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重溫《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

　　——中國科技政策的路標與里程碑

　　如果說美國政策戰略專家萬·布什的《科學無止境的前沿》(1945年)是美國戰后科技事業發展的藍圖與圣經的話，那么中國1956年制定的《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就是新中國科技事業發展的路標與里程碑。從歷史功績與深遠影響來說，中國1956年頒布的長期發展規劃遠遠超過同期布什報告給美國所帶來的影響。

　　眾所周知，布什的報告自1945年提出，直到1950年才被國會通過，即使從影響力來看，中國1956年的發展規劃也毫不遜色。很難想象，如果沒有1956年的長期發展規劃，中國的科技事業將會是什么樣子?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中國科技事業所取得的成就，仍要感謝1956年的那份報告給我們奠定的基礎。53年后的今天，對于那份遙遠的報告，我們應該吸取什么樣的經驗呢?60年前的那些中國科技政策專家們為我們今天的政策制定留下了哪些寶貴的智慧呢?

　　縱然按照今天的標準來看，1956年的那份報告仍然可以說是一份高質量的報告。這份規劃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如下文件中：《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國家重要科學任務說明書和中心問題說明書》、《基礎科學學科規劃說明書》、《1956年緊急措施和1957年研究計劃要點》與《任務和中心問題名稱一覽》，其中主要內容就是前4個文件。它的主要目標包括：確定了“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和今后12年科技發展的主要目標。按照筆者的總結，這份報告很好地兼顧了科技發展中如下兩個層面的關系：其一，短期與長期的關系;其二，縱向與橫向的關系。這種政策制定綱領也決定了未來中國科技政策制定的范式以及科技發展的路線圖，今天我們的各項科技政策與戰略規劃的制定模式仍然是這種結構，由此可見它對中國科技事業的深遠影響。從思想觀念層面來說，這種政策范式的形而上基礎是實用主義，由此也可以發現真正的實用主義是有生命力的，尤其是在實踐層面上，它能最大程度上避免意識形態的干擾。它的薄弱之處也是相當明顯的，即對超越層面的關注不夠，這點在科技發展水平整體偏低的情況下，不容易顯現出來，當整體科技水平有了質的飛躍后，它的缺陷與不足就變得很明顯。

　　回顧新中國的科技發展史，一般來說，把這60年分成3個階段：第一階段，1956～1967;第二階段，1968～1978;第三階段，從1978至今，呈現出兩個高峰期與一個低谷期，大體來說，每一個階段都制定了一個發展規劃。1956年的發展規劃是我國第一部科技發展規劃，它僅僅實施了5年時間，各項任務指標就于1962年提前完成。至于國家在第二階段制定的《1963年至1972年科學技術規劃綱要》(簡稱《十年規劃》)，與第一個規劃在制定理念上沒有太大區別，由于文革的沖擊，這份規劃基本上是一種過渡產物，科技事業的基本指導思想仍然是1956年模式的延續。第三階段，則是改革開放的30年，我國的科技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與第一個階段相比，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第一個規劃時期，科技體制運行的背景條件是高度的計劃經濟，此時科技事業的進步是非常明顯的，而且在速度與質量兩方面達到了高度統一。第三階段科技體制運行的背景條件是市場經濟體制，科技任務的指派方式也由指令性向指導性轉變，由于市場經濟自身的特點，追求利益最大化成為共同體成員的一種內在驅動力，再加上兩種體制轉軌，導致學術規范的轉型并不徹底，由此也造成了今天我們看到的情景：一方面，中國科技事業以更快的速度迅猛發展，另一方面，科技質量出現明顯下滑，遠比不上第一個階段，目前蔓延的各類學術不端行為，就是科技質量下滑的一個標志。如果我們把質量下滑定義為一種負效率，那么我們今天的科技總體效率遠遠趕不上第一階段。把這個效率分解一下，人員、投入與產出這三個指標中，今天比1956年都高出許多，而差距恰恰在于，現在投入雖然多了，但是資源配置不合理，效率嚴重低下。第一個規劃時期，我們用少量的投入就取得了一系列奠定中國大國地位的科技成就，而今天，我們投入這么多，并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力資源儲備，卻沒有取得多少標志性的成就，這是很值得深思的問題。從宏觀的資源配置到微觀的利用效率，1956年的規劃在各個方面都算是成功的。作為一種共識，計劃體制不如市場體制，但是，頗為奇怪的是，恰恰是1956年的模式讓科技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對于政策制定來說，這里到底反映了什么問題?筆者認為，1956年的規劃更多地是針對技術與工程問題，與純科學關系不大，所以計劃模式在這個領域是有效的。當問題轉到更多的科學問題時，計劃模式就顯得僵硬了，還是市場模式的自由探索更為有效，遺憾的是我們今天的政策制定模式仍然沒有很好地區分這種差別。從這個意義上說，1956年的發展規劃，是科技政策制定中無法繞開的路標，它作為參照系，暗示出我們今天的政策制定模式應該大膽改革，而不是糾纏于到底是內容模仿，還是結構模仿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1956年規劃的路標作用在今天仍然存在。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