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技術融入高等教育，請牢記“學習者利益”

　　日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布了2023年全球教育監測報告《技術運用于教育：誰來做主》（以下簡稱《報告》）。《報告》聚焦技術在教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既對技術對教育產生的積極作用作了闡述，又對技術加持的教育現狀進行了反思，并向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導向性建議。

　　《報告》指出，數字技術的發展潛力和應用風險共存，教育部門在權衡取舍的層面上應作更辯證、廣泛的思考，對教育數字技術評估后作出決策，以確保數字技術使用有益無害，并要從適切性、公平性、可推廣性以及可持續發展這4個原則層面反思教育領域內的技術應用。

　　在明確原則后，《報告》直面技術在應對教育領域的三大挑戰——公平與包容、質量、效率方面所起的作用，并建議學生利益應優先于任何其他考慮，特別是商業考慮。換言之，技術的使用應符合學習者的最佳利益，并與學習者和教師面對面的互動相輔相成；同時，應將技術視為清除某些障礙的支持工具，而非一種目的。

　　最后，《報告》確定了一個目標，即教育技術應摒棄過度以技術為中心的觀點，以促進學習者和教師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

　　借鑒《報告》中的維度和指標審視技術融入高等教育的具體實踐，筆者認為，當下中國高等教育存在以下四大挑戰，需引起我們的重視。

　　挑戰一：“學習者利益中心”理念尚未貫徹

　　首先要承認，當下我們在將技術融入高等教育時，尚未有效貫徹“學習者利益中心”的基本理念，這使得這種融入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形式上，均缺乏適切性。

　　在我國，技術融入高等教育、助推高等教育教學數字化的過程更多采取自上而下的推進方式。大學生發展過程中的哪些知識、能力和情感價值需要技術助力？哪些內容和形式能更好地促進學生發展？教師已有的認知和能力能否有效支撐其實施網絡課程？這些基本問題尚未思考清楚，海量網絡課程便開展起來，最終造成技術融入高等教育的表面化、硬融入、“兩張皮”等問題。

　　此過程中，“學習者利益”實際上叩問的是“誰的聲音應被傾聽”這個問題。這包括3個子問題，即互聯網時代的學習者是誰、學習者的現狀如何，以及學習者需要哪些能力。

　　在筆者看來，所謂“學習者”無疑是學生和教師。隨時隨地、全時空的學習空間和學習機會，帶來的是傳統意義上師生身份的持續轉變與認知。學習者的基本現狀是在過濾、篩選和剔除海量信息方面缺乏足夠的認知和能力，缺乏自我導向、自主學習、自身約束等能力。至于第3個子問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1 世紀技能聯盟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等機構的學生培養目標共同指向的是學生學習能力的養成，而非學生做題、解題的方式方法。

　　如此一來，培養具有思考力、創新能力、問題解決能力、交流協作能力的學生仍然是高等教育的努力方向和目標。

　　因此，教師仍然且必須是“互聯網+”時代的教學規則制定者，以及課堂有效治理的實施者及掌控者。因為在這個時代，學生有效學習要借助良好教學環境的創建，依賴于優質的師資隊伍、匠心的教學設計、互助共贏的學習氛圍，并經由養成自我探索、自我約束等習慣而實現。

　　這一切均離不開教師對學生學習行為和習慣的規范，對思維發展和突破的引導，對平等、多向互動學習環境的構建，以及對探索、探究精神的激勵。

　　因此，信息技術時代的高等教育仍應關注人，重視教育的社會維度，將“學習者利益中心”的理念貫穿于教學過程中，不可“一刀切”，而應反思利用信息技術，從“物”的層面和“人”的層面協同推進，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挑戰二：粗放型增長方式不利于提升效率和質量

　　截至2022年2月底，我國有統計的上線慕課數量超過5.25萬門，注冊用戶達3.7億，超過3.3億次在校大學生獲得慕課學分，數量和規模穩居世界第一。

　　然而，《報告》指出，沒有強有力的研究可以證明，數字技術能給教育帶來內在的附加值。同時，《報告》通過引用大規模的國際評估數據表明，過度使用數字技術與學生表現之間存在“負相關”的關系。

　　相關研究也表明，我國高校在線教學整體成效不太理想。疫情期間，很多大學生不能很好地兼顧所有學科，受自律與自主學習能力不夠、學習氛圍不融洽、師生溝通不暢等因素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大打折扣。

　　關注技術融入高等教育的效率和質量，實質上是試圖澄清技術使用本身與學習效果間的關聯度。此處需思考兩個問題——技術在融入高等教育過程中提供了什么，以及影響學習效果的因素是什么。

