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研究顯示接觸或能弱化偏見

　　2015年初秋，德國馬爾堡大學的Ulrich Wagner一直盯著新聞，直到電視上播完了其數十年的社會心理學研究成果。

　　一段拍攝自德國慕尼黑的節目顯示，數千名移民涌入該市火車站。這里距離Wagner的家鄉法拉克福300多公里。他們的到達預示著從敘利亞以及其他中東熱點地區的逃難之旅有望結束。

　　德國同胞對難民的歡迎，讓Wagner十分感動。在車站外，志愿者為難民準備了水、食物和紙尿褲。大量難民涌入慕尼黑和德國其他地區：約100萬難民進入了這個只有8000萬人口的國家。

　　這是對德國的考驗。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如果我們這樣做了，就只能贏。”

　　這些涌入的移民也變成一場巨大的社會實驗。政府能為他們提供多少社會支持？他們如何找到長期住宅？新來的人是否信奉當地的社會準則？如何不信奉會怎樣？而最為關鍵的問題之一是：個人、民間團體和政府如何處理對難民的偏見？

　　偏見普遍存在

　　盡管火車站的景象讓人鼓舞，但警報很快就拉響了。Wagner提到，這些難民被集中到若干接待中心，并要在這里待8個多月。他生活的城鎮也接受了數百難民，這些人最初被安排在帳篷里，后來是活動板房，他們被隔離周圍社區之外。

　　而Wagner等人的研究顯示，將新進入者與當地原住民進行隔離，“真不是好主意”。Wagner 指出，如果有一個因素能戰勝偏見，那就是接觸。

　　現年65歲的Wagner有整齊的灰色平頭，帶著無框眼鏡。直到2015年，他還在研究德國對土耳其外來務工人員的歧視問題。現在，他轉而關注這場難民危機，他希望通過過去的成果和創新研究指導政策，以減少對難民的歧視。

　　“這是一個新職業軌跡的起點。”Wagner說。

　　偏見根植于人類進化史，但最近一系列事件——敘利亞戰爭及難民涌入、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歐以及歐洲極右勢力抬頭，將其推向高潮。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社會心理學家Winnifred Louis表示，在過去5年，“反移民偏見激增”，而當務之急是弄清如何應對這一現狀。

　　“人類是群居動物。”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社會心理學家Rupert Brown說，“數千年來，小群體團結一致讓我們生存下來。”

　　現在，每個個體都屬于若干群體。這些群體包括鄰里、種族、宗教、球隊或政治立場等。“這些群體可能會影響我們的思維、情感和行為。”Brown說。

　　偏見也會因群體劃分。但移民，甚至是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由于其弱勢地位尤其易受攻擊。“你不是真正屬于哪里，你明顯沒有國家，你逃離了迫害或折磨你的地方。”Brown說，“而且，你還不是現在生活的城市的公民。”

　　古今人類研究顯示，偏見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對“外群體”可能造成某些威脅的知覺。這些威脅包括對經濟安全、人身安全、生活方式或國家認同等的威脅。而且，經濟危機或恐怖襲擊等因素會加重這些恐懼。

　　“我們對誰是國家一份子的定義比較狹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移民和偏見研究專家Victoria Esses說。

　　對于社會心理學家而言，這些此消彼長都是值得鼓勵的。甚至如果偏見永不消失，態度也是可能塑造的。人們可能傾向于偏見，但如果策略正確，他們也能遠離偏見。

　　影響偏見

　　現供職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Betsy Levy Paluck曾啟動一個嚴格的真實實驗，以減少群體間的偏見。2003年，Paluck還在耶魯大學讀書，她的導師問了一個問題：他正在教授一門關于政治不寬容和偏見的課程，需要引入成功的干預措施，以更新他的教學大綱。

　　“我就去圖書館，但沒有任何收獲。”Paluck說。盡管已經有了很多實驗，但她驚訝的是幾乎沒有在真實世界進行的。于是，Paluck設計了一個。她主要關注了盧旺達大屠殺帶來的后果。

