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點不務正業”，一個985副教授的非典型學術路徑

6月20日，記者在成都見到鄧黎的時候，他剛從福州回來。

在福建醫科大學召開的某藥劑學教材修訂會議上，他受邀作了一個學術報告。與會的一些老師感慨：“鄧老師，今天終于見到真人了，我們偷偷用你的視頻素材教學好幾年了，就怕你去告我們。”

這句話的背景是，鄧黎拍攝了各種化學藥品在模擬人體環境中崩散消解的過程，然后把這些視頻放到了B站。鄧黎是四川大學華西藥學院副教授，他還有另一個身份——B站知名科普UP主“Initial_Pharmacy”，擁有超過15萬粉絲。

在鄧黎的鏡頭里，有的藥片會在數秒內崩解，有的藥片的膨脹、溶解則需要經歷十幾個小時，晦澀的藥物溶解理論在這里變成了美輪美奐的大片。

鄧黎趕忙勸這些與會的教授放寬心——當年開始做視頻的時候他就想過，這些視頻可以拿來輔助教學。

其實鄧黎有個更大的野心，他想把在中國上市的數千種化學藥一網打盡。換句話說，就是構建藥物崩解的可視化數據庫。如果建成，那將是一件獨一無二的功績，為中國藥品評估提供重要考量。

在一些人看來，他有點不務正業。而他的正業，應該是他的官方介紹中排在第二位的微針遞藥系統研究。

鄧黎說，微針遞藥系統研究其實是為了讓研究生完成畢業論文，他的主要心思放在了藥物可視化研究上。

鄧黎在實驗室檢查試劑。孫滔/攝

如同藥品可視化研究非主流的地位一樣，鄧黎的實驗室坐落在藥劑學系二樓的一個角落，那里原本是一個廢棄空間。他們花了7萬元把這個空間裝修一新，并作了隔音處理。

走進鄧黎的實驗室，也給人一種非典型實驗室的即視感：拍攝器材擺放得滿滿當當，一大批桶裝純凈水擺放在實驗臺上下，墻上則貼滿了他們拍攝過的花花綠綠的各種藥物的包裝盒。

兩個研究生正在24小時不間斷拍攝藥片崩解過程，每組裝置有2臺相機分別在頂機位和側機位同時拍攝。這些相機每隔30秒拍攝一張照片，也就是說每個藥片在24小時內將產生5760張照片，總共大概有55個G大小。然后，鄧黎會把這些照片進行對齊裁剪，分別生成頂機位和側機位的視頻。

他們用到的主要試劑就是純凈水，這些水需要進行酸堿度的調配，以模擬腸胃的不同環境。

在拍攝中，鄧黎有不少發現。比如對于釋放比較緩慢的治療帕金森病的鹽酸羅匹尼羅緩釋片，其3層崩解控速結構設計在視頻里一覽無余：上下兩個阻滯層阻擋了中間的含藥層與液體的接觸面積，從而完美控制了藥物的釋放速度。這正體現了他一直提倡的Seeing is Believing（眼見為實）理念。

他們需要解決一系列操作上的難題。比如配置的溶液由于拍攝時間過長會變綠，那是細菌的污染擴散了，因為模擬體溫的37℃是細菌滋生的天堂。

另一個麻煩是拍攝的對焦問題。這些藥丸或藥片在崩解過程中會發生膨脹、崩塌等形變，這會導致鏡頭失焦，這時候就需要操作者不時手動對焦。

這些藥物還會隨著崩解在溶液中發生漂移，如果將藥物固定，則容易影響頂機位的拍攝。

鄧黎還希望做一些定量分析的工作，也就是把他以前最擅長的藥物分析技能結合到可視化拍攝中來。他求助一位師弟定制了一套新的裝置：盛放藥片的器皿接了6根橡膠管，并連上電腦，這樣就可以通過定時控制來分時段收集液體，進而用高效液相色譜定量分析出藥物崩解的速度。鄧黎說，這套裝置花了2萬元。

正在拍攝中的鏡頭。孫滔/攝

鄧黎拍攝的鹽酸羅匹尼羅緩釋片的崩解。源自網絡

鄧黎跨行攝影，純屬偶然。

1998年高中畢業時，他本來打算去考飛行員，但在川大望江校區體檢時，被認定視力有問題而遭拒錄。于是，他就來到了原華西醫科大學藥學系，在2006年本校碩士畢業后留校擔任輔導員。那是一段波瀾不驚的歲月，那幾年他的最大成就是所有學生都按時畢業了。

之后，鄧黎選擇了在職讀博。等他拿到博士學位，已經年近40歲。這時候，他還是四川大學華西藥學院的講師。

跨行的機緣是不期而遇的。藥劑學系教授詹先成有一門爆款公共選修課，叫做“照相機原理及選購”。他在退休之際希望鄧黎傳承衣缽，把這門課教下去。于是鄧黎購置了不少攝影設備，在B站關注了很多UP主，開始自學攝影。

在拍了很多校園風光后，一位藥劑學系的同事給了鄧黎一個關鍵的建議。美國化學會有一些兒童科普視頻素材，比如巧克力豆在不同溶劑里的溶解過程，觀賞性極強，可以照搬過來試試。鄧黎很快依葫蘆畫瓢，用了不到一個月就把能買到的巧克力豆拍完了。

接下來做什么呢？鄧黎想到自己的專業是藥劑學，其中固體制劑如片劑是臨床使用非常廣泛的一類劑型。這些藥片和巧克力豆相似，都是片狀，但藥片的設計比巧克力豆更復雜更多樣化，自己或許可以結合藥劑學專業來拍攝，藥物的崩解過程拍下來想必也是驚艷的。

