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分的競爭、簡單的撤并有可能會破壞大學學科發展的生態。這種重點建設的思路亟待轉型，高等學校的體系、學科發展的群落需要引起重視。
上周的最后一個工作日，對于蘭州大學教育學院的教師們來說，應該是職業生涯中相對特殊的一天。畢竟，那是他們作為蘭大教育學院教師身份的最后一個工作日。
7月15日，蘭州大學校方正式發布文件，宣布撤銷該校教育學院及內設機構。隨著教育學院的撤銷，校方作出了一系列專業及機構調整與人員安置。
記者注意到，這樣的調整并非蘭州大學一所學校孤立的行為。近兩年來，多所高校的教育學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等教育相關的教學科研單位遭到不同程度的裁撤。
高校這種不約而同的行為背后是怎樣的邏輯，又反映了我國高校發展中的什么問題呢？
密集的調整與裁撤
宣布撤銷教育學院的同時，蘭州大學宣布重新組建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慕課發展中心以及蘭州大學教師教學發展中心。隸屬于原教育學院的應用心理學本科專業和教育經濟與管理碩士學位授權點并入管理學院。
人員安置方面，從今年起，蘭州大學將停招應用心理學本科專業，而教育經濟與管理碩士研究生招生則將繼續。教師們則原則上并入管理學院。
同樣遭遇身份變化的還有中國傳媒大學原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老師們。今年5月前還屬于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員何雪蓮，如今的身份變成了中國傳媒大學新媒體研究院副研究員。
時間繼續向前。今年上半年，2001年12月成立的山東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最近被校方撤銷，調整到學校黨委辦公室、校長辦公室，并被更名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室。
去年11月20日，中山大學印發文件撤銷教育學院。同年4月3日，南開大學第二次黨委常委會議研究決定，取消南開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獨立處級單位建制，保留機構名稱，調整為隸屬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的非處級研究機構。
面對這一系列的教育教學科研單位被校方裁減的變化，不僅教育學領域的學者們遭到了沖擊，也有不少其他高教界人士對此產生疑問。
中國海洋大學教育系教師胡樂樂表示，在這些已經發生的改變之外，還有一些著名大學正計劃在接下來的學科和建制調整中將教育學科裁撤或者邊緣化。但在他看來，多所高校之所以有這樣的舉動，“客觀上是因為‘雙一流’建設的壓力”。壓力之下，高校需要調整相對弱勢的學科發展。
某重點高校原高教所所長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他已經被調整到其他學院工作，面對這樣的調整他不便發表評價，但他強調，一所大學應當保有對高等教育的專門研究機構，以供校方更好地咨詢及規劃大學未來的發展。
歷史與現實交織
“我們不要忘記當年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建立不是自生自發的行為，而是自上而下的推動行為。這種自上而下的硬性要求在半個世紀之后，也應該根據高校的實際情況有所調整。”何雪蓮提醒道。換言之，要解釋教育學院、高教所們目前遭遇的變化，先要理解這些機構產生的背景及發展歷史。
也在此番裁撤機構中的某高校副研究員王志（化名）告訴記者，之所以一些高校對教育學院、高教所等進行裁撤，主要還是因為發展情況并不如人意。而這一切，也要放在歷史之中理解。
與何雪蓮提到的一樣，王志告訴記者，高教所等機構的建立和發展就是由主管部門的行政命令推動的。
就在2004年，教育部辦公廳還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教育研究機構建設的意見》，提出要加強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的組織建設，使高等教育研究機構更好地發揮在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中應有的作用。
在這樣的要求下，教育學的科研教學機構出現了人才缺口，在就業方面為畢業生提供了大量機會。但隨著幾十年的發展，相關崗位已經飽和。再加上教育學在考研方面的難度和門檻都比較低，也吸引了不少希望改善教育背景的學生報考。這也使得教育學科所培養的人才供過于求。
