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努力使我國成為世界主要的科學中心、重要的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已成為國家發展到這個階段所遇到的最大關口、也是必須要闖過的一關。
尤其是如何解決“卡脖子”問題已成為國內高校面臨的最重要問題之一。
然而,很多高校基本上還只是國家科技的“戰術力量”,解決重大問題的能力還很不足。
要想成為國家的戰略科技力量,高校需要從兩個層面發力,即在應用研究上要掌握住關鍵核心技術,也就是“根技術”;在基礎研究領域產生從0到1的“種子技術”,而不僅僅是“樹枝”和“樹葉”的修剪和完善。
可以說,如果僅僅是對已有技術的豐富和完善,不管進展多大,也是一種戰術性力量,都是在別人栽的樹上結出的果實。
當然,作為我國高層次人才培養的主陣地,高校無論是解決“卡脖子”問題還是支撐科技自立自強,關鍵還在于能不能源源不斷地為國家培養出拔尖創新人才。
其實,培養拔尖人才是要花很大功夫的,培養一個基礎領域的高級人才可能比多修一公里地鐵、甚至比搞出一顆芯片還要燒錢得多。
教師:
科研應有“合理空間”
對于優秀人才的培養,成功的學校盡管方法路徑各不相同,但有一點卻是共通的,就是都擁有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
尤其在基礎學科拔尖人才培養方面,找到活躍在學術前沿的老師可以說是重中之重。
當然,一個好老師僅僅自己是人才也是不夠的,好老師一定要既教書又育人,既言傳又身教。
當年的西南聯大之所以能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培養出眾多大師級人物,其關鍵就在于當時的西南聯大名師大家薈萃,教學環境和育人氛圍很濃,老師們的科研任務和科研壓力很小,要搞科研也大多是理論方面的研究為主,老師可以將主要精力用在學生培養上。
如果老師的科研任務太重,是不太可能把學生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的,甚至培養學生成才都難以成為其“主業”,老師可能會把自己的成功放在第一位,所以科研任務不要太多、至少不要長時間過重。
反觀當下,有的學校教師的科研任務過重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要想給教師科研“減負”,首先,國家層面的資源分配不能太過于有競爭性,或太集中到某些或某類學校。
其次,對于不同類型高校中的教師應分類評價。
因為不同類型高校中,教師的科研類型和科研投入力度也各不相同,同一把尺子是很難適用于所有教師的,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導致部分教師疲于應付、無心教學。
比如,重點大學教師的人均科研經費,雖然很難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但我認為以副教授為例,當前如果保持在人均每年60—100萬元應該是相對合理的空間,如果大大超過這一區間,教師承擔的科研壓力就很有可能占用其原本應花在教學上的時間和精力。
當然,文科有著自身規律,即便對于理工農醫而言,也不是一個“死標準”。行業類高校可以略高一點,綜合類高校則可以靠近下限一些。
如果在某一個階段有很重的攻關任務,則以研究所或研究中心聘為專職科研人員為好。
但總的指導思想是一致的,就是不能因為科研任務而影響教師人才培養的中心工作,這是對一所大學本質的堅守,但長期沒有科研也是難以成為一個好老師的。
學生:
扎實基礎應與寬廣視野齊飛
基礎拔尖人才首先要有從事基礎學科的興趣、潛質,但更重要的是要與使命感結合起來。
當年西南聯大的學生之所以成為帥才、引領性人才的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有強烈的使命感,因為他們刻苦學習的動力,來自于要用科學救中國的強烈信念。
如果一個學生沒有使命感、沒有志存高遠的精神、沒有將個人成長與國家命運結合起來,也是難以成為棟梁人才的。
我們常說,只有根深才能葉茂。在川大的校園里,有一批長得很高、很茂密的榕樹,其樹根都是裸露在外面的,雖然樹干還不到一米,但其樹根方圓可以達到幾十、上百平方米。
人才培養也是如此,學生在大一、大二時,首先還是要學習扎實的專業基礎知識,大三時再考慮科研、進實驗室,進實驗室太早也不一定對人才成長有利。
關于培養學生寬廣的視野,一方面要靠高校自身的通識教育體系,讓學生在學好專業基礎知識的同時,更多地了解和探索不同專業領域。
當然也可以通過“導師組”的形式,讓學生從不同專業領域導師的身上汲取更多營養和拓展視野,這有助于培養學生多學科交叉的能力。
另一方面就是通過多到國內外高校,尤其是國外一流大學、實驗室或者科研小組交流學習,早送出去、早回來,多次、短時出去等,感受不同氛圍和環境,從而強化學生獨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維能力,視野打開得越早,學生受益周期就越長。
同時,對于此類學生,學校還應提供更有力的保障條件。
比如給予他們更有吸引力的獎學金或助學金、更有利于成長的生活環境,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生活無憂、相互干擾最小,能單人間就不雙人間,能雙人間就不四人間。
當然還需要有特別的課程體系,尤其是更具挑戰性的課程和研究型小課程單元訓練,而不是簡單地在傳統課程體系上修修補補,也不是簡單地模仿國外課程體系和教材體系,要盡量構建研究型的課程體系和開展研究型的教學活動,如果只是照本宣科,拔尖人才是出不來的。
學校:
培養拔尖人才需處理好“鍋”與“碗”關系
一般而言,人才培養本身是個長周期、慢變量的工作。不是大學幾年就能培養出來的,而是人生中要有幾次接力和轉折才能成才,而且很有可能還要接受有心栽花花不開的結果。
這些都是由于人的復雜性、生物的多樣性、時勢的不確定性所決定的,特別是戰略科學家和基礎學科拔尖人才成長的軌跡也各不相同,很難簡單復制。
也正因為如此,不同高校的基礎學科拔尖人才培養要符合自身特點,不能盲目跟在別的高校后面亦步亦趨、依樣畫葫蘆,而是要在學習其理念和思路的基礎上,發揮自身優勢。
以我所在的四川大學為例,與清華、北大相比,我們在基礎學科方面還存在差距,但川大的文理工醫學科更加齊全。
因此,他們培養基礎拔尖人才很可能主要強調的是走以興趣導向為主的路徑,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培養模式,而川大則可以結合自身特點,在興趣導向的同時,走一條以目標導向、需求導向和國家戰略導向為主的、自上而下的基礎學科人才培養路徑。
此外,從本質上看,高校培養拔尖人才更多是一種精英教育模式,在目前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大背景下,高校要想對少數拔尖人才尤其是基礎學科拔尖人才實施更好的精英教育,本身也需要一個有利于人才自由發展的大環境,并在這一大環境中營造小的精英教育氛圍。
這兩者的關系有些類似于“鍋”與“碗”的關系,如果“鍋”里的食材不好,整個學校都沒有一個好的生態和氛圍,指望把十幾個人或幾十個人圈養起來搞精英教育是很難成功的,當然盛在“碗”里的精英教育既要吸收一部分“鍋”里的精華,同時也要體現出足夠的高水平和差異化,如此才能服眾。
如何在這中間保持一種平衡,需要我們深入思考和實際探索。
(《中國科學報》記者陳彬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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