這就是鄧黎的起點。

剛開始，他的目的格外單純，只是為了把藥物崩解拍得好看一點，后來發現，這些視頻正印證了處方工藝會影響藥物釋放速度的說法，這也是藥品里quality by design（質量源于設計）的理念。那么，那些原研藥是怎么釋放出來的？它的釋放是快是慢？是先快后慢，還是勻速釋放？鄧黎想，這或許可以用來評估仿制藥的崩解特性是不是跟原研藥類似，那將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他接下來的事情就是去市場上買藥，或者通過跟醫院、制藥廠合作獲得樣品，進行拍攝。

中國自2016年開始要求國產仿制藥必須通過一致性評價，也就是說，仿制藥應該與原研藥在質量、療效上一致。

鄧黎的拍攝為仿制藥的一致性評價找到了鐵證。以治療高血壓的替米沙坦片為例，原研藥之所以釋放得更快，是因為其特殊的設計。替米沙坦片在酸性環境中不容易溶解，于是設計者在藥片里加入了堿性物質，當遇到滲透進來的酸性溶液（胃液）就會發生反應，此時藥片微環境pH值升高從而加速藥物溶解。缺失了這個設計的仿制藥會很難溶解，以致難以發揮藥效。

實驗室張貼的拍攝完的藥品包裝。孫滔/攝

在川大官網上鄧黎的12篇代表作中，有2篇與可視化有關，其中一篇是綜述，另一篇是教學研究論文。

那篇綜述發表在藥劑學領域頂級期刊《控制釋放雜志》（Journal of Controlled release）。鄧黎發現，大多數學者專注于藥物崩解的非連續性記錄，比如采用CT成像或拉曼成像來記錄，鄧黎團隊則是極少數運用光學進行藥物可視化的研究者。

鄧黎說，在評估藥物溶出度時，工業界一般是測量一定時間內藥物釋放到溶液中的量，這種方法是上世紀60年代發明的，至今沒有太多更新。鄧黎提出，為什么不考慮用現代的計算機技術、攝影技術來進行固體藥物崩解釋放全過程記錄和評估呢？至少它可以作為一個輔助手段。

《藥學研究》（Pharmaceutical Research）論文《眼見為實：延時宏觀成像技術在固體制劑形態變化中作為教研工具的應用》的發表則是出于偶然。美國普渡大學工業和物理藥學系教授Tonglei Li主動聯系鄧黎稱，他對鄧黎的視頻拍攝工作很感興趣，認為后者的工作在工業界意義非凡。 Li正是《藥學研究》的主編，希望鄧黎能夠把相關工作作一個總結，然后發表出來。

鄧黎說，這篇文章的英文編輯和潤色都是Li親自操刀，后來作為封面文章刊發。

鄧黎對科普的熱愛也是他出圈的重要因素。2023年年底，鄧黎在格致論道講壇作了一個科普報告。今年6月份，一名當年帶過的學生告訴鄧黎，他們的公司在用鄧老師的視頻給員工做培訓。鄧黎才知道，他的那個科普報告出圈了。

有藥企來找鄧黎想拍宣傳片，他們想把生產的100多個藥物品種全部拍出來，做成一個產品的時空走廊，試圖打造科技感爆棚的宣傳。只是這個規劃最后不了了之了，不過鄧黎也很慶幸，否則他的團隊這兩年就只能做這一件事情了。

可惜的是，這個方向雖然是自己獨有，但尚未得到學術圈的青睞。

鄧黎在對拍攝的素材進行后期處理。孫滔/攝

沒有頂刊，也沒有好的基金項目，想評教授是艱難的。不過鄧黎并沒有執著于此。

其實鄧黎的一些朋友反而很羨慕他目前的狀態，因為傳統的藥劑學研究已經呈白熱化競爭之勢，大家紛紛講各種新故事才能拿到基金項目，而鄧黎靠與企業的橫向課題也可以讓課題組順利運行。

在常規研究耕耘多年，鄧黎有自己的判斷：花那么多錢，養那么多細胞，做那么多動物實驗，最終的結果不外是一篇篇論文。尤其是，他在為一個新發明的納米遞送系統拍攝視頻的時候發現，論文中完美設計的系統在遇到生理鹽水時，立即就發生了沉淀，這與研究者的預期相去甚遠。這讓他對僅僅靠發表論文來換取功名產生了一絲動搖。

他有自己的打算。除了前文提及的將藥物分析結合到可視化拍攝中來，他還把目光瞄向了人工智能。

有個新招的研究生對人工智能很癡迷，于是鄧黎就想派他去學習這方面的新技能，說不定可以嘗試用機器學習的方法來獲得藥物膨脹的面積、溶出過程中的體積變化率等數據，那樣就能做一些更有說服力的研究。

如今的鄧黎想明白了一個關鍵問題，他需要一些耐心。為什么目前的可視化工作的科學創新度似乎還不夠？只有這個工作的覆蓋面足夠廣，才會找到足夠深入的方向，而“這個領域沒有任何人來競爭，完全就是我們在做”。

教研室的老師和同事們是鄧黎的堅強后盾，給了他不少激勵。有位老師鼓勵他去申報基金項目，“你可能拿不到，但可以通過這個申報去梳理一下你自己的工作，去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去看看有沒有走偏，以及有沒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去改進。”

在2020年邁入40歲之際，鄧黎終于評上了副教授。當時有個同事跟他開玩笑，“我覺得你到達了人生巔峰。”

鄧黎對此不置可否。一位相熟的同事如此評價他：“教授，恰飯的一個職業而已，我看他現在自由又專注的狀態就挺讓人羨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