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誠實做學問正直做人

　　此文呼應最近人民網上的一篇報道，及今年3月《光明日報》的一篇文章。（人民網的報道題為《四位科技界知名人士建言下決心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詳見：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2444910.html；《光明日報》的文章詳見：http://www.gmw.cn/content/2010-03/10/content_1069204.htm。）

　　兩年前，清華大學化生基科班的畢業生請我留言。我絞盡腦汁，想出一句代表了自己很多想法的話：做誠實的學問，做正直的人。

　　做學問必須誠實，這是基本的學術道德

　　做學問的誠實反映在兩方面。首先是有一說一，實事求是，尊重原始實驗數據的真實性。在誠實作研究的前提下，對具體實驗結果的分析、理解有偏差甚至錯誤是很常見的，這是科學發展的正常過程。可以說，許多學術論文的分析、結論和討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或偏差，這種學術問題的爭論往往是科學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越是前沿的科學研究，越容易出現錯誤理解和錯誤結論。

　　比較有名的例子是1938年，意大利著名物理學家費米獲得諾貝爾獎。其獲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發現了第93號元素。實際上，盡管費米在1934年曾報道用中子轟擊第92號元素鈾可以產生第93號元素，但德國化學家哈恩在1939年1月發表論文，證明產生的元素根本不是93號元素，而是56號元素鋇！但這個錯誤并沒有改變費米是杰出的物理學家的事實，也沒有影響他繼續在學術上的進取。費米很快提出后來用于制造原子彈的鏈式反應理論，并于1941年在哥倫比亞大學主持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應堆。

　　再舉兩個生命科學界的例子。因為發現蛋白質的磷酸化，美國生物化學家愛德蒙德·費舍爾（Edmond Fischer）和艾德溫·柯瑞伯（Edwin Krebs）于1992年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但如果仔細閱讀他們發表于20世紀50年代的幾篇關鍵學術論文，你會發現他們當時對不少具體實驗現象的理解和分析與我們現在的理解有一定差距，用今天的標準可以說不完全正確。然而，瑕不掩瑜，這些文章代表了當時最優秀最有創意的突破。美國生物化學家托馬斯·施泰茨（Thomas Steitz）是2009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之一，其獲獎的工作主要是2000年發表于《科學》周刊的兩篇文章。文章闡述了核糖體大亞基的晶體結構及蛋白質的肽鍵形成機理，這是結構生物學的精華展示。但大家也許早已遺忘，施泰茨那兩篇文章發表不久，《科學》周刊就在2001年初刊登了兩篇技術評論的文章，質疑施泰茨提出的肽鍵形成機理。說白了，有人認為施泰茨提出的機理是錯誤的。

　　舉這些例子是希望大家區分誤差（error）與造假（fabrication）的區別。比如一個實驗由于條件有限，作出了一個結論，后來別人用更先進合理的實驗手段、更豐富的實驗數據推翻了這個結論或對這一結論作了重要修正，那么第一篇文章只要詳實地報道了當時的實驗條件，就不能被稱為錯誤，更不是造假，也無須撤稿。但如果明知實驗證據不足，為了支持某個假設的結論而編造實驗條件或實驗證據，這就是造假了，視為學術不端（scientific misconduct）。

　　但誠實的學問還有另外一層重要含義：只有自己對具體實驗課題作出了相應的貢獻（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后，才應該在相關學術論文中署名。這一點，很多人作不到。即便在美國，偶爾也會出現大老板強勢署名的事情。在國內，這種事情更是屢見不鮮；更有甚者，利用其學術地位和影響力，使一些年輕學者不得不在文章里掛上自己的名字，有時還以許諾未來的科研基金來換取論文署名。其實，這種做法不僅有失學術道德，對整個學術界風氣的影響更為惡劣。

　　做人也要誠實，但更重要的是正直

　　我很難相信一個人從小到大從來沒有撒過謊，也不相信成年人的每句話都是完全真實的；很多特定環境下善意的謊言不僅合情合理，還可以得到大家的贊同；比如對危重病人的病情的適當隱瞞。但一個人應該、也完全可以一輩子正直！對一個社會、一個群體而言，必須邪不壓正。社會風氣需要正直，學術風氣更需要正直！

