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也說科技工作者管理中的兩難

管還是不管，這是個問題

最近，科學網上圍繞“人才重要還是規則重要”有一系列的討論，這促使我再一次思考社會管理中的種種兩難問題。

規則遵守的兩難。“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對于個體來說，養成守規矩的習慣是怎么強調也不過分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在其自傳《我的履歷書》中說，他的文盲母親教導他：你一定要好好上學，即使你上學幾年沒有學到任何知識，但是，只要通過上學養成了不遲到的習慣，那就沒有白上!這位文盲母親多么有見識!我們在教育孩子守規矩的時候，不會對他們說：“不合理的規矩可以不遵守”，因為他們還沒有適當的判斷力。而且，如果給予他們例外，他們就難以形成守規矩的自覺習慣。對于他們，不管合理不合理，是規則就要遵守，否則，不養成守規矩的習慣，害苦的是他們自己。另外，由于違反不合理的規則而受罰，倒霉的也是他們自己。即便日后破除了不合理的規矩，對原先的被處罰者給予平反處理，也是根本補償不了損失的。

可是，對于社會、對于由無數個體形成的整體，如果永遠沒人違規，就體現不出那些不合理規則的不合理性，那么就永遠不會有人去企圖改變那些規則。因此，違規未必就錯了。舉一個小例子：很多單位在修好漂亮的草坪后，都會豎一塊牌子，寫著“禁止入內!”或“小草青青，踏之何忍”之類。但是，只要這些草坪妨礙出行，多半沒人理睬那些牌子，慢慢地，人們就踩出一條有利于出行的“草間小路”來。據說，國外一些人明白了這個道理，就不是事先設計好草坪與路徑的位置，而是聽憑人們踩出一條路來。以后，將人們踩出的路(自發秩序)給鋪好，就不會再發生踐踏草坪的事了。在此例中，那些踐踏草坪者是對還是錯?那就要看從什么角度看問題。為了培養和鞏固好習慣，應該不踩草坪;為了形成自發秩序，則需要踩草坪。因此，對于個體而言，遵守規則，還是不遵守規則，還真是個問題!回答這個問題，并不比漢姆雷特回答自己提出的那個問題更容易。

科學與藝術事業發展方式的兩難。法國科學家彭加勒說過：我認為，科學對我們有用，并不在于它教會我們造機器。我認為，機器對我們有用，在于它能省出我們更多的時間來搞科學。這說明，彭加勒看重的是科學的內稟價值，而不是科學作為生產力的價值。應當說，從長遠眼光看，堅持“為藝術的藝術”，才更可能搞好藝術(當然我們不否認實用工藝品的藝術價值)，堅持“為科學的科學”，才更可能搞好科學(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巴思德的象限”的存在——既解決實際問題又有學術價值的選題)。而優秀的科學和藝術成果又可能帶來難以想象的巨大的經濟價值。法國興建凡爾賽宮，用了6年;中國興建頤和園，花了14年;明故宮的興建也歷時14年。這些建筑藝術精品都不是以掙錢為動機搞出來的。但現在，它們都是旅游收入的搖錢樹。另一方面又得看到，科學和藝術事業所需投資都是巨大的，在當代社會，作為主要投資者的政府不得不考慮短期收益，否則就沒有科學和藝術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注意短期收益的結局是，不容易創造出高水平成果。這是又一個悖論。

對科技工作者管理合適程度的兩難。科學研究是探索真理的過程，從原則上說應該是不受約束的。科研需要科學家馳騁想象力，從心理上說也不應該過多約束他們。但是，現代社會越來越信奉“權力意味著腐敗”這樣的道理。好些人覺得，任何人(無論是官員還是科學家)都不可信任，誰都不允許有過大的自由(包括科研選題的自由)，否則“漢芯”造假之類的事件就會層出不窮。于是，各種考評手段、預算規則、審計規定、監督措施紛至沓來，搞得科技人員頭都大了。管理到了這種程度，一定走向了反面：也許，嚴格的審計堵住了潛在漏洞，使潛在的違規人員不敢犯事，為國家避免了X億元的損失。但是，由于受到嚴格管理的不僅是少數潛在的違規人員，還包括許多清清白白做人的科學家，這些繁瑣、嚴苛的管理規定壓抑了他們的科學創造性，那么，這意味著多少億元的損失?誰能估計出來?從政府方面說，公共財政是納稅人的錢，花出去就要有所交代，當然要理直氣壯地考核、評估。政府錯了嗎?沒錯。被管死了的科研人員嘖有煩言錯了嗎?沒錯。這還是一個悖論。

我們各級各類管理者都應該充分認識這些兩難問題，以便不斷建立、探索合理的管理方式并對實踐證明為不合適的管理方式進行調整，這樣才能做到不事與愿違。

(作者為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研究員;原題《管還是不管，這是個問題——也說社會管理中的兩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