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終專稿丨2024我們一起留下的足跡

靜水流深時，身處“水面”下的個體往往才是時代的風向標，也是時代的預言者。2024年，我國高等教育度過了深刻調整的一年，高等教育領域的每位老師、每名學生都成為最忠實的記錄者，也是高等教育過去與未來的“結合點”。

正因如此，在即將過去的一年，《中國科學報》將關注高等教育的視線更多聚焦微觀尺度，報道老師和同學中值得關注的探索與選擇，與他們一起拓展高等教育的深度與廣度，并產生了良好、熱烈的社會反響。時值年終歲末，那些“新聞主角”過得如何？對于自己曾經的故事和未來的打算，他們又有著怎樣的反思與暢想？

趙鼎新 這一年，我過得“心安理得”

■本報記者 陳彬

對于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原系主任趙鼎新來說，即將過去的2024年無疑是記憶深刻的。

今年3月，他辭任浙江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的事件曾引發廣泛關注。但熱潮終有退去之時，彼時，他的妻子正在德國柏林高等研究院做訪問學者，離開公眾關注中心的趙鼎新選擇作為“家屬”前往德國。

“有半年時間，我基本待在德國，其間完成了幾篇文章和一部書稿，也作了幾場報告，那段時間過得很平靜。”趙鼎新說。

這樣的生活并沒有持續到年底。

盡管已離開浙大社會學系，但趙鼎新仍是浙大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回國后的他仍需面對研究院的很多工作，有些工作甚至并不局限于研究院范疇。

回顧即將過去的2024年，他向《中國科學報》直言，這一年他過得“心安理得”。

“應該說，不止這一年。從決定回國從教至今，我的想法都沒有變過——為我們國家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盡一份力。”他說，“如果我不這樣做，會覺得遺憾；但如果努力夠了，即便沒有成功，我也心安理得。”

不管結果如何，至少這段時間的觀察與經歷，讓趙鼎新對于目前國內高等教育有了一份新的認識和思考。

“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也不管是大學還是教師個體，其發展都要經歷很多挫折與試錯。從這個角度來說，高校內部出現某些判斷、程序和決策失誤再正常不過。”趙鼎新說，關鍵是當意識到問題所在時，是不作為，甚至遮遮掩掩，還是積極尋找對策，及時止損。

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職時，有件事讓趙鼎新印象深刻。

某年，他所在的研究中心要給博士生分配獎學金，由于各種原因，四份獎學金全分給了文科類學生，社科類學生無一人拿到。意識到問題的趙鼎新馬上提出問題，要求糾正錯誤。此后，中心的一位老主任前來與他討論解決方案。雙方開始時各執一詞、唇槍舌劍，但當該教授意識到趙鼎新并非想推翻今年的決定，而是希望有一個更完善和公正的決策機制后，馬上和盤托出了他的評審程序修改方案。“問題就在一次討論中得到了解決。”趙鼎新說。

“獎學金已通知到了學生，重評會帶來很多問題。此時糾結問題本身會帶來很大麻煩。”趙鼎新說，這位老教授顯然也知道評審有問題，否則他不會馬上提出新方案。但他顯然不知道我的底線在哪兒，因此就有了開始時的爭論，但當他察覺到我所尋求的并不是讓中心“丟丑”，而是一個補救和止損的方法時，情況馬上發生了變化。

“承擔責任和尋求妥協，這是很簡單的思路。然而，我們在遇到具體事情時，往往首先想到的卻是如何規避錯誤和推卸責任。”趙鼎新說。

2024年對于趙鼎新來說并不尋常，對于他所在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也是如此，頻頻傳出的國內外名校撤銷人文社科類課程的消息，給很多人留下了“人文社科式微”的印象。

對此，趙鼎新并不贊同。

“部分國外名校之所以裁撤人文社科類課程，并非緣于其課程本身，而是有很多客觀原因；至于國內，人文社科的發展潛力應該說更大。”他解釋說，目前國內理工類學科處于大發展階段。但事實上，自然學科的創新發展往往都源自社會思想和人文社科類學科的發展。我們在一些領域缺乏原創的很重要原因，就在于人文社科方面缺乏能產生廣泛影響的創新思想。

“人文社科學者不能只盯著可以帶來短期‘效益’的‘短平快’項目，而是要真正思考我們的社會發展究竟需要解答什么樣的人文社科問題，并在此基礎上發展自己的學術，才能真正有所建樹。”趙鼎新說。

