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承宗：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先生”——今天的一個極其平常的稱呼，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學，往往是對于那些德高望重的老知識分子的尊稱。幾十年來，“楊先生”這個稱呼，在我和同學心里，就是偉大、崇高而又親切的象征。

　　我們所說的“楊先生”，是指我國放射化學奠基人楊承宗先生。今年5月27日，楊先生不幸去世，終年100歲。

　　楊先生是偉大的愛國者。在抗日戰爭中，當汪偽政權接管了上海的鐳學研究所實驗室時，楊先生毅然辭職，舍棄了他親手建立起來的實驗室，回到蘇州過清苦的生活。在新中國召喚時，他放棄了法國國家科學中心55.5萬法郎年薪的續聘，辭別恩師約里奧-居里夫人，接受了中國科學院每月1000斤小米的工資，回到祖國。

　　楊先生有著為祖國為科學獻身的崇高精神。上世紀50年代初，因科研工作急需，他冒險親自動手修復制氡設備，付出了一眼失明的代價。60年代初，他接過蘇聯人扔下的爛攤子，擔負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所用鈾原料的制備的領導重任，帶領平均年齡不足30歲的科技工作者刻苦攻關，終于制備出合格的鈾原料。

　　楊先生是偉大的教育家。他不但培養了新中國的第一代放射化學人才，還在中科大創立了中國的第一個放射化學專業，為中國的放射化學和核化學人才培養嘔心瀝血。

　　在中科大最困難的時刻，先生毅然和科大一起南遷安徽。70年初，在馬鞍山南山鐵礦的一間大房間的地鋪上，我問先生：我們學生反正要畢業的，跟學校走到哪里都一樣，你為什么也跟我們一起走？先生收起笑容，戚然說：“學校現在正遇到困難，我應當跟學校在一起。”

　　后來，楊先生參與領導了中國科大在安徽的二次創業，為科大的重新崛起作出重要貢獻。

　　他懷著仁愛之心，創辦了合肥聯合大學，開創了新中國多種力量聯合辦學的模式，是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楊先生對我的教誨和幫助，使我終生受益。

　　上大學不久，楊先生給我們介紹放射化學專業。快半個世紀了，他那天講的大多數話都已經忘記，但是下面這句話印象特別深刻——“我們這個專業要少而精是困難的”。須知，在當時，“少而精”可是“最高指示”；然而，直率的楊先生說出了他的看法。

　　1968年夏，已年近花甲的楊先生曾與我們班同學一起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在學校軍宣隊的帶領下，同住鐵道兵帳篷，在工地勞動。

　　1970年，科大搬遷，楊先生又和我們一起，在馬鞍山南山鐵礦度過了半年邊勞動邊接受“再教育”的歲月。

　　楊先生和我們年輕人一樣，勞動、開會，睡地鋪。他不怨天、不尤人，仍然很達觀，與我們聊天、談心。在他那里，看不到愁眉苦臉，聽不到唉聲嘆氣。真是孔夫子說的“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他的浩然正氣，時窮益見。

　　1970年7月，我們盼來了畢業分配。但是多年“文革”中互斗的熬煎，特別是工宣隊的極“左”行事，讓幾乎所有的同學心如死灰，恨不得馬上一走了之。楊先生卻堅決主張拍一張畢業合影。他意重情深地說，不要為一時不快而造成終生遺憾，一定要拍個全班集體照，留作永遠紀念，如果經濟有困難，他愿意資助。于是才有了我們的畢業合影。

　　在合影時，楊先生堅持不坐前排中央，而是和同學一樣按身高排列。在“文革”的特殊境況里，楊先生同樣顯示了教育家的偉大風范。

　　從學校畢業后，我仍然得到楊先生的教誨和幫助。當我遇到困難時，他告訴我：“世上絕對公平的事很難做到。我們努力做到公平合理，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八九’的數字已大大減少，終究不會減到零。”這一教導使我在以后的幾十年中，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能夠以樂觀的心情去對待。

　　楊先生親切而平等地對待我等比他小好幾十歲的學生，每次給他的問候總能得到回應，做得好還能得到他的夸獎。

　　他也關心著比我等更小幾十歲的青年人。前兩年，他讓我教學生一點古文或書法，因為“現在的年輕人缺古文教育，字也寫不好”。

　　今年4月，當部分同學和老師去醫院看望他時，他為沒來得及戴上眼鏡和假牙而抱歉。他甚至還惦記著我的身體。

　　楊先生一生為國家作出了巨大貢獻，最后還捐獻了自己的器官。他不計較名利，他常說：事情做出來就好，別的就不用管了。他是一個沒有勛章的真正的功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楊先生正是這樣一個真君子。

　　兩千六百多年前，跟著晉文公流亡列國后歸國受賞的人物大多早被人們忘記了，但是人們永遠記住了一個沒有接受授勛的人——介子推。

　　楊先生的墓碑文說：“放化英才，楊公培栽；核子燃料，楊公煉造。偉功弗居，不慕榮利。夫唯不爭，乃得永生。”相信楊先生會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作者系山東大學化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