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錢還被“剝削”：美國的科研窘境

　　“我從事的科研有時候被稱為‘好奇心驅動的研究’。”在夏威夷大學教古生物學的Hope Jahren寫道，“這意味著我的工作永遠也不會形成有市場價值的產品、有用的機器、醫用的藥丸、強大的武器或者任何直接收益。”如果她的發現在某些絕佳機會下有實用之處的話，“那也是拜很久之后其他人所賜了，絕不會是我自己。”她寫道。

　　所以說，她是一位“純粹的”科學家——探尋問題、設計實驗，苦心孤詣研究個二十余年的那一種。她的實驗室發表過許多重要論文，其中大部分都是關于植物為何在地球上大獲成功的原因。企業巨頭不會為她投資贊助，風險投資家也不會與她共進午餐，但她仍舊獲得了獎勵。作為政府機構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為她提供了為期三年的撥款，這可不容易。

　　然而，當她拿到這筆錢之后——閱讀本文的科學家可能會習以為常，但我可是吃了一驚——結果發現，納稅人的錢居然會詭異地消失不見，哪怕它就被你攥在手中。

　　美國議會每年撥給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73億美元。扣除掉物價變動因素的話，這個數字已經一成不變有好幾十個年頭了。美國國防部每年可是能拿到5730億美元。不過，73億美元也算不錯啦。“它聽上去像是很大一筆錢，”Jahren說道，然而這筆錢需要分攤到生物學、地理學、化學、數學、物理學、心理學、社會學和某些計算機科學之中。

　　攝影：Evgenia Arbugaeva

　　在她自己所從事的古生物學這個領域中（恐龍！長毛象！進化！化石！生命史！全球變暖史！），政府提供的研究資金是600萬美元。

　　假設美國50個州每個州只有一位古生物學家，那么我們得把這個數字除以50，也就是說每位古生物學家能拿到12萬美元。實際上，Jahren每年還有3、40筆小補貼，平均每年能拿到的總錢數為16.5萬美元。假設這些科學家中有的人雇了助手，她估計“美國大約有100位受到政府資助的古生物學家。”

　　供圖：J?rg Schneider, Photo Archive, Czech Geological Survey

　　然而“每年都有更多學生畢業，”她寫道。“研究人員喜歡我們在做的事情……所以，只要我們對研究的東西有愛，就會為之而奮斗。”但學古生物學的畢業生找工作可不容易。有些人去了石油公司，有些人去了博物館，有些人為與恐龍相關的電影工作——但這可不是什么蓬勃發展的行業。伊利諾斯大學的Roy Plotnick在一篇研究中表示，校園內的古生物學教授大多是些上了年紀的人。

　　“正教授的數量大約是助理教授的4.5倍，是名譽教授的2倍。”

　　繪圖：Robert Krulwich

　　不過，工作問題并不是本文的主題。讓我們回到錢的問題上：Hope Jahren獲得了16.5萬美元來從事為期三年的科研項目。夏威夷大學在放暑假的時候不會向她支付薪水（學校放假就不向教授支付薪水，這事兒可真有夠稀罕的……）。她需要有人來幫忙，不可能所有事情都靠自己單打獨斗。

　　于是，她得為合適的助手準備預算資金。在如今這個年代，這個崗位的年薪起碼得2.5萬美元基本工資外加1萬美元的其他各項福利，這聽上去已經低到不可思議。但當她雇傭助手時，還得向學校額外交1.5萬美元的“稅”（所謂的間接成本）。“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分錢……這個稅表面上是用于支付大學的空調使用費，自動飲水機修理費，以及廁所沖洗費，但這些東西本來就是偶爾用一下而已。就因為我的實驗室在這座建筑里就得支付這樣的費用，提到這事兒就讓我‘感動’到不行。”

　　也就是說，光是雇個助手每年就得花費5萬美元——三年就是15萬美元。

　　那么，剩下還有多少錢能用來購置設備？補給物資？參加科學研討會？圣誕晚會？化學制品？她還剩1.5萬美元，相當于每年5000美元。但她還得向大學交稅，每年大概還能剩下3500美元。就這么多了。

　　繪圖：Robert Krulwich

　　當三年時間到期，她還得再申請一輪撥款好繼續研究下去，這意味著她得拿出研究成果來，證明之前的撥款有所價值，從而獲得下一輪撥款。如果能獲得多筆撥款，將有助于科學家維持自己的研究。

　　當我們談到這一次的總統競選，美國在培養科學家方面的“落后”時，Jahrens只能呵呵一笑：“美國可以說它給科學帶來了價值，但它顯然并不想為科學買單。”

　　科研從來就有別于讓人心動的商業，然而它正在變得萎縮。她說道，下次你遇到一位科學教授，可以問問她，是否有擔心過自己的實驗室數據，擔心過最后期限，擔心過設備故障，擔心過是否在嘗試破解一個無法破解的難題。“問問一位科學教授她在擔心什么。”Hope Jahren說道，“這不費時間。她會看著你的眼睛，說出一個詞：‘錢’。”