相關報道：《學術評價最大標準是“心中那桿秤”》（2024年4月9日《中國科學報》第4版）

樊建平 我堅信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本報記者 陳彬 通訊員 王之康

2024年，正式“去籌”的深圳理工大學迎來了首屆本科生，學生質量也進入了廣東高校第一方陣。這讓作為校長的樊建平深感欣慰。

在成為校長之前，樊建平一直在做科學研究以及科研管理工作，腦子里想的都是如何爭取和完成科研項目。而如今，他的腦子里裝的卻是自己的學生，尤其是本科生。

“當前，全球高等教育正步入第四類大學的轉型期。這類大學的核心是從傳統的科研、教育與成果轉化，轉向使命驅動、問題導向、多主體協同創新為一體的新型高等教育范式，著重于創造社會價值并助推區域經濟發展。”樊建平說，他們希望把深圳理工建設成為第四類大學，“因此和市場及產業結合得非常緊密，同時與科研機構進行密切合作，在本科教育上進行了一些創新”。

比如，該校實行“學院+研究院+書院”三院一體的協同育人模式，學院開展以學科知識為核心的教育教學，研究院通過科研平臺為實踐教學提供支持，書院則關注學生的綜合素質養成；本科生從大一開始，每個星期只上4天課，周五全部去實驗室進行科研實踐等。

一名叫肖逸朗的學生讓樊建平印象深刻。

“他告訴我，通過科研實踐，不僅親眼看到了師兄、師姐在研究什么、怎么研究，還能親自上手，提前感受研究過程。”樊建平說，一次在合成生物自動化小組進行科研實踐時，肖逸朗沒能把目標基因導入大腸桿菌，導致實驗前功盡棄，但這次失敗讓他明白，在科研中，實驗失敗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從中吸取教訓，一步步走向成功。

再比如，該校也為本科生匹配了很多大師資源，還邀請諾貝爾獎得主、圖靈獎得主等學術大師與本科生面對面。一名學生在和諾獎得主斯特凡·黑爾交流后說，自己“離諾獎又近了一步”，這句話令樊建平記憶猶新。

“創造力=知識×（好奇心+想象力），我們最想培養的是同學們的創造力。”樊建平告訴《中國科學報》，深圳理工作為新型研究型大學，將面向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需要，以交叉學科來培養優秀科學家、卓越工程師和創新企業家等拔尖創新人才。

他說，我國已建成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學，公眾對其接受程度很高。將來，類似學校或許會更多，只是每一所的側重點應有所不同，彼此間互相借鑒，為更多高校的建設發展提供參考。

“在此過程中，我們將穩扎穩打，先讓2025年全國招生工作得到更多省份認可，再建立科研的框架和基礎，共同支撐一流學科發展。此外，我們還將繼續面向全球招聘人才，尤其是青年才俊。”樊建平說，經過一年左右的實踐，希望他們的教育體系能夠成型，并在服務理念和服務效率上更進一步，打造“服務鐵軍”。

“給深圳理工點時間，我堅信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樊建平說。

相關報道：《一所“無理無工”的理工大學該怎樣建》（2024年6月11日《中國科學報》第4版）

陳治華 迎來首屆新生，我變“年輕”了

■本報記者 溫才妃

今年9月，云南農業大學開設的全球首個咖啡科學與工程專業迎來了首批100名新生。

這個學期恰逢咖啡采收季，該校熱帶作物學院教授陳治華等帶著學生到農場開展咖啡專業認知學習。其間，所有人都很興奮。“我們在農場比賽采摘咖啡鮮果，同學們都參加了，主辦方還當場宣布了大賽名次。”陳治華回憶道。

首屆學生的高考成績比陳治華預想的高。不少學生的成績高過二本線七八十分，甚至有學生達到了一本線。一名河北考生就是如此，他對咖啡充滿了興趣，并最終憑著興趣選擇了這個專業。“00后”學子的選擇讓身處偏遠城市普洱的陳治華很感動。

在他們身上，陳治華看到了年輕人的活力，以及專業發展的活力。

“現在大家‘玩’咖啡的內容更豐富，從前我們幾個老師埋頭科研，現在有了年輕學子加入，創造力更多了。”陳治華告訴《中國科學報》，精品咖啡如何控制風味、無水加工如何保證咖啡品質……有的方法教師很難想到。有了一群熱愛咖啡的年輕人參與其中，推進速度很快，成效也不錯。

陳治華和其他老師有時也會暢想，“00后”學生的外語好，學業上肯下功夫，“希望部分學生將來能走學術道路，考研、讀博，出國留學，把咖啡科研做到頂峰”。

課后，年輕學子的思維活躍。他們在校內開咖啡館，最近又有新咖啡館開業，引來師生捧場。他們還制作了各種咖啡小零食，參加企業舉辦的創新創意大賽。不久前，咖啡科學與工程專業學生還在比賽中捧回了金獎。

