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醒民：科學的世界主義特征

　　科學具有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的特征或精神氣質。盡管在歷史上的某個時期，在某些國家和地區，在某些科學家身上，不乏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例子，但是總的來說，科學畢竟是國際主義的或世界主義的。這一特征可以說得到學界和社會的公認。薩頓言之鑿鑿：“科學是僅有的一個對于全人類都是完全共同的事業……它是把所有國家、所有民族、奉行各種綱領的最有智慧、最廣博的頭腦聯結起來的黏合劑。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從其他國家和民族所做出的發展中得到利益。”“科學就其本質而言是國際的，是不同種族的人共有的，因此它是使世界各民族人民之間聯合起來的最強有力的結合物。”懷特海注意到：“近代科學誕生于歐洲，但是卻以整個世界為家。”作為科學家的薩拉姆深有體會：“科學現在是，而且一直是全人類的共同遺產。她現在是，而且一直是人類國際主義的最高體現。”J·金甚至斷定：“科學是國際的。這不僅僅就概念上和精神上來說是這樣，而且從長遠的觀點看，永遠也是這樣。”

　　科學為什么具有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的特征呢？這是由科學的技術規范和科學方法決定的。它們保證科學知識的客觀性、似真性、普適性、一致性，是能夠為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和民族或遲或早樂于接受和利用的，是全人類共同的寶貴財富。誠如“科學家憲章”所載：“科學是進行觀察，并對觀察的結果作正確的推理，從而發現真理。無論是誰，都容易陷入謬誤，或是眼界狹窄。為了逐步消除所有的偏見，就只有對各種觀察結果以及從中引出的理論或預測這兩個方面展開直率的討論，才有希望獲得真理。為此，全世界科學家的合作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科學的這種基本性質，使它成為一種特殊的國際性的事業。”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決議這樣寫道：“自然科學是國際合作的一個多產領域。因為它本身就是國際性的，物理學和生物學的基本定律是被普遍接受的。”玻爾深知：“科學在闡明我們的知識基礎的努力中曾經團結全人類；科學是無國界的，它的成就是人類的公共財富。”中國學者任鴻雋也有真知灼見：“科學是有國際性的。這句話的意思要從兩個方面看。一方面說科學是人類智慧的公共產品，科學知識應該公開出來為全人類謀幸福，不應由少數國家或個人據為獨得之秘，阻礙人類的進步。另一方面，科學本身，須靠國際間學者的合作方能得到迅速的發展。若專靠一國學者的努力，不但會產生許多重復勞動，遲緩總是免不了的，有些工作的進展簡直是不可能的。”他還表示：“用科學方法獲得的真實知識，是有普遍性和一致性的，不因社會制度不同而有差別”，“無產階級決無拒絕接受人類所積累的實踐經驗的意思”。

　　科學的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特征，更多地是由科學的規范結構即科學精神氣質決定的，特別是科學的普遍性、公有性、非牟利性、自主性等價值表達，是支撐它的重要基石。卡梅倫言近旨遠：“科學是本世紀人性最共同、最普遍的表達，是人性無國境的最完美的模型。科學家由于接受這些價值，可以作為理想的外交家出現。正如通俗科學作家阿西莫夫提出的：‘世界上的國家在文化、語言、宗教、趣味、哲學、傳統上被分割開來，但是科學無論在哪里存在，都是相同的科學——科學家處處講相同的語言，接受相同的思維模式，為在爭取世界政府的斗爭中尋找領導者，我們難道不應該面向作為一個社會等級的科學家嗎？’”布朗言必有中：“現代科學不僅教導我們如何按照全球的尺度看待事物，而且也教導我們如何按照全球的尺度去行動，這在今日是極其寶貴的教訓。科學追求獨立于種族、膚色和信條的東西，科學事實上是在世界進行國際合作的最成功的范例；它比宗教和體育運動更成功，因為它相對地不受意識形態或競賽的妨礙。科學的這一國際性特征通過國際科學協會聯合會（JCSU）得到明證。”

　　說到科學合作，科學的本性，尤其是它的連續性、繼承性以及它的廣度之廣、深度之深，也決定科學必定是一種合作的事業。合作可以是無形的、間接的合作：后人與前人、同代人之間在思想上的借鑒與啟迪；也可以是有形的、直接的合作——科學中的一些領域和項目決非一人力所能及，甚至決非一國一蹴而就。因此，科學必須合作，科學是一種個人之間、國家之間的合作事業。薩頓對此了如指掌：“科學工作是國際合作的成果，這種合作組織日趨完善。”他還洞察到：“人們在科學創造中的國際合作是自發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和政治環境無關。”錢德拉塞卡也把科學的集體合作性視為科學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因而科學家往往是國際主義者。也許正是看到科學合作的重大意義，雷斯蒂沃甚至把全球合作的希望寄托在國際科學共同體合作的示范作用上：“世界化根植于跨社會的或跨文化的運動，……‘國際科學共同體’被認為是這樣的跨社會系統和超社會系統，科學家的活動被認為是世界化的關鍵性力量。科學家被定義為‘戰略性的人力資本’和‘精英人物’，他們的規范取向是全球合作和世界共同體的發展的基礎。”

　　我們強調科學的國際性或世界性，既不否認科學家有自己的祖國，也不否認科學家熱愛祖國并為之服務。科學家雖然有自己的祖國，但是科學家畢竟是世界公民。很多近代科學家已經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愛因斯坦：他的祖國是德國，他最后的落腳地是美國，他本人是猶太種族，但是無論在本能、情感還是理智上，他都堅定地站在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立場上。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譴責德國法西斯主義和美國麥卡錫主義，并且沒有猶太復國主義的狹隘思想，從而贏得“世界公民”的美譽。萊曼（S. H. Lehman）稱愛因斯坦“是偉大的世界公民，是這個時代真正的巨人之一”。湯川秀樹把愛因斯坦比喻為一頭理想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大象。也許正是出于這種認識，尤西姆兄弟（John and Ruth Hill Useem）以至于把不同社會的科學家創造、共享和學習的文化式樣稱為第三種文化，并認為這一式樣的文化是現代文化的決定性力量，能夠促進國際合作和全球統一。

　　許多思想家以至把未來制止戰爭、維護和平的希望寄予科學的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與人類其他事務或文化相比，科學的競爭是和平的，科學的傳播是和平的，科學確實也有利于和平。薩頓可以說是“科學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有利于和平”觀點的熱情鼓吹者。在他看來，“科學的發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觀的，這種程度在其他領域中是前所未聞的，甚至是難以想象的，因為科學發現基本上同種族條件和國家條件無關，所以它們是團結與和平的主要工具”。不用說，對于科學的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特征及其正面功能，也有人表示懷疑或否定。但是，科學畢竟是天下之公器，這一思想已經深入人心。更何況，全球科學共同體的存在堅如磐石，其發展勢如破竹，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勢力根本無法抗拒和阻擋科學的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的潮流。否則，定會落個以卵擊石、螳臂擋車的下場。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