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慶葆王永義：我國一流大學與世界差距在哪里

　　我國一流大學與世界的差距

　　高校招生大幅度擴大以來，我國高等教育規模先后超過俄羅斯、印度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實現了高等教育大眾化，用10年走過了其他國家30年、5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道路。尤其是“985工程”實施以來，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國一流大學的辦學條件得到明顯改善，科研水平也不斷提升。根據有關學者對中德日三組一流大學的相關統計研究，1998年以來，我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7所高校的科研產出規模發展迅速，SCIE論文總量2002年已經超過德國慕尼黑大學、哥廷根大學等7所高校，與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7所高校的差距也在逐步縮小。按我國7所大學過去10年SCIE論文年平均增長率測算，我國7所高校的SCIE論文數將在2010年以后開始超越日本的7所高校。若再以SCI數據庫統計，按科技論文數排序，自2004年以來，我國一流大學科研能力排名就一直不斷上升。從世界大學排行榜來看，根據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等機構合辦的“世界大學排名2009”，我國大陸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6所一流大學進入了榜單前200位，其中清華大學排名并列第49位，北京大學排名并列第52位。從這些方面來看，我國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可謂近在咫尺。

　　毋庸諱言，我國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相比，差距又很遠。從外在現象看，以發表論文質量來論，我國一流大學發表在Science與Nature等學術界公認的頂級期刊上的論文數量很少且不穩定，并且總體而言，以論文被引用頻率即“影響力”作為質量標準，我國一流大學的科研質量遠遠落后于其數量。比如，自1997~2007年這10年來，北京大學在物理、化學、材料科學和工程學科等領域發表的SCI論文總數分別為4247、4847、730和1217篇，遠高于哈佛大學的3876、2563、525和974篇，但在總被引頻次和平均被引頻次等代表原創性研究的指標數據上遠遠低于哈佛大學，僅以物理、化學兩科為例，北京大學的物理論文總被引頻次和平均被引頻次分別為22099和5.20，而哈佛大學為81912和21.13，北京大學的化學論文總被引頻次和平均被引頻次分別為29345和6.05，而哈佛大學為77293和30.16。以人才培養質量來論，我國一流大學這些年甚至建國以來培養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確實不能滿足國家的需要，確實缺乏像李四光、錢學森、錢三強那樣的世界著名人才，還不能說在世界科學史上占到應有的地位，與世界一流大學存在巨大差距，至今我國本土科學家還沒有實現諾貝爾獎的零的突破，而在英國僅劍橋大學就培養出80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當前，我國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主要不在學校規模和論文數量，也不完全在財力和物力的投入，最主要的差距是辦學質量和辦學水平，二者相比，更多地體現在“形似”而不是“神似”。辦學質量和水平的差距還只是一種外在差距，其本質差距在于一種理想主義。正如“畫不徒寫形，正要形神在”，說到底，我國一流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不是別的外在的因素，根本地還在缺乏一種潛在的、求真的“非功利性”理想主義。因此，我國一流大學不僅要做到有其形，更要做到有其神，進而實現形神兼備。

　　一流大學更需要理想主義

　　縱觀世界一流大學發展史，一流大學在其生成、演變、發展的背后始終隱藏和蘊含著一種理想主義。從近代偏重教學的英國式大學到偏重研究的德國式大學,再到集教學、研究與服務為一體的美國式大學,無論哪種大學理念和模式，“非功利性”理想主義都是大學“活的靈魂”。

　　一流大學是大學叢林中的中流砥柱和引領力量，是大學群體中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主力軍，是大學精神世界的主心骨，也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和科學文化水平的重要標志。一流大學理想主義的有無、多少和強弱直接關系著整個大學群體的精神境界和價值追求，對整個大學群體具有示范和導向作用，如果一流大學沒有了理想主義，那就根本不可能引領和實現教育成長、科學創新、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

　　嚴格說來，我國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是從西方引進的。一百多年前，在列強入侵、民族危亡的歷史背景下，我國大學應運而生。起初，只是為了實現“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迫切愿望，但隨著向西方學習的逐步深化，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了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的過程，國人治學也不斷地由傳統“格致”到“技術”再到“科學”轉變。至此，中國大學“求真”的意識逐漸增強，“非功利性”理想主義也有了萌芽和成長，并一度成為一種大學理念，隨之產生了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郭秉文時代的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前身)及其后來的西南聯合大學這樣一些極富“非功利性”理想主義精神的大學。尤其是西南聯合大學，在戰火紛飛、物資匱乏的抗戰時期,學校不僅沒有大樓，反而因經費不足，建校方案一改再改，高樓變成矮樓，矮樓變成平房，平房變成茅屋。有的教授們為維持基本生活甚至不得不擺地攤、事養殖，即使這樣他們也沒有忘記做學問、搞研究。條件雖然異常艱苦，但西南聯合大學的學術卻非常卓越，華羅庚、周培源、吳大猷等在這一時期的學術成果都達到了當時國際前沿水平，并且培養了后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李政道，兩彈元勛鄧稼先、朱光亞及一大批國內外著名學者。這難道不是大學理想主義光輝的經典寫照嗎?難道不是說明理想主義是引領一流大學前進的最重要的精神動力嗎?