看到專業發展生機勃勃，陳治華有時會忍不住嘴角上揚。“很多師生跟我開玩笑說，這段時間你工作雖辛苦，但感覺比從前更年輕了。其實我是心情愉悅，工作勁頭更足了。”

陳治華告訴記者，這還得多謝《中國科學報》對全球首個咖啡科學與工程專業招生的報道。“現在學校在對外宣傳中所引用的數據、事例大多來自這篇文章。”

“首屆咖啡科學與工程專業招生讓專業有了人才支撐，這是我多年夢寐以求的愿望。沒有本專業人才，我們即便搞一輩子咖啡研究，心里也會失落。”陳治華說，“有了專業，又會聚了一批對咖啡充滿喜愛、勤奮刻苦的學生，讓我感覺很有盼頭。”

相關報道：《聞香識咖啡：一個新本科專業的“養成記”》（2024年7月2日《中國科學報》第4版）

李志春 先讓自己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

■本報記者 胡珉琦

復旦大學博士畢業生李志春因為“反卷”，主動選擇去一所民辦二本高校當老師，終于活出了自己想要的人生。

讓李志春沒有想到的是，2024年9月，他的故事經《中國科學報》報道后廣為傳播，甚至遠在印度、美國、埃及的朋友都紛紛跟他聯絡。最讓他開心的是，不少他帶過的已經畢業的學生也給他留言，分享他們的認同和喜悅。

時間撥回到2016年，李志春所作的選擇絕對是“非主流”，但如今，名校博士生就業不再追逐“名校”的趨勢已經顯現。學歷貶值、就業壓力劇增，連很多職業高校招聘博士畢業生的數量也逐漸增多。

與此同時，李志春看到，隨著大量民辦高校轉為公辦學校，許多普通地方高校正加速走在“卷”的路上。“這些學校先天不足，沒有大平臺、大資源，再加上財政資金緊縮，有的學校甚至要求教師拉更多橫向課題，拉不到還會扣績效。這完全是瞎搞，赤裸裸的‘學術緬北’。”

除了缺乏資源，普通高校的科研氛圍與名校也有很大差距。不過，這對從來不慕“學霸圈”的李志春來說“并不是事兒”。

“我不混跡圈子文化，那里很多人勢利得很，我就喜歡和能‘玩’到一起的人交朋友。”李志春說，“至于做科研，這是我的事情，與周圍人無關。在這樣的學校，專注科研可能不被人理解，但我享受這種‘孤獨’。”

事實上，這種“孤獨”并不意味著單打獨斗。李志春解釋說，目前的科研模式，無論文科還是理科，都要依賴一個好的團隊。只不過，這個團隊并不局限于自己所在的學校，更像一種合作網絡。

“當你在學校學習做科研時，就已經在自己感興趣的科研方向上尋找學術共同體了。你可以通過學術會議、發表文章，認識更多志同道合的同行、前輩，并努力融入這個網絡。”李志春說，無論選擇哪所學校就業，只要堅定自己的科研目標，就可以通過網絡尋求交流合作。

“但前提是，你首先要向這個共同體，尤其是研究領域的學術帶頭人證明自己的價值。當他們認可了你的價值，團隊就會主動找到你、幫助你、給你資源。”李志春說。

一些人可能會誤解，像李志春這樣選擇“二本”高校就業便意味著“躺平”，其實不然。

“我只是換一種方式努力，換一種方式讓學術變得更加純粹。這種純粹會給予我更多時間成全自己。”李志春告訴《中國科學報》，“當我們處在一個很‘卷’的環境中，就會漸漸失去熱情，不想鉆研，甚至痛恨這個學科。但如果換一個環境，也許你對這個學科更加熱愛，追求細水長流、厚積薄發。這才是一個真正做學術的生態。”

相關報道：《復旦博士到民辦高校當老師活成別人羨慕的樣子》（2024年9月10日《中國科學報》第4版）

吳曈勃 融合批判性思維，關注我的人變多了

■本報記者 溫才妃

今年7月，在全國高校批判性思維和創新教育研討會上，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教授吳曈勃關于“課題組如何運用批判性思維來培養學生”的發言引發很多人的關注。

在吳曈勃的課題組中，從成員選拔到論文寫作，本科生的科研訓練全過程都用到了批判性思維。他用批判性思維路線圖指導學生尋找科學問題，提出科學假說，進而制定實驗方案，再用實驗進行驗證、評估，得出最終結論。

