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等談崔盧轉基因之爭：需要理性的輿論環境

　　 崔永元復旦演講引發的熱議，更像是針對轉基因科學傳播的一場討論，而不是爭議轉基因技術本身。確實如此，一直以來，圍繞轉基因的爭論，真正的問題已不在于技術本身，而是科學傳播中的“傲慢與偏見”。這一點，無論科學界還是新聞界都未能幸免。

　　轉基因科學傳播中是否存在“傲慢與偏見”？主流科學家與社科領域學者，或許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此次爭論或將成為國內轉基因科普方面的標志性事件，有助于扭轉目前國內在轉基因方面的無謂爭論，并為科學研究營造正常的外部環境。

　　中科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施一公：

　　我一直很佩服小崔的公益心，很高興看到他最近關于回歸理性討論的呼吁。

　　轉基因研究是嚴肅的科學問題，其研發應當由專業的科學家進行評價。不僅是轉基因研究，生命科學研究的各個方面都有嚴格的程序與倫理規范要求。

　　民眾關注轉基因糧食是好事，正好借此機會就轉基因等一系列科學問題進行科普，但前提是需要一個健康理性的輿論環境。

　　科學家當然有責任向民眾普及科學知識，但一方面確實不是每一位科學家都擅長科普，這是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科學家需要提高的能力；但另一方面，更好的解決方案，也許是培養出一批善于在科學家與民眾之間搭建溝通橋梁的專業科普、科技類新聞工作者。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教授劉兵：

　　看了“崔盧之爭”的報道，第一個觀感就是盧大儒這位科學家體現了一種傲慢的姿態，并且恰恰是這種姿態導致這不是一次理想的對話。崔永元說科學問題不可能和程序、倫理的問題分開，尤其是當它離開實驗室走向社會、和公眾使用發生密切聯系的時候。我認同他的說法。

　　從科學傳播角度來看，為什么轉基因的科學傳播投入很大，卻很不成功？部分原因就在于這種“盧大儒式”的科學家的態度。盧大儒在這場交鋒中的態度、立場和表現方式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這場爭論也反映出，公眾的要求是超出科學家日常的專業訓練的，科學家缺乏承擔這種社會責任的良好資質。一個極端的例子，科學家只關心實驗室里毒品如何合成，能否成功地合成，而不考慮合成后給社會帶來的危害顯然不行。

　　當然不僅科學家有缺失，整個社會對科學技術本身的理解、對科學技術與社會帶來的問題也都準備得不夠。科學家沒有起到他們的作用，從事科學傳播以及科學社會研究專家的聲音也不夠。他們都沒有起到該有的作用。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田松：

　　崔永元高校巡回第一講在清華大學，我去聽了，所以他在復旦大學的講座我大致能知道主要的內容。我認為崔永元在整個轉基因的科學傳播中展示出了一個優秀媒體人的素養。

　　科普有“三階段”的說法，依次是傳統科普、公眾理解科學、科學傳播。傳統科普是國家立場，公眾理解科學是科學共同體立場，科學傳播是公民立場。其中“公民立場”曾引起爭議，因為公民不是一個明確的主體，不是明確的利益集團，因此在現實中很難實現。現在這樣的案例終于有了。崔永元是央視離職人員，他的紀錄片也不是以中國傳媒大學教授的身份來拍的，而是一個以公民個人的身份，要回答兩個問題。紀錄片里政府是被問責的對象，科學家是被提問的對象。整個視角是平視的，呈現了公民立場。 如果需要一個相對公正的科學傳播產品的話，崔永元這樣的媒體人無疑是適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