　　可是，由于受近現代社會動蕩的侵蝕、自身“經世致用”傳統思維的限制和外部實用主義思潮的影響，五四以來的中國學者實際上并沒有擺脫以“實用理性”為核心的思維定勢，國人仍然是過度重視科學的“使用價值”而非科學的“價值”，過分把科學工具化、功利化。為此，中國大學的功利性價值取向發展到極端也會表現為一種庸俗功利主義，即學者從事學術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促進學術的發展，而只是為了謀取個人的私利。這種庸俗功利主義在中國近現代大學史上時隱時現，有時也一度甚囂塵上。針對這一現象，20世紀40年代初，朱光潛先生說：“現代所謂‘知識分子’的毛病在只看到學的狹義的‘用’，尤其是功利主義的‘用’。學問只是一種干祿的工具。我曾聽到一位教授在編成一部講義之后，心滿意足地說：‘一生吃不盡了!’”這種庸俗功利主義和“非功利性”理想主義就更是謬以千里了。因此，他提倡：“我們倘若要對于學術有所貢獻，我們要趁早培養愛真理的精神，把實用主義放在第二層上。”

　　理想主義的重建

　　當前，理想主義在國內不少大學大有日趨動搖之勢，而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卻日趨顯現：在思維方式上，支配大學研究和思考問題的仍是“經世致用”的學術價值觀。也因此，在科學研究上，將“科學”與“技術”這兩個原本不同性質的東西籠統地合稱為“科技”，對基礎研究重視不夠。在人才培養上，抱有功利主義人才觀，片面注重人力資源“開發”而非人才“養成”，片面注重依據產業行業短期需要而非依據教育長期規律培養人，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問題在中國大學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在學術風氣上，一些學者急功近利，學術研究奉行“速決戰”甚至“閃電戰”，蔑視“持久戰”;熱衷“出場率”，遠離“冷板凳”;作風漂浮，揠苗助長，甚至出現尋章摘句、造假抄襲現象。在學校管理上，官本位的行政傾向和公司化的運作模式都在嚴重腐蝕學術的獨立發展。大學作為精神燈塔的角色日趨弱化，時刻有成為“失魂的大學”的危險。

　　有鑒于此，從回歸大學的本源及反對功利主義取向的要求來說，我國大學尤其是一流大學首先要有自省意識，對自身的本質和現狀進行系統反思和深刻批判，不斷培育和養成“非功利性”理想主義，使之成為核心價值理念。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南京大學原校長蔣樹聲也曾指出，到底大學的使命是什么?

　　筆者認為，大學應該是個理想化的所在，希望學生能在理想化的環境中，成為理想化的人。具體來講，第一，重回學術本位，心無旁騖地“求真”。第二，秉承學術倫理，將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第三，“非功利性”理想主義，歸根到底表現在大學要培養出具有理想主義人格的新人。最后，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大學如何更好地服務社會。我國一流大學要順應時代的變化，傾聽社會的呼聲，采取適當的方式為國家戰略服務，尤其對中國這樣一個后發展國家更是如此。不過，必須明確，知識服務僅僅只是知識完成后的自然結果，而不是知識研究之始就指向的皈依。大學服務社會也不是簡單地服務經濟增長，更不是片面地服務企業經營，最根本的服務還是提供創新知識和創新人才。而且，在服務社會的過程中，一流大學要抵制渾渾噩噩的市儈生活，保持一種超越的生活觀，在服務社會的同時引領社會。

　　我國一流大學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時期中，仍然需要國家的財政支持、政策支持等，但“反求諸己”，一流大學缺的不是更多的外在的東西，而是更深的內在的東西，缺的就是一種本應蘊含于自身當中但還遠遠沒有被建構起來的大學理想主義。“作畫形易而神難”，為理想主義而奮斗，為提高自身的水平和品質，對我國一流大學來說，至今仍然是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

　　(作者朱慶葆系南京大學黨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教授;王永義系南京大學黨委宣傳部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