　　首先，技術融入高等教育更多的是搭建一個平臺或支架。然而，真正意義上的高效學習需以強大的學習動力為支撐。“互聯網+教育”給教學提供了多元、有效的平臺，但并不意味著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動力由此得到提升，更不意味著學習效果的顯性提升。

　　其次，研究表明，足夠的學習動力是學生學業成功的源泉和基本前提。因此，在平臺搭建后，還應在認真審視課程、學習、教師以及學習者等基本教育學概念和特征的基礎上，思考知識和技能如何實現系統、有效的傳遞。

　　“互聯網+教育”的課堂由學習者和教育者共同構建，并存在于實體和虛擬二元世界的學習化社區。教師和學生都應熟練掌握網絡技能，充分利用多媒體交流平臺，共同構建一個具有交互性、趣味性、互助性和個性化的學習化社區。

　　在這個社區里，師生、生生之間可以相互學習、交互評價，并可以對相關任務及問題進行及時、有效和個性化的反饋和答疑，從而實現有效的教育教學。

　　挑戰三：忽視正義價值取向導致數字鴻溝

　　《報告》指出，技術雖然為數百萬人提供了教育生命線，卻也將更多人排除在外。全球范圍內，只有40%的小學、50%的初中和65%的高中接入了互聯網；85%的國家有改善學校或學生聯通性的政策。我國高等教育數字化轉型發展的過程中，也呈現出“東強、西弱、中塌陷”的局面。

　　技術融入高等教育的正義價值取向是要明確技術為誰而融合、為誰而發展。這在本質上要回答“所有學習者能否無差別地擁有接入最新、最好的網絡終端產品”“如何消除學習者在理解、認識信息技術和數字資源方面的差異”，以及“學習者在利用信息技術和數字資源進行學習的能力差別如何彌合”這三方面的問題。

　　對此，筆者建議要追求技術正義的價值取向，打造更公平的高等教育，確保每位學習者都能享受數字技術紅利。

　　一方面，高等教育數字化轉型發展要通過數字化技術，為教與學提供全過程、智能化和個性化的服務支持，打破技術資源壁壘，滿足不同學習者的多元化學習需求，為更多學生和社會公眾提供優質的高等教育資源，為高等教育高質量內涵式發展創造條件。

　　另一方面，政府、教師和技術支撐提供者要考慮學習者所在地區和家庭的信息技術狀況，追蹤、監測和分析他們的學習過程及效果，為全體學習者提供合理支持，給予殘疾者或學習困難者更多關注和幫助。

　　此外，還要通過補償性政策與行動，為欠發達地區在基礎設施、教師培養和培訓、資源獲取等方面提供最優惠的待遇，彌合數字鴻溝，實現高等教育數字技術領域的共同富裕。

　　挑戰四：行業標準法規缺失，未形成有效監管

　　如果對技術融入高等教育的平臺和資金進行分析，不難看出資本的影子。

　　從美國的經驗看，資本趨利性特點必然產生在線教育運營者重數量、輕質量的現象，加之政策、法律監管力度的乏力，使美國在線教育質量不如預期，并引發了人們對于在線學習質量的質疑，以及如何有效問責的思考。

　　我國在高等教育與技術的融合過程中，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和挑戰。

　　技術融于高等教育中的監管與治理問題，實質上是要回答誰監管、依何監管，以及如何監管這3個基本問題。

　　在筆者看來，我們一方面要通過動態監管與治理，引導、規范、整合進入教育領域的資本、技術和服務機構；另一方面要通過持續的標準法規，引導、鼓勵學習者在應用技術時遵守法律、道德、安全等基本原則，為高等教育數字技術治理營造良好的政策法律環境。

　　首先，各利益相關方應通力合作，制定公開、統一的標準和政策法規，從而明確技術監管與治理的目標和原則，確保教育中的數字技術既有利于學習者個人的健康，又能避免對社會公平、正義及弱勢群體造成的傷害。

　　此處的利益相關方既包括政府、學界、財團、服務機構、教育部門，也包括在線或混合學習機構、大學和研究人員、私營公司、相關供應商和技術供應商，以及非營利組織和基金會等。

　　其次，要建構數字公民的質量標準，要求實施在線教學的教師與學生通過相互間的示范、引導和鼓勵，形成并倡導在應用技術時有關法律、道德和安全的原則，遵守相應政策、法規、學術道德。

　　最后，要通過依法依規的監管與治理，增加全體教育人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