細菌就是通過這個監測網發現的。
一些醫院也采取措施,主動控制醫療人員的抗生素使用。“每個月我們醫院都要開展500例抽樣檢查,”中日友好醫院感染疾病科主任醫師徐潛說。“一旦發現有不合理用藥的情況,那么這個醫生的獎金就會受到影響。”這項措施的開展使醫院的抗生素使用率從70%左右降到了50%和60%之間。她補充道:“我們醫院正在組建一個可以檢測藥物使用,特別是抗生素使用的電腦網絡。”
為了減少廣東省小醫院和鄉村診所抗生素濫用的情況,廣東省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下屬的藥理協會正在組織用藥的培訓,提供平臺讓大醫院有經驗的醫生指導地方以及社區醫院的醫生。
但是光靠醫院自我監督以及社會組織的力量還遠不足以解決問題。“首先,政府必須制定相關的法律,”浙江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肖永紅醫生指出目前我國在抗生素使用方面存在立法漏洞。“其次,醫院必須阻止制藥商對醫生用藥的影響。”
作為傳染病診治國家重點實驗室的教授,肖永紅表示在藥品使用方面,目前國內的醫生有著過多的選擇,尤其是名目眾多的抗生素。而在這樣的情況下,醫藥代表的宣傳就有可能在藥品選擇上對醫生造成影響。“我不明白為什么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要給同一種藥批上百個生產許可,”肖教授說。
中國在大約60年前開始自主生產抗生素。抗生素的品種在90年代之前都很少。那時國內醫院的用藥大量依靠進口。如今,據去年“中國抗生素60年高峰論壇”的數據顯示,中國目前是世界頭號抗生素生產國,能產出181個抗生素原料藥品種。在中國每年生產的14.7萬噸抗生素里,83%都在國內市場消耗。
令人感嘆的是,曾經幫助我們戰勝細菌的抗生素如今卻讓細菌變得更加強大。“很難想象如果細菌對抗生素的耐藥性無限增強會怎樣,”中日友好醫院的徐潛醫生說。“那將如同回到了發明抗生素之前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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