“如今教育學專業的畢業生在就業時往往面臨窘境，不好就業，生源不如以往。面對這樣的情況，學校作出裁撤及調整是一種理性行為。但是不可否認，這也與‘雙一流’建設的壓力有關，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急功近利的行為。”王志說。
何雪蓮則為多所大學教育學科最近發生的變化提供了另一種解讀視角。她認為，這其中折射了我國高校存在的問題：人員缺乏真正的激勵機制，只進不出，干好干壞都一樣，滋生惰性，最終必須通過機構的裁撤和調整行為來加以改變。
“根據我對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有限理解，我傾向于認為此舉是好事：有能力的人可以天高任鳥飛，無能力的人也可以得到相應的對待。”她說。
對于教育學科看起來在高校改革中首當其沖的現象，何雪蓮表示，她并不認為這是教育科學的特殊現象。
她說：“所有研究機構都存在這個問題：如果研究機構自身無法高效地自組織起來，最后只有通過校方的強行行政指令推動，如果一個研究機構數十年來一直慘淡經營，那根本沒有保留的必要。如果無視具體情況，先入為主以迫害—被害二元對立來看待問題，就無法明白學術自由可能被用來掩飾低效、裙帶關系、論資排輩、尋租、謀求一己私利。”
何雪蓮從另一個角度提醒道，行政指令未必像看起來那么令人反感，而學術自由這些“好詞”實際上也未必像聽起來那么美好。
那么，遭到裁減的教育學科未來的發展之路怎么走呢？
扭轉思路，理性變革
在沖擊之下，業內人士的聲音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強調教育學科的重要性，認為大學至少需要保留研究教育的機構；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如果變革可以把高教所的職能交給市場，那也沒什么不好。
例如，胡樂樂就認為，對于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來說，教育學科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教育學科的存在能夠讓師生為學校的改革與發展獻計獻策，服務學校；另一方面，一所真正的綜合性大學需要文理兼有，而教育學是文科的重要組成部分。”
何雪蓮則表示，要辦好大學，自然需要對學校情況有所了解，但未必需要有教育學科建制。她舉例道：“就像我想要知道選舉情況，只要請專門的公司進行民意調查與分析，而不必自己辦一個調查公司一樣。”
在她看來，高校內部的實體，從行政機構到實體學院，要想切實辦好，并不需要教育學科，只要與辦得好的兄弟院校相互溝通，或者直接在一流高校的網頁了解訊息，再有的放矢地加以改進即可。
“這不像想象中那么復雜。現在世界一流高校都把自己的培養計劃、愿景以及具體操作情況明明白白地寫在網上，一個學院或機構真想辦好，直接去看看人家怎么做就好了。如果一個學院和機構連這點工作都懶得做，也可采取外包行為，針對具體問題聘請公司，由專業咨詢公司提供解決方案。”她說。
縮減規模，找準定位，培養高層次的研究人才，是幾位受訪專家為我國教育學科接下來的發展開出的“藥方”。何雪蓮認為，一所大學要辦好，首先要明確自身定位，隨后應做好兩點。
“首先，孵化和支持與自身定位直接相關的學科或工作。其二，對于與定位無關甚至相悖的學科讓馬太效應發揮作用，如果你很強，我讓你更強；你如果很弱，我還要從你這里拿走你已有的。”她說。
當然，教育學科看起來首當其沖可能只因為其更為高教專家們所關注，在重點工程建設尤其是強調“績效”的指揮棒面前，恐怕有更多的高校陸續對發展不佳、評估不靠前的弱勢學科加以裁減。
“學科評估、排名、一流學科競爭。” 教育部（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馬陸亭對于高校改革為什么要撤銷教育學院這個問題的回答點出了這三個關鍵詞。這幾個關鍵詞也會是解讀接下來高校改革的一把鑰匙。
但是在他看來，這里“也包含了部分國內一些所謂一流大學的功利性應對行為,過分的競爭、簡單的撤并有可能會破壞大學學科發展的生態”。馬陸亭強調，這種重點建設的思路亟待轉型，高等學校的體系、學科發展的群落需要引起重視。
“過去幾十年的重點建設無疑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例如‘985工程’‘211工程’使得我國的重點大學得到了世界的認可和接納，我國高校逐漸形成多元發展的局面，學校內部的高等教育基本元素得以壯大等。”馬陸亭說，當然，這些重點建設工程也有一些負面影響，但是，他強調道，“從新中國建國初期經改革開放到當今，高校重點建設工作的前提和依據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馬陸亭說，過去的重點建設方式適用于發展水平較低，需要迅速調動社會資源，使高等教育按照政府計劃和需求安排的情景，但現在，社會、經濟、教育的多樣化開始呈現，重點建設的示范性已經不足。“因此，高校的重點建設工作應該要注意適應這種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