“面對需要研究的科學問題，可以使用批判性思維工具——二元問題分析法，把大問題分解成小問題，找到關鍵要素，進而設計實驗進行驗證。”吳曈勃舉例道。

2024年，吳曈勃收到了很多學生的積極反饋。2019年首批加入課題組的本科生張家瑞和周致遠，今年剛開始博士后研究就獲批了中國博士后基金面上項目。他們認為，比起知識性訓練，在課題組學到的批判性思維訓練可以持續發揮作用，解決研究中不同的問題。

讓吳曈勃沒有想到的是，“作為一名將批判性思維融入科研的青年教師，今年關注我的人一下子變多了”。特別是今年9月，他的經歷被《中國科學報》報道后，多個學校、學術機構邀請他去作講座。

怎樣用批判性思維的工具培養拔尖創新人才？這是很多高校關心的問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重要路徑是科研實踐育人，特別是讓本科生早進實驗室、早進課題組、早進科研團隊。運用好批判性思維可以解決學生‘無問題、無想法、無論證’的‘三無’問題，幫助本科生做好科研。”吳曈勃說，講座中大家都非常認同這個觀點。

批判性思維還要與學科、專業相結合。今年下半學年，吳曈勃和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劉俊軍一起為該校藥學院大一新生講授“無機化學”課程。他們對課程做了整體調整，引入討論課，選了16個與無機化學和藥學相關的主題，把學生分為16個小組，每個小組做一個主題匯報。

“我們用批判性思維的‘三大啟動問題’——這是什么問題、有真的理由嗎、還有別的說法嗎，幫助他們構建主題討論框架，設計匯報內容。”吳曈勃告訴《中國科學報》，學生覺得這種思維方式更明確，否則他們不知道怎么收集信息，以及收集信息后怎么展開表述。有不少學生認為“三大啟動問題”深入人心，甚至已經融入了日常生活。

相關報道：《批判性思維要進入下一程》（2024年10月8日《中國科學報》第4版）

杜素娟 年輕人，請盡情釋放你們的欲望

■本報記者 胡珉琦

如何理解當下大學生的困境和痛苦？

2024年，華東政法大學文伯書院教授杜素娟因為對“斷親”“成長”等年輕人關注的切身議題有深入理解，并給予他們支持，被他們親切地稱呼為“網絡媽媽”。為此，圍繞大學生成長、成才話題，《中國科學報》特地對她做了專訪。

這一年里，除了接受媒體采訪，杜素娟還受邀參加了一些節目，這些都使得她在B站發布的視頻觀看量越來越高。在接受《中國科學報》回訪時，她說找自己“訴苦”的學生確實多了很多。

“但很多時候，我感到無力。”杜素娟說，“我覺得自己做的都是些修修補補的工作，只能暫時緩解學生們的‘疼痛’，卻解決不了根源性問題。跟年輕人在一起的時候，我常常會想：我究竟能幫他們什么？”

在杜素娟看來，許多年輕人看不清的痛苦、焦慮的根源來自一個荒誕的現實——如今，社會文化、網絡文化肆意播撒“優績主義”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激活了年輕人太多不恰當的欲望，進而把他們裹挾進了一個永遠無法企及，且對自己造成傷害的“陷阱”。然而，當社會資源枯竭，根本無法滿足年輕人的欲望，并造成他們焦慮、抱怨的時候，一些年長者或享受了時代紅利的人又出來“訓斥”他們，對他們說“你的欲望太多”“你不要抱怨”。

“優績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就是用有限的選擇、模式來定義成功。這本是少數精英的目標，但現在它是泛濫的，并全面滲透進我們的教育體系、家庭文化，甚至是同伴競爭中。”杜素娟直言。

“然而，欲望是一個人能量的來源，沒有欲望就沒有創造力，就不會有激情，更不會求變。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想告訴我們，如果人類沒有了欲望，文化將無法發展。”杜素娟想說的是，“年輕人，請盡情釋放你們的欲望。這個欲望應該是恰當的，是合乎每個人自身價值追求的。”

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其實很多人誤解了這句諺語。杜素娟說，人們只知道道路千萬條，但羅馬還是那個羅馬。

“事實上，有千萬條道路，就有千萬個羅馬。”杜素娟用教育做比喻，“我認為真正的教育就是讓孩子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大學，直至他們用整個一生去探索自己的羅馬，像搭積木一樣搭建出自己的羅馬，而不是一味奔向那個別人羨慕著、仰望著的羅馬。”

那么，什么是屬于自己的“羅馬”？

“這樣的羅馬就是能讓你獨立生存，且能得到精神愉悅，這就是全部。它遠沒有大家想象得那么難。”杜素娟希望年輕人勇敢起來，不被社會情緒所恐嚇、誘惑，有痛就喊痛，不認同就拒絕，堅定地走在自己的路上。

相關報道：《當最“痛苦”的一代走進大學》（2024年1月30日《中國科學報》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