　　Paluck希望檢測大眾媒體是否是偏見傳播的工具，并向非營利組織La Benevolencija求助。當時，該團體正在撰寫一部肥皂劇《黎明》。該劇描寫了兩個敵對團體最終和解的故事。

　　Paluck在全國范圍內招募參與者，觀看該劇，而她給控制組里的數百名志愿者播放的是健康和艾滋病節目。一年后，積極效應顯著。

　　肥皂劇聽眾更傾向于支持兩個種族之間的通婚。他們也更贊同人們應毫無保留地說出自己的心理創傷。“仍有無數問題有待解決。”Paluck說。例如，這些效應能持續多久？哪種宣傳能破壞它？“這需要很長時間積累證據。”她說。

　　Paluck是幸運的，她找到一部人們實際希望聽的故事。此外，該項目還強調了大眾媒體對團體的影響。

　　在加拿大，Esses及其學生Andrea Lawson研究了相關逆反效果。他們給參與者播放了一部顯示移民傳播疾病的動畫片。Esses表示，自己無法想象一部動畫片能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我非常驚訝，觀看完后，在一個總分為5到7分的體系里，人們的偏見從0.5增長到1.5。”她說。

　　媒體信息不僅會影響人們的情緒，還會影響民眾的態度。這類“間接接觸”比人們之間真實友誼更易設計，而且也能吸引注意力。

　　強調接觸

　　Brown則與意大利兒童書籍作者Laura Ferraresi為小學生編寫了一些書籍。其中一本《學校的冒險和秘密：反對兒童偏見繪本故事》描繪了非洲等地區兒童來到意大利，并與新朋友愉快相處。

　　在經過6星期的閱讀和討論后，當被問及是否愿與移民兒童玩耍時，情緒改編雖然微小但仍實際存在，在一個5分系統中，相關數值提高了0.5。但持續時間依然不明確。

　　Brown和其他許多人都認為，為了減少偏見，沒有什么能比新移民和本地人之間的積極接觸更有效的了。在加拿大，公民團體發起自愿幫助敘利亞難民家庭活動。在18個月里，加拿大人幫助了數千難民。研究人員已經看到該項目正在影響整個社會的態度。

　　“這讓民眾更積極，實際上正在改變風氣。”多倫多約克大學社會學家Christopher Kyriakides說。在項目之處，他與同事曾訪問了105位贊助者和受助難民。結果顯示，當贊助者認為難民是“自救者”而非“救援對象”時，態度更積極。

　　當然，加拿大的情況與德國有所不同。德國的情形無疑更復雜，積極接觸也更難執行。Wagner正試著鼓勵人們盡可能地融合。他還充當政府顧問，以均勻地分布難民，以避免出現難民“隔離區”。

　　在哈根大學，社會心理學家Stefan Stürmer表示，不應僅僅確保相互接觸，還應研究如何更有效。他正在研究一個學習伙伴項目——國際學生與德國本土學生搭檔。Stürmer在尋找什么將刺激本地學生幫助國際學生。

　　結果顯示，本土學生的情感十分復雜。“產生了一種移情沖擊，這種沖擊的作用十分強烈。但仍有其他情緒。”他說，例如“不安、群體焦慮、對正確行為的擔憂、提供適當的幫助。”

　　研究美國種族偏見的心理學家也發現了類似情況：由于白人擔心自己走上歧路，他們通常不愿跟黑人交往，甚至避免眼神交流。

　　但一些干預有望產生效果。但由于該領域研究過于分散，結論也存在局限。“你需要改變結構。”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社會心理學家Thomas Pettigrew曾說。這些變化可能很簡單，例如政府資助的語言課程，有一個共同的語言是保證基礎的最好方式之一。

　　政治領導也會產生影響。美國和一些歐洲政黨的反移民言論也會影響其追隨者。心理學家認為，措辭也會加重偏見。反之亦然，2015年12月，加拿大總理Justin Trudeau前往機場熱情地迎接了第一個敘利亞難民。溫尼伯大學社會心理學家Danielle Gaucher等人隨后調查了300多加拿大人對難民的態度，結果顯示這些人的態度有了顯著提高。（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