　　我小時候，性格好強。長大以后，也常常桀驁不馴。但無論何時何地，我難以容忍做人的不正直。講個有點離譜的故事：我從小覺得尊老愛幼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對做不到這一點的人也深惡痛絕。1988年我讀大三，在北京的公共汽車上，因為一個小伙子不肯給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讓座又不聽我的好言相勸，我只好動手，強行把他趕到了他該站的地方。在我看來，這位小伙子做人行事不夠正直。

　　全職回國兩年半了，心里最大的不快就是許許多多的人（包括有些學生）對是非曲直看著于己無關便無動于衷，這讓我非常忍受不了。每次看到媒體報道見死不救、袖手旁觀時，我都禁不住想問一下旁觀者：如果哪天你成了受害者（victim）怎么辦？后來一想：大概旁觀者都覺得輪不到自己，僥幸罷了。

　　在學術界，正直可以體現在許許多多的方面。國內盛行的學術潛規則是造成學術風氣不正的主要原因，其危害不亞于學術造假。不同的是，學術造假很容易被發現，而潛規則雖然無處不在卻很難人贓俱獲。無論以什么標準判斷，這些學術潛規則都是與正直的學術道德背道而馳的。有意思的是，盡管人人聲討潛規則，同時相當一批人又千方百計地適應、應用潛規則，使其得以“發揚光大”。

　　最大的學術潛規則是“官商勾結”。這句話似乎有點危言聳聽，卻切中時弊。它來自一位科技界領導。2008年參加某個部門的小型研討會，我發言陳述科研基金申請中潛規則的危害。我的話音未落，這位領導很激動地站起來說：“施教授，看來你還是太幼稚，低估了國內的潛規則：現在說白了就是官商勾結。”

　　我很意外，反問道：“怎么講？”

　　“官，就是我們這些有實權的局、處級領導，手握行政大權，一句話就可以確定顧問組成員和專家組組長人選。商，就是與我們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大款科學家，他們手握立項、評審大權，常常可以掌握幾億、十幾億的科研經費，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評審結果。”

　　“怎么勾結呢？”

　　“很簡單。商有求于官，因為他們需要這種權力，既可以為其本單位帶來利益，又可以利用巨大的資源來黨同伐異。而官也有求于商，不僅商的贊美之詞可以轉化為官的政績，官還可以從商那里拿到直接的好處……”

　　學術界的潛規則在實質上阻礙了科研創新，嚴重影響了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和年輕科學家的成長，對中國吸引海外最優秀的年輕科學家和高層次人才歸來起到了直接的負面作用。大家都知道它的不對，為什么不能一起自覺地抵制這些潛規則呢？

　　回國兩年多來，我數次申請過科研項目的基金，從來沒有與任何一個評委事先溝通過。我也參加過多個科研項目的評審，從來沒有向這些科研項目的任何一個申請人事先溝通過情況。這本是最基本的職業道德操守。然而，這些職業道德操守卻被我們的潛規則沖得七零八落。最后舉一個發生在我身上的例子：一次參加某個重大項目的評審，周六下午我才接到通知，可周日上午手機就收到6個陌生人（我確定從未給他們留過電話號碼）發來的短信：“請多關照”，“歡迎來我校作學術報告、考察交流”，等等。我當時很納悶：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當評委的，我的手機號碼是誰透露給他們的？科學家有科學家的職業道德，各行各業也應當有自己的職業操守。

　　后記

　　其實，這篇文章幾個月之前就已寫好。寫的時候，字斟句酌，深怕言過其實，希望只針對現象，不希望涉及到任何個人或任何部門。即便如此，成稿之后，我一直猶豫要不要公開發表。如果發表出來，一定會引起一些人的憎恨，也可能會帶來一些后果。但如果不說出來，則實在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對不起自己回國的目的，更對不起一直關心和支持我的師長、同事、朋友和學生。衷心希望這篇對事不對人的文章能起到一點促進科技體制改善的目的。從我做起，用我們每個人的自律與職業操守來促進大環境的逐漸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