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專家探討全球碳循環過程及二氧化碳減排機制

　　近期，全球大氣監測網多個監測站數據顯示，地球大氣的二氧化碳日均濃度值已突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IPCC）制定的400ppm（百萬分之一）閾值，溫室氣體排放警鐘再次敲響。

　　6月7日，第九屆國際二氧化碳大會在京落幕，來自世界各國的400多位氣候與生態及環境領域專家參加了此次會議，共同探討全球碳循環過程及二氧化碳減排機制。

　　自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以來，大氣二氧化碳濃度持續攀升。然而，目前讓科學家最憂慮的，還不是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已突破400ppm大關，而是二氧化碳積累未有絲毫減速跡象。

　　“化石燃料燃燒、土地利用、生物圈釋放等都是大氣二氧化碳的來源，而前兩者是主要來源。”德國馬普協會生物地理化學促進會研究員里克斯汀·馬庫斯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

　　泥炭地開發是人類土地利用影響二氧化碳排放的一個例子。泥炭地是古代濕地植物遺體被埋在地下，經數千萬年的堆積緩慢分解而逐漸形成的有機質含量較高的土壤。我國北方地區泥炭地分布較多，如北大荒就是典型的泥炭地。

　　“歷史上，泥炭地都是碳匯地點。它們吸收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并把二氧化碳保存在地下。自然界泥炭地分解比較慢，而人類開荒導致地下水位降低，引起二氧化碳釋放加快。”美國利哈伊大學教授喻自成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

　　喻自成表示，在熱帶雨林，如印度尼西亞泥炭地，二氧化碳釋放尤其嚴重；而俄羅斯2010年導致1.5萬人死亡的大熱浪也與西伯利亞大片泥炭地開發、導致二氧化碳釋放過多不無關系。

　　“目前，人類活動每年要向大氣排放200多億噸二氧化碳，其中一半被海洋和陸地植被吸收，而海洋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達到40%左右。”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環境科學院博士喬恩斯指出，二氧化碳過高會導致海水酸化，嚴重影響海洋生物。

　　喬恩斯認為，到21世紀中期，全球氣溫將升高至少2攝氏度，海水酸度與工業化前的水平相比將增加超過60%，減排勢在必行。

　　與喬恩斯在同一大學工作的Corinne Le Quéré則告訴記者，坎昆和哥本哈根已經見證了氣候談判的失敗，2015年將迎來《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接下來的3年各國如何通過談判達成統一的減排辦法，對控制排放和全球氣候變化至關重要。

　　由于人口基數大，中國的碳排放問題是歐洲專家關注的焦點。對此中科院廣州地球化學所研究員沈承德表示：“歐美國家200多年的工業發展，排放了大量的溫室氣體，當然不能讓發展中國家來買單。在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已承諾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這一目標遠高于歐盟提出的最高減排30%、美國宣布的減排17%的目標。”

　　此次會議副主席、中科院大氣物理所研究員謝正輝說：“通過科技創新提高單位能源資源利用效率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必需的，不過依然任重道遠。”

　　“如果沒有自己的二氧化碳監測系統與數據以及在科學上對碳循環過程的理解和積累，在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上就沒有發言權。”謝正輝表示。

　　衛星觀測是實時監測監控全球二氧化碳濃度的有效手段。目前，日本在2009年1月23日發射的GOSAT衛星仍是唯一一顆用于測量二氧化碳和甲烷兩種主要溫室氣體濃度的在軌衛星。

　　2009年2月，在第一顆碳監測衛星OCO-1發射失敗后，美國表示，耗資7000萬美元的OCO-2將于2014年發射。

　　中科院上海微系統與信息技術研究員尹增山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我國監測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地專項衛星TAN-SAT目前正在緊鑼密鼓的研制中，預計在2015年年中發射。”與日本相比，我國碳衛星空間分辨率更高，采樣點數更多，區域分得更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