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規劃特色

　　綜述

　　“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工作據悉已經開啟，中國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楊偉民近日透露了“十二五”規劃的5條思路，其中，結構調整為首要目標，社會建設則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富民任務

　　須明確提出“富民”任務

　　作為統領未來5年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總體規劃，我認為，“十二五”規劃應明確提出“富民”的目標和任務。

　　中國每個五年計劃或規劃都有一個相對明確的主題。所謂主題，也就是未來5年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當然，問題最后能否解決或解決的程度如何，取決于諸多因素，但在編制規劃的時候，總有個相對集中的主題。具體到“十二五”規劃，之所以應將“富民”作為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而提出來，是基于以下幾點考慮。

　　首先，“十二五”規劃是新中國60年后的一次再出發。中國剛剛隆重慶祝了60歲生日，進入下一個甲子，應該有一個新的發展思路。

　　其次，“十二五”規劃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實行的第一個五年規劃，而此次金融危機無論對世界還是對中國，都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題。

　　第三，經過30年的改革發展，目前中國人均GDP首次達到3200美元，按照國際標準，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以上便開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這一時期的發展思路肯定與過去不同。

　　上述三點決定了“十二五”規劃與此前的十一個規劃有著本質的差別。這個差別就是，過去的十一個規劃追求“國強”，“十二五”規劃則追求“民富”。這當然不是說，建國60年來特別是改革30年來百姓的生活沒有提高，而是指相對于GDP的增長，作為整體的民眾的富裕程度沒有GDP增長快。何況，按照聯合國的貧困標準，中國至少還有一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下。

　　另外，從近幾年的情況看，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都跟貧富差距和民眾的普遍不富裕有著直接的關系。如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的問題、消費和內需不足的問題，乃至一些群體性事件，都有著貧富分化的影子。貧富分化甚至直接影響到中國社會的穩定。

　　所以，“十二五”規劃政策的著力點應該轉到把提高居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富裕人民群眾作為全新思路和戰略，圍繞著如何“富民”問題，制定行動路線圖。而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今天的經濟實力也已經為解決“富民”問題提供了物質基礎。

　　民乃國之本。對于“民富與國強”的關系，是先有民富而后才有國強，而不是相反。事實上，多少國家興衰的歷史也告訴人們，民富雖然不必然等于國強，但民不富，國家必然不強；即使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強，也只能是外強中干。只有建立在普遍民富基礎上的強大，才是根本性的強大。因此，中國政府需要更新觀念，在政策上，把“富民”作為一個明確的目標和任務。這就有必要在編制“十二五”規劃時，制定一個長期的提高福利的戰略規劃，這個戰略規劃的目的，是為建立一個有競爭力和公平正義的福利國家打下基礎。 結構失衡根源在于政府主導經濟

　　“富民”雖然是一個經濟問題，但經濟問題的解決離不開政治。事實上，改革以來貧富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本身就有政治因素在內。為什么經濟高速增長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卻得不到同步提升?癥結就在于蛋糕的分配不合理。也就是說，經濟發展成果的最大收益者不是普通群眾，而是政府及其與公權力有關聯的利益群體，以及資本利益集團和壟斷國企的經理層與員工等。而政府之所以能夠抽走國民收入的大頭，并隨心所欲地支配財富而不受監督，資本之所以能夠壓制眾多的勞動力，原因又在于政府的權力過大。

　　中國傳統上本就是一個大政府國家。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普通民眾，心中都存在一個大政府觀念。所以，要在政府權力過大的情形下改變收入分配不合理狀況，須將之作為一個政治問題來看待，否則，僅僅視之為一個經濟問題，解決起來很難。

　　另一方面，盡管“富民”問題在未來5年乃至更長一段時間內非常重要，但畢竟不是事物的全部，不能代替其他問題的解決。正如本文開頭所說，在官方看來，“十二五”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和區域結構等諸種結構構成的結構難題。結構問題在中國來說不是一個新問題，但“十二五”規劃還是把它列為必須優先解決的頭等大事，這說明，結構問題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造成的危害不能再延續下去。

　　現在的情況是，雖然高層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要解決起來相當困難，否則，它也不會積累到今天這個程度。中國經濟結構的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的不當干預造成的。眾所周知，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是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該增長方式的特點是，以追求GDP為主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主要任務，以重化工業項目和熱衷批租土地為主要途徑，以行政推動和行政干預為主要手段。

　　在這樣一種增長方式下，經濟越是高速發展，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獲利就越大。原因很簡單，政府掌握著切蛋糕的刀，他當然會把最大的一塊留給自己。而利益一旦累積，要改變起來就非常難。這也是調整結構和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喊了多少年卻一直進展不大的根源。不但如此，當遇到外部的危機時，就像本次金融危機一樣，為了保增長，還會進一步強化結構失衡和政府對經濟增長方式的主導。

　　政府變革

　　以外部力量促進政府變革

　　所以，要轉變增長方式，推進各種結構調整，關鍵在于變革政府的治理方式。政府若不放棄對經濟增長方式的主導權，不將自身對經濟運行的干預建立在市場基礎上，要轉變發展方式只能是一句空話。

　　但在政府成為市場最大獲利群體的情況下，要政府放棄自身利益，主動改革，談何容易?這個時候，就需要靠非政府的外部力量去促使政府變革。外部的力量可以通過立法等手段對行政權力進行修正性、補充性的約束和重新界定，或者以嚴格的程序防止行政權力的過度使用，或者通過加強社會對行政權力的監督，從而迫使政府做到：

　　(一)轉變和縮減政府的行政職能，限制行政權力；

　　(二)規范行政行為，控制行政權；

　　(三)加強社會自治，將一部分行政權轉化為社會的權力，使公民參與到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以此建立起政府的公共治理結構。

　　應該說，在目前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博弈成為基本現實的背景下，依靠包括經濟主體的市場力量在內的廣泛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促進政府變革，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已越來越大。總之，要減少政府對經濟的不當干預，須使政府形成一個穩定和完善的權力運作機制和框架。當政府用一種比較規范的方式來行使公權力時，經濟主體自會在市場的作用下，自然完成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型，而無須政府勞神費力。就此而言，“十二五”規劃的目標和任務能否如期完成，